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来说，产业集群包括以下几种类型的主体：生产最终产品或提供最终服务的企业；上游的原材料、机械设备、零部件和生产服务等投入供应商；下游的销售商及销售网络、客户；侧面延伸到有互补产品的制造商；各种支持机构，如地方政府、行业协会、起支撑作用的民间团体、行业中介、金融部门以及在专业知识和技能方面起支持作用的研发培训机构，如大学、研究机构、咨询中心、培训中心等（转引自黄洁，2006）。
1.产业集群类型
很多学者对产业集群进行了分类，其中Markusen（1996）对产业集群的分类具有较大的影响。她通过对美国、日本、韩国和巴西等四个国家经济增长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区域中选取的子集进行研究，根据集群企业的特征、对外和对内的关系以及治理结构的不同，识别出了四种典型的产业区类型，分别是马歇尔式产业区、轮轴式产业区、卫星平台式产业区和国家力量依赖型产业区（转引自王辑慈，2001）。在意大利东部和北部，具有共同社会背景的人们和企业在一定自然和社会意义的地域上形成的生产综合体，即典型的马歇尔式产业集群。从产业组织特征来看，马歇尔式产业区中，大量的中小企业在特定的区域中积聚，区域内部企业之间存在密集的上下游关系，而与外部的关系则相对较少。马歇尔式产业区具有典型的区域社会、文化和制度的嵌入性，在整个生产体系上表现出典型的“弹性专精”的特点（Piore和Sabel，1984）。
从产业组织特征来看，轮轴式产业区是由一个或多个产业中的核心企业为主导，环绕一些与核心企业做产品配套的、地位相对比较弱小的供应商。核心企业一方面与区域内部的企业建立相对长期的合作关系，同时，也是更重要的，与外部的大企业建立关系；而区域内部的供应商则主要与区域中的核心企业合作。典型的例子是日本的丰田城，作为核心企业的丰田公司附近形成了众多规模相对较小的供应商。卫星平台式产业区的组织特征主要一些外部的大企业投资建立，区域内部的企业之间很少发生联系，通常是外部的大企业直接向集群企业下订单，提供原材料供应，而集群企业仅仅负责加工和生产，即“两头在外”的组织模式。国家依赖型产业区则更多的是依赖国家投入形成的积聚，例如军事基地、国防工厂、大学、监狱等等。
2.浙江产业集群特色
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浙江产业集群作为浙江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浙江产业集群的特色是以“一乡一品”、“一镇一品”为特征的“块状经济”。
据统计，浙江有52个“块状经济”的产品在国内市场的占有率达到30% 以上；在全国532种主要工业产品中，浙江有56种以“块状经济”方式形成的产品居全国第一（刘世锦，2003）。
浙江产业集群与意大利产业集群具有很大的相似性。根据我们对浙江省多个产业集群的实地调查，可以明显地感觉到浙江产业集群存在以下五个方面的重要特点：
第一，以中小企业为主。虽然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浙江的产业集群也出现过很多大企业，例如柳市低压电器产业集群中的正泰集团创立于1984年，到2005年销售收入达150亿元，已经超出了中小企业的范围。但是，绝大多数的企业还是中小企业。
第二，网络的社会嵌入性。浙江中小企业的本地社会嵌入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强调血缘关系。我们在对产业集群的调查中发现，很多集群企业都是在亲戚朋友的带动下创建的。二是强调地缘关系。与外地人相比，浙江很多产业集群的企业更愿意与本地人做生意。本地的社会文化性虽然可以提高集群企业间的交易效率，但这也带来一些问题，典型的就是三角债问题。
第三，基于利基市场的成长。尽管目前很多产业集群还面临着本地的恶性竞争问题，但是更多的产业集群已经开始走向差异化的成长道路。很多成长性较好的集群企业往往开拓了自身的利基市场，并通过各种战略构建自身在利基市场的地位。例如，永康小五金产业集群中，虽然很多企业生产保温杯，但是保温杯行业又可以细分很多利基市场。我们调查的一家生产高档摩卡壶的企业，虽然销售收入还只有8000多万元，但是据其介绍其在其利基市场上的份额已经超过30%。
