在全球化浪潮中出现经济活动本地化趋势有其内在原因，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产业地理集聚对知识创新的促进作用，在极具流动性的全球经济中形成了高密度、空间黏性的本地化经济。
经济全球化引发了动态的全球市场竞争，使竞争不再仅仅基于静态的成本比较优势和封闭经济体中的成本最小化。相反，企业、区域乃至国家的竞争成败从根本上取决于创新和对战略性差异的搜寻（Porter，2000a）。在全球化和知识经济时代中，向低成本地区分包标准化生产活动只能够减少企业的竞争劣势却无助于建立竞争优势。如果企业试图在全球竞争中保持优势，它就必须比其竞争对手更快速地学习和创造新知识。知识的学习和创造过程包含着显着的本地化要素，这些要素在全球化浪潮中为经济活动的本地化提供了新的向心力。
第二，产业地理集聚对于创新的促进作用并不是以牺牲成本为代价的，集聚本身能够产生外部经济性，降低区域内企业的生产、交易和经营成本。
这些外部经济性主要包括：专业化和互补性是外部效应的主要来源，企业越能够依靠有效率的外部（即垂直非一体化的）投入品供应源，它们的经营情况将越能够得到改善。通过与本地供应商之间的紧密联系，区域内企业即使在个体规模较小的情况下也能够获得与大规模生产相似的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同时比大规模生产方式更具柔性。本地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使企业能够以合理的成本获得经过适当培训的外部劳动力供给，从而能够更具成本效率地执行生产任务，而当企业的劳动力出现空缺时也可以得到更快速和顺利的补充。本地化企业经营活动所嵌入的社会和制度网络，降低了区域内的交易成本。一方面，本地企业间的信任关系降低了协商、监督和执行契约的成本；另一方面，声誉、长期交易等机制也能够有效地约束潜在的“道德风险”行为。
因此，尽管经济全球化竞争使企业得以凭借跨国协调活动，获得与地点无关的竞争优势。不过，全球化并未抹杀地点在竞争中的重要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全球化使先前区域所蕴含的优势“普遍化”，才更加强化了区域产业集聚对知识、学习和创新的价值。经济活动的本地化既可以看做是应对全球化竞争的一种响应，也可以看做是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一个结果。
此外，还值得进一步指出的是，当代世界经济还远未达到某些极端的全球化支持者所宣称的“完全全球化”，世界各国、各地区，甚至国家内部的各地区之间在经济、文化、社会以及制度等方面仍然存在着巨大差异，国家以及国家内部地区的各级政府仍然是协调和组织经济活动的重要力量。全球化的有限性，也为全球化进程中出现本地化趋势的合理性提供了依据。
1.2.2世界经济版图中的地方产业集群
Dicken（2003）指出，地理集群可以划分为两种类型：一般性集群和专业化集群。一般性集群反映了人类活动倾向于聚集在一起并建立起城市地区这样一个事实，由这种集聚所产生的收益在传统上也称为“城市化经济”。
各种活动的一般性集群为共同承担整套服务的供给成本提供了基础。另一方面，专业化产业集群则反映了相同或者紧密相关产业中的企业聚集于相同地点的趋势，这种集群也称为“产业区”或者“产业空间”。由专业化集群所产生的利益叫做“本地化经济”，这种集聚的基础是特定生产网络中执行不同（但相互联结）功能的企业之间的地理邻近性。在现实中，城市化经济与本地化经济往往不是那么泾渭分明，而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专业化产业集群既存在于城市地区也存在于农村地区，既存在于发达国家同时也存在于发展中国家。
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众多学科领域中的研究人员以及政策制定者对相同或紧密相关产业中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在地理空间上的集聚现象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最初这些研究主要以发达国家的产业集群为研究对象，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研究对象逐渐拓展到发展中国家的产业集群。现有研究已经发现和识别出大量的专业化产业集群，这些集群广泛分布于世界各地，涉及的产业领域从知识密集型的计算机、生物医药到低技术制造业乃至手工业。众多证据表明，专业化产业集群绝对不是个别的、孤立的，而是世界经济版图中的一种普遍现象。
在发达国家，除了第三意大利、美国硅谷、好莱坞以及英国剑桥等着名的产业集群外，还有大量极具国际竞争力的专业化产业集群散布于欧美各国。
