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主要通过大量调查研究、收集各种资料、数据，剖析中国农村经济发展进程中的市场化及其特征，并揭示相应的环境代价。主要内容包括：（1）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现状；（2）内生的利益驱动模式；（3）市场化进程中的经济增长绩效与生态环境代价；（4）中国农村生态环境恶化的具体表现和特点。
第一节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现状
市场经济是利用市场机制调节资源配置的经济。根据世界各国的经验，运作规范和有效的市场经济体制一般具有五个主要特征：（1）个人和企业等市场主体具有独立性。即它们可根据市场信息的变化自主决策，独立地承担决策的经济风险。（2）公平、开放、统一、有序的竞争体系。
即由市场形成价格，保证各种商品和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由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作用。（3）有效的政府职能和宏观经济调控机制。即市场导向机制作为“看不见的手”与宏观调节机制“看得见的手”共同构成了“经济人”理性和国家市场之制度理性得以协调和统一的外部环境。（4）较完善的社会信用。（5）法制基础。即必须有完善的经济法规，保证经济运行的法制化。
市场化就是市场机制在经济中对资源配置发挥的作用持续增大的过程，也是指市场机制从逐步产生、发展到成熟的演变过程。中国经济的市场化开始于1978年，伴随着整个经济改革的推进，中国农村经济市场化已经走过了30年的曲折历程，市场化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整个农村经济得到了巨大的发展。
市场化进程中农村经济与生态环境的互动机理及对策研究中国农村经济30年的市场化改革是一个渐进过程。从1978年到1984年，我国在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总体格局未变的态势下进行了市场化改革，计划机制仍占主导地位，市场发育刚刚开始，虽在某些方面引入了市场机制，但基本上是在“体制外”展开的。就农村而言，这一时期农村改革率先启动，国家逐步放开和发展了集市贸易，放开了个体经营，农村及乡镇的消费品市场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并促进了小城镇生产资料市场的萌芽和产生，农村经济市场化得到了初步发展。在1984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后，我国进入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为基本特征的市场化改革。生产资料被确认为商品，国家调整了生产资料购销政策，生产资料开始进入市场。尤其是党的“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的概念和“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模式后，生产要素市场开始启动。市场化已经进入“体制内”，市场体制的框架开始显现，市场的力量和计划的力量开始抗衡，突出表现在“双轨制”并存的体制模式上。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农村经济市场化得到进一步深化，劳动力、土地、资本等各种要素市场相继形成，并得到了迅速发展，农业、牧业等也得到了很大发展，乡镇企业开始崛起。从1992年起，尤其是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总体经济的市场化进程转入“快车道”，并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为基本特征。伴随着中国经济总体市场化的进一步深化，中国农村经济的市场化进程无论在广度上还是深度上都是前所未有的。目前，国家农业指令性生产计划已全部取消，国家调拨的重要农产品占市场销售总额的比重不足2%。在农副产品收购总额中，市场调节价的份额已由1991年的57.81%上升到1996年的78.6%、2007年的96.5%。各地种粮农民也从市场化中直接受益。
2004年我国全面放开了主产区的粮食购销和价格，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粮食购销市场化和经营主体多元化的格局。这一重要举措促进了粮食增产、农民增收。由此可见，市场机制对我国农业资源配置发挥的作用趋强。
第二节内生的利益驱动模式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农业制度有四次大的变迁。每一次制度变迁都对我国农业生产以至整个国民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第一次制度变迁：土地改革。土地改革极大地解放了农业生产力，促使农村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为我国由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清除了根本性的社会制度障碍。第二次制度变迁：农业合作化运动。在“耕者有其田”的基础上发展社会主义合作经济，通过农业合作化把个体小农经济变成社会主义经济，方向是正确的。但是，农业合作化运动也确实存在着步子过快、工作过粗、形式单一等缺陷。第三次制度变迁：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本内容的农村改革。作为一项制度创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最大的绩效在于突破了计划经济模式，将亿万农民从人民公社制度下解放出来，并使农民拥有独立的生产经营决策权，实现了责权利的统一。第四次制度变迁：农业产业化经营。农业产业化经营是实现分户经营基础上的农业规模化、集约化经营，是促进农业生产向专业化、商品化、社会化转变的一项制度安排。
这些制度变迁契合中国农业的实际状况，形成了内生的利益驱动机制，充分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同等数量要素的投入取得更高的产出，对农业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1952年结束的土地改革，满足了农民几千年来对土地的渴求，解放了农业生产力，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快速恢复和发展，也促进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成立初期经济的恢复。20世纪80年代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家庭为基础，给农民带来了新的利益驱动，中国农村释放出前所未有的活力，创造了中国以至世界农业史上前所未有的农业增产、农民增收的奇迹。90年代兴起的农业产业化经营，是由多元经济利益主体参与而构成的经济共同体，它把农业生产与产品加工、运销、综合利用等环节有机结合起来，在实践中形成了“公司+农户”、“市场+农户”、“中介组织+农户”等农工贸一体化、产供销一条龙的农业生产经营机制，通过适当的利益纽带，把分散的农户组织起来，通过“龙头”走向市场，从整体上提高农业效益，推动了我国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