第四，一般贸易为主。本地的嵌入性使得浙江的产业集群往往会形成比较完善的价值链条，所以在产品出口方面主要是以一般贸易为主。这与广东和江苏的一些产业集群不同。广东和江苏的一些产业集群主要是依托加工贸易形成的，类似马库森所提到的卫星平台式产业集群。
第五，产业升级迫在眉睫。总体来讲，浙江产业集群的市场与技术基础还比较薄弱，所以往往以低成本来获得竞争优势，但是随着本地要素成本的增加，浙江产业集群的成本优势在不断削弱，所以产业升级成为区域政府和企业家关注的焦点问题。
3.集群企业性质界定
集群企业是产业集群的微观基础。集群企业在具有一般企业特征的同时，也具有“集群特色”。由于我们的实践经验主要是来自对浙江产业集群的实地调查，在实证研究中也主要以浙江省的集群企业为抽样对象，所以本书界定的“集群特色”主要体现为浙江产业集群的特色，即以马歇尔产业区为主要特征的集群特色。下面主要从三个方面进一步对集群企业的性质进行界定。
第一，集群企业的环境。前文已经提到，浙江集群企业已经在开拓和维持起身的利基市场。所以，虽然同一产业集群中的集群企业经营的是同一大类的产品，但是，不同的企业进入不同的利基市场使得他们所处的市场环境存在较大的差异。所以，本书认为集群企业的外部市场并非同质的市场。
第二，集群企业的能力。从演化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企业在成长过程中会由于路径依赖的特征而表现出异质性的内部能力。尽管产业集群的知识基础和人员流动使得企业能力趋于同质，但是，不同的企业在吸收利用本地知识和外地知识时的选择性同样会使得集群企业能力表现为异质性。所以，本书认为集群企业内部能力会存在一定的同质性，但是企业能力的异质性对企业成长的作用越来越明显。
第三，集群企业的网络。在集群企业网络化成长过程中，本地网络无疑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浙江很多产业集群是外向型的，集群企业不仅从本地网络中获得资源支持，同时也强调外地和境外的资源支持。所以，集群企业的网络包括本地网络和外地网络。从网络的性质来看，集群企业所嵌入的社会网络和商业网络对企业成长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从研究的可操作性和已有研究方法的借鉴来看，本书在理论模型构建和实证研究中关注的是集群企业的商业网络。
4.小结
首先，本节梳理了企业成长的发展脉络，提出了企业网络化成长的概念。沿着斯密对劳动分工和市场范围关系的经典论述，企业成长研究分别形成了内生成长理论和外生成长理论。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企业网络开始成为重要的产业组织形式，引起了理论和实践界的关注，交易成本经济学和资源基础理论开始将企业网络纳入研究领域，认为企业网络是介于市场和企业之间的组织形式，是企业获得外部资源的途径。因此，企业网络化成长就是企业利用网络识别、获取和利用外部资源以实现企业成长，研究的核心问题就是揭示能够促进企业成长的最优网络模式。
其次，对企业网络模式进行界定。借鉴社会资本理论的研究成果，本书认为企业网络模式包括企业网络特征和网络资源。其中网络特征是以点和线表示的形式网络的特征，网络资源是企业通过网络可以识别、获得和利用的网络伙伴所拥有的资源。由于企业的网络特征决定了企业可以获得的网络资源，企业网络化成长的根本问题就是研究企业网络特征与企业成长的关系。
最后，对本书研究对象集群企业进行界定。与意大利产业集群类似，浙江产业集群可以归入马歇尔式产业区的类型，其具体特征表现为以本地嵌入的中小企业为主、以一般贸易和利基型成长为特征，面临紧迫的产业升级问题等。进一步对集群企业从外部环境、内部能力和企业网络进行了简要界定，认为集群企业所面临的利基市场和内部能力是异质性的，同时，在理论模式构建和实证研究中主要研究集群企业的商业网络。
1.3研究方法与内容安排
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相结合是科学研究的主要方法。研究问题提出、研究文献回顾、理论模型构建和实证数据获取与分析以及最终结论的形成是一般研究所遵循的研究思路。理论分析为本书提出问题和分析问题奠定基础，而翔实的实证研究则为进一步剖析问题、解决问题提供了依据。