随手拈来的实例如美国的纽约玛第森大街的广告业群、明尼阿波利斯的医学设备业群、克利夫兰的油漆和涂料业群、加利福尼亚的娱乐业群、西密歇根的办公家具业群、达尔顿的地毯业群、加利福尼亚的葡萄酒业群、马萨诸塞的制鞋业群、德国索林根的刀具业群、图特林根的外科器械业群、普福尔茨海姆的珠宝业群、斯图加特的机床业群、纽伦堡的制笔业群、韦热拉的光学仪器业群、雷姆沙伊德的工具制造业群、巴登-符腾堡的机械业群以及法国巴黎森迪尔区的网络业群、布雷勒河谷的香水玻璃瓶业群等（王缉慈，2002）。
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也同样存在着大量的专业化产业集群。这些集群虽然在产业和技术基础、组织形态以及集群的深度和广度等方面，与发达国家集群相比均有所差异，但仍然是许多发展中国家产业和经济发展的基础和亮点，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集群包括拉丁美洲的巴西Sino Valley鞋业集群、Santa Catarina制陶业及纺织服装集群、墨西哥Guadalajara鞋业集群、秘鲁Lima服装制造集群；亚洲的巴基斯坦Sialkot外科器械与运动产品集群，印度Tiruppur棉织物集群，Bangalore电子与计算机软件集群以及中国北京中关村电子信息产业集群、广东东莞信息产业集群、浙江绍兴轻纺产业集群等。即使是在工业化水平相对落后的非洲也同样存在产业集群，非洲比较有代表性的产业集群有肯尼亚Eastlands服装制造集群、加纳Suame车辆维修和金属加工集群以及南非Western Cape的服装制造集群等。
尽管不是所有（或者说大多数）产业中都会出现产业集群，但它们毫无疑问是世界经济版图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美国380个不同产业的企业集群，据估计总共雇用了全美57%的劳动力并贡献了61%的全国总产出。
地方产业区为意大利提供了30%左右的工作岗位，在1994年为该国贡献了43%的出口额。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情形也与此相类似，例如在巴西，20世纪90年代初期，Sinos Valley鞋业集群的鞋类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30%，其出口量则占到全国鞋类出口总量的80%，是巴西出口导向型制鞋工业的中心。而在中国经济发达的浙江省，截至2005年，全省工业产值亿元以上的“块状经济”共有360个，省内各产业集群工业产值约占全省工业总产值的60.9%。这些散布于全球各地的产业集群创造了世界上的大多数财富，在世界经济版图中形成了一个个色彩斑斓的“经济马赛克”。它们不仅促进了本地区的产业和经济发展，同时也是全球经济增长的区域“引擎”。
1.3发展中国家企业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1.3.1全球化与发展中国家企业发展的新机遇
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贸易程度的不断加深，是当代国际贸易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1970-1999年，发展中国家出口的平均年增长速度为12%，而同期世界总体的增速为10%，发展中国家在世界商品贸易中的份额也由原来的低于1／4提高到1／3左右。在此期间，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也有了显着的增长，1990-1999年，发展中国家间贸易已经占到他们出口总额的40%左右。伴随着出口贸易的快速增长，发展中国家出口商品的构成也发生了重大转变。在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里，工业制成品占出口商品的比重都出现了显着的提升。制成品在发展中国家全部出口商品中的份额由1980-1983年的26.0%已经跃升至1999-2003年的68.1%。
与出口贸易增长相对应的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特别是最近10年间（1995-2005年），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不仅高于此前20年的水平，也高于同期高收入国家的增速。2005年，世界总产出为61万亿美元（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比1995年的42.3万亿美元增加了45%，而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全球产出中所占比例则由原来的39%上升至46%。其中，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发展中经济体增长最为迅速，它们在全球产出中的比重由13%提高到16%。一份联合国贸发会议年度报告指出，出口收入的有力增长，激励了发展中国家的总体增长势头，从1998-2006年，发展中国家的出口翻了一番。在出口的推动下，发展中国家总体的经常项目首次普遍出现盈余。虽然按绝对收入计算，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巨大差距，但是发展中国家经济业绩和追赶发达国家的潜力大大提高。