“市场经济是一部复杂而精良的机器，它通过价格和市场体系对个人和企业的各种经济活动进行协调。它也是一部传递信息的机器，能够将成千上万的各种不相同的个人的知识和活动汇集在一起。在没有集中的智慧或计算的情况下，它解决了一个连当今最快的超级计算机也无能为力的涉及亿万个未知变量或相关关系的生产和分配等问题。”
“对于所有者自己管理的小企业，利润似乎决定着全部的企业决策。”
“无论如何，不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不大可能幸存。企业要在竞争性行业中生存下去，就得将长远利润最大化作为它们最优先考虑的目标之一。”市场的导向是与企业的个别价值转化为社会价值直接联系在一起的，而这种转化的外在决定主要是由市场信号所引导的经营方向促成的。
一般说来，这种市场导向的机制，将引导资源自发地朝着较有利的行业和地区流动，市场供求比例的变化以及由此引起的价格波动，具有促进资源配置合理化的正效应，成为企业调节经济活动的指示器。
市场机制既是显示市场经济社会需求的偏好、实现资源配置和技术选择的机制，又是人们实现和协调各自利益的机制。市场主体以其独立明确的产权，成为“经济人”，而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成为经济运行的根本动力。
市场主体自主决策，并独立地承担决策经济风险的特征，使之形成了内生的自我约束和自我激励机制。中国农村经济的市场化改革，促进了内生利益驱动模式的形成，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农业经济的发展。
第三节市场化进程中的经济增长绩效与生态环境代价
中国在农业方面取得了瞩目的成就，但也付出了巨大的环境代价。
对生态系统的破坏在逐渐加剧，尤其是过度使用化肥和农药，导致作物种植的面源污染，使湖泊、河流、地下水和沿海海洋受到污染，农村的生态环境受到威胁，给农村和城镇带来损害。
随着农村市场化改革，内生利益激励模式形成，农业产值持续提高的同时，化肥、农药及农用塑料薄膜使用量不断攀升。与1991年相比，2005年农业产值增加了281%，亩产值增加了267%，但化肥、农药使用量也分别增加了70%和91%，每亩化肥、农药的使用量分别增加了64%和85%，农用塑料薄膜使用量则增加了174%。
我国是农业大国，农业发展离不开化肥和农药，自古以来农民就知道施肥的重要性，所以才有“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等农谚，并也得到了实证。
例如，有研究表明化肥对我国粮食单产增长的贡献率高达55%~57%，对提高总产的贡献率约30%~31%。美国科学家Smil证明，化肥提供了人类消费蛋白质的40%。目前，我国化肥对农业生产中氮投入的贡献超过75%。
由方程（2.1）、（2.3）、（2.5）可知，化肥使用量、农药使用量和农用塑料薄膜使用量对我国农业产值的弹性系数分别为2.446、1.966和1.188。可见，化肥、农药和农用塑料薄膜的增加在我国农业收入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但是，化肥、农药及农用塑料薄膜的不合理和过量使用则会给农业生态环境带来负面影响。农民施肥过多导致农村面源污染加剧，化肥生产成本和环境代价增加。据有关调查，目前我国绝大部分地区投入化肥的氮、磷、钾养分比例不合理，在大田作物上，氮肥利用率不足40%，而在蔬菜、花卉、水果等经济作物农田上，氮肥利用率只有10%左右，较欧美等发达国家低10~30个百分点。我国有1/3农户施肥过量，而且主要集中在农业发达的东部地区。我国农民每年由于盲目过量施肥造成的直接经市场化进程中农村经济与生态环境的互动机理及对策研究济损失平均每公顷达650元。因肥料使用不合理引起的危害主要体现在：农田养分非均衡化加剧，使土壤更加“吃肥”，对物质、能源投入量需求加大，耕地生产性能大幅度下降。此外，化肥利用率低，畜禽养殖业和农村生活等产生的有机肥源利用不足，造成农业和农村的面源污染。有研究证实，这是我国水污染最重要的成因，对水体氮磷富营养化的影响率超过50%，按低值计算，每年所造成的环境代价大约为730亿元。目前，在利益机制的驱动下，大棚农业已经普及，地膜污染也在加剧。2005年我国农用塑料薄膜使用量达176.2万吨，已居世界首位。据浙江省环保局2002年的局部调查，被调查区地膜平均残留量为3.78吨/平方公里，造成的减产损失达到产值的20%左右。由方程（2.2）、（2.4）、（2.6）可知，每增加一个单位的农业产值，化肥使用量将增加0.386个单位，农药使用量将增加0.495个单位，农用塑料薄膜使用量将增加2.928个单位。而且，每亩化肥使用量由1991年的12.50公斤增加到2005年的20.44公斤，每亩农药使用量由1991年的0.34公斤增加到2005年的0.63公斤。同样，随着牧业产值的提高，牲畜污染物排放大量增加。到2006年牲畜污染物的排放量已经达到25亿吨。可见，我国农业在市场化进程中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的同时，也付出了相当大的环境代价。
第四节中国农村生态环境恶化的具体表现和特点
一、当前中国农村生态环境恶化的具体表现
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农村经济快速发展，农村面貌发生巨大变化的同时，农村环境质量不断下降，生态恶化加剧的趋势尚未得到有效的控制。具体表现在：
（一）城市工业“三废”污染向农村急剧蔓延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国各地不断扩大招商引资，各类工业企业纷纷落户城郊，城市污染大户企业外迁农村，使农村生态环境受到相当大程度的破坏。据统计，2006年，工业废水排放量240.2亿吨，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2234.8万吨，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1302.1万吨。目前，土地污染的总体形势相当严峻。据不完全调查，全国受污染耕地约有1.5亿亩，污水灌溉污染耕地3250万亩，固体废弃物堆存占地和毁田200万亩，合计约占耕地总面积的1/10以上。据估算，全国每年被重金属污染的粮食达1200万吨，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超过200亿元。土地污染造成有害物质在农作物中积累，并通过食物链进入人体，引发各种疾病，最终危害人体健康。2005年，全国共发生渔业水域污染事故1028次，污染面积约9万公顷，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约6.4亿元。因环境污染造成可测算天然渔业资源经济损失45.9亿元，其中内陆水域天然渔业资源经济损失为8.1亿元，海洋天然渔业资源经济损失为37.8亿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