1.3.1理论分析
近三十多年来，产业集群现象一直是学者、政策制定者和企业界关注的重点问题。同时，三十多年的发展也形成了众多的理论模型和分析框架。
为了了解现实中的集群企业及其网络化成长的现状，我们走访了浙江慈溪小家电产业集群、柳市低压电器产业集群、绍兴轻纺产业集群、上虞伞业集群、海宁皮革产业集群、嵊州领带产业集群、山下湖珍珠产业集群和永康小五金产业集群。同时，还用一周的时间对北京中关村产业集群进行了实地调查。
在理论分析中，我们主要关注两个问题。第一，集群企业网络化成长机制研究理论突破的方向是什么？通过文献研究和实地调查，我们认为集群企业网络化成长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主流的研究往往对现实中集群企业所表现出来的多样性（差异化）的网络化成长模式视而不见。
事实上，在演进的力量下，集群企业都面临着差异化的外部产业环境，并形成了异质性的内部能力。这些差异会影响到集群企业的网络模式选择行为，可以解释现实中集群企业网络模式的差异性。第二，应用哪些理论可以更好地解决这一问题？企业网络理论对企业网络化成长机制的相关研究以一般企业为研究对象，对企业网络特征与企业成长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已经认识到企业成长中并不存在唯一最优的网络模式，并且开始从匹配视角分析外部和内部环境因素对企业网络特征-企业成长关系的影响，但是其理论研究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因此，针对集群企业的具体实践，结合企业网络化成长机制理论已有的研究成果，应用演进分析框架，本书认为从匹配视角对集群企业网络化成长机制进行研究是产业集群理论深入研究的切入点，并从匹配视角构建了集群企业网络化成长机制模型。
1.3.2实证分析
实证研究是对理论分析所得到的理论模型的实证检验，也是目前经济管理研究主流的研究方法。本研究的实证分析工作分为企业访谈、问卷调查、统计分析和案例研究等四个部分。
1.企业访谈
为了构思研究的整体框架，我们组织并参与了多次企业访谈。在构思完成之后，我们随后进行了更具有针对性的调查，设计了基于本研究的访谈提纲，对企业中高层管理人员、政府和协会中的相关人员进行了深入访谈，了解了集群企业的外部环境和内部能力的差异性、集群企业网络刻度的方法以及集群企业网络与企业成长的可能关系，从而为框架的再完善和研究变量测量条款的修正奠定了基础。
在文献阅读的基础上，为了对产业集群和集群企业有更为直观的认识，并深入分析集群企业网络化成长的深层次机制，基于自然基金研究课题的支持，我们会同课题组的其他成员进行了三次相关的实地访谈。
2005年7月和8月，我们第一次对浙江省制造业产业集群和北京中关村高科技产业集群中的企业生存与发展现状进行了深入的访谈与调查。实地研究的主要目的是了解集群企业的关系网络及其对于企业成长的影响。
为此，我们和课题组的其他成员对浙江省的海宁皮革产业集群、慈溪小家电产业集群、柳市低压电器产业集群以及北京中关村高科技园区中的相关企业的中高层管理人员进行了深入访谈，加深了我们对我国制造业产业集群和高科技产业集群中企业之间的竞争与合作行为的感性认识。
2006年7月和8月，我们再次对浙江省集群企业的网络化成长现状进行实地研究，着重关注了集群企业本地网络和跨区域网络对集群企业成长的影响。对此，我们与课题组的其他成员走访了绍兴轻纺产业集群和诸暨山下湖珍珠产业集群中的相关政府主管部门、行业协会和企业界中高层管理人员，我们从中获得了浙江省制造业集群企业网络化成长的第一手材料，同时也进一步优化了论文研究框架的构思。
2006年12月到2007年1月，我们第三次对浙江省制造业产业集群中的个别企业进行了针对性的实地研究。本次实地访谈的主要目的是进一步优化本书研究框架的构思，确定本书研究的主要变量，收集案例研究的第一手资料（访谈提纲见附录3）。为此，我们走访了海宁皮革产业集群、慈溪小家电产业集群、柳市低压电器产业集群、永康小五金产业集群、绍兴轻纺产业集群中的个别企业，并通过深入访谈进一步加深了对浙江省制造业集群企业网络化成长机制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