2003-2007年，发展中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几乎增加了30%，而同期七国集团国家的增长仅为10%。
全球化至少从以下几个方面有力地促进了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发展。
（1）贸易自由化改善了发展中国家资源配置，提高了发展中国家企业的生产效率。
首先，贸易是发展中国家获得全球化收益的最基本手段，自由化的贸易体系为发展中国家的产品提供了关键的市场通路，当关税降低并且相对价格发生变化时，全球贸易体系促使发展中国家将资源重新配置到能够提高国家收入的生产活动上去。在长期内，发展中国家对技术创新、新生产结构和竞争模式做出的调整，将会产生更大的收益并持续作用于未来的经济发展。其次，贸易自由化对发展中国家企业的经济表现有强烈影响。例如，进口的增长约束了国内在位企业的行为，降低了因垄断势力造成的价格扭曲；最新资本设备、高质量中间投入品可获得性的增加，提高了企业的生产率；国际客户的严苛要求以及海外竞争对手的“最优实践”，也提高了企业的生产率水平。此外，贸易自由化还可能引发一系列连锁事件，使经济活动集中于某一城市或区域。当成本随着产出的增加而降低时，企业倾向于将生产活动放置于少数地点，从而为经济活动的地理集聚打下基础。
（2）投资与金融市场一体化程度的提高，缓解了发展中国家资本需求与供给之间的矛盾，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提供了财务支持。
流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国际资本有两种主要来源：一种是由跨国公司主导的外国直接投资（FDI）；另一种是由国际金融机构提供的各种贷款或者债券、股票等证券投资。跨国公司主导的外国直接投资是包含有形和无形资产的资产束，它不仅为发展中国家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同时也为发展中国家企业带来了更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技能。而且，相比于其他资本来源，外国直接投资要更稳定、更具长期性。因此，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都将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当作获得发展所需资源的重要渠道。外国直接投资涉及的范围也不再局限于传统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而是开始逐步向服务业、研究开发等领域拓展。除了外国直接投资外，金融全球化水平的提高也使发展中国家更易于在中短期内从国际金融市场筹措到生产性投资所需要的资金，帮助发展中国家建立功能完善、更具信用的金融市场并改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因而也能够刺激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
（3）全球生产网络、全球价值链的形成，不仅拓宽了发展中国家企业进入全球市场的通路，还为发展中国家企业的产业升级提供了机会。
全球生产领域中出现的“模块化”、“生产流程片段化”以及“价值链切片”等新型组织方式，催生了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全球生产网络和全球价值链，改变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企业之间的国际分工形式。发展中国家企业有多种参与全球网络化分工的方式：除了作为传统的原材料和初级产品供应商外，他们可以通过与旗舰企业或者跨国公司分支机构建立起零部件“供应-采购”关系，成为公司内全球生产网络的组成部分；他们可以通过“OEA”（原始设备装配）、“OEM”（原始设备制造）、“ODM”（原始设计制造）等方式承接国际外包业务，成为全球价值链和公司外全球生产网络某些生产环节的关键供应商；有些发展中国家企业甚至已经升级为价值链龙头企业或者网络旗舰，开始组建由自己主导的跨国生产网络。全球价值链或者全球生产网络，为发展中国家本土企业提供了通向远方市场的通路，推动了发展中国家本土企业的出口增长。更重要的是，全球价值链和全球生产网络还是全球知识转移的重要载体，嵌入全球网络为发展中国家本土企业提供了难得的技术学习机会，促进了这些企业技术能力的积累与提高，为发展中国家通过产业升级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