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分工理论。
分工思想最早由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他指出劳动分工有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增进社会国民财富。其后，马克思、列宁、马歇尔、杨格、斯蒂格勒、杨小凯、贝克尔、墨菲等都对分工进行了深入研究，进一步丰富了分工理论和思想。
马克思指出分工类型除了人与人的分工外，还有人与机器的分工、机器与机器的分工、企业内分工以及社会分工。19世纪末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从外部经济、内部经济两个角度，在工业布局、企业规模生产、企业经营职能等方面，提出劳动分工有助于报酬递增。杨格指出市场大小决定分工，而分工反过来作用于市场大小，分工是一个网络效应。1956年，美国经济学家豪塔克在《经济学与生物学》一文中指出，“没有一个经济学分支不会因对分工的进一步分析而得益。”杨小凯是新兴古典微观经济学的集大成者，他进一步发展了上述思想，用前所未有的严密数学模型阐述了劳动分工与市场的相互关系，阐明了劳动分工的基本决定因素：市场的范围被经济代理人之间的交易成本所影响，交易成本体现了自然和技术的约束，以及法律环境决定的缔约成本。杨小凯还在“企业理论和剩余权力结构”一文中，用模型证明仅在劳动分工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出现企业，且必定是劳动力的买卖比管理技术的买卖交易费用低才会产生企业。分工理论还被杨小凯用于宏观经济研究，证明了货币出现是分工演进的一个结果，纸币用作商品货币大大提高了交易效率，从而促进了分工和生产率。其后，贝克尔和墨菲等把分工看作是内生变量来解释经济增长。
融合是与分工相对应的一种经济现象。随着分工的发展，产业不断细分，产业数量不断增加，与此同时，往往会伴有与分工相对应的逆向的经济现象——融合。部分已分开产业再度融合在一起，已形成的分工界限重新模糊化。周振华认为，产业融合是产业分工模式中的一种，是新的重新分工（周振华，2003）。胡永佳认为：①一般情况下，分工带来报酬递增，但在一定的条件下，在特定的分工层次下，融合能够带来报酬递增，进一步的分工却会带来报酬递减。②融合和分工不是简单的对立和否定关系，而是有很多层次的，在相同层次，融合和分工才是对立的。在不同层次上，融合与分工可能同时发生，且相互强化。融合在消灭本层次分工时，往往带来其他层次更多的分工和专业化。③产业融合，并不等于产业内所有企业都融合。④在发生融合的企业内，企业经营范围扩大，原有社会分工变为企业内分工，企业获得范围经济，但内部协调成本会上升（胡永佳，2007）。我们认为，产业融合，当然包括特殊形式的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是产业分工过程中节律性的回归和重组织。
（5）产业演进理论和产业生命周期理论。
产业演进往往以其内部企业进入和退出、成长和消亡这样的动态演变为标志，伴随着产业边界和内部组织结构的变迁，同时，整个产业自身也存在从出生到成熟演进的过程。根据传统产业组织理论，一个产业如果高于均衡利润，就会有企业进入。而当产业处于衰退，市场范围变小，技术和产品创新不足，赢利减少时，企业就开始退出产业或消亡或转型。在产业演进过程中，只有具备符合特定产业或市场发展要求的企业，才能获得顺利成长，因此，企业往往需要适应形势的要求进行适应性调整。产业融合是产业的适应性调整，产业内的企业同样要根据这样的新形势进行适应性调整，以符合产业和市场的要求。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是工业的适应性调整，以符合现代市场竞争和现代工业的要求。
产业生命周期理论描述了产业发展变化过程中技术、产业演变的过程，一般要经历萌芽期、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这四个阶段。产业融合是为处于相对衰退的产业注入新鲜活力的方式，对原有产业进行重新自组织。新兴的融合型产业也会经历产业生命周期理论描述的这几个阶段。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为工业化提供了新的活力，促进了工业化的进一步发展，并为工业化赋予了新的内涵。
（6）模仿行为经济学理论。
模仿，不同学科对其有不同的解释。社会心理学认为模仿反映了心理和物理的双重变化，体现了人的从众效应，即羊群效应；哲学认为模仿体现了两个事物之间的相似性；经济学认为，模仿是人们互动的重要方式之一，表现为：后动经济行为主体在先动经济行为主体影响下，本着利益驱使和规避风险的动机，采取与先动经济行为主体一致行动的行为（王敏，2005）。一般情况下，模仿者经常是因为信息不足、信息不对称、不确定或存在风险而采取跟从性模仿行为。模仿者作为后发者，可以构建后发优势：①可以规避先行者遇到的风险，避免重蹈先行者的覆辙；②可以在先行者行为基础上，进行创造性模仿，使新技术或新产品更加成熟，更加完善，水平更上一层楼；③具有更强的灵活性，更好的市场定位，以及具有自己的特色和差异性；④模仿者往往能够比先行者具有更低的成本，实现规模经营。先行者为了避免被后来者模仿，往往采取知识产权保护、技术保密、生产壁垒等，保护自己的先发优势。
在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过程中，同样有先行者和后发的模仿者。由于企业对于投资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行为的信息不对称、存在风险和预期不确定性，造成企业对“两化融合”的跟风和从众。只有部分企业成功地实施“两化融合”，带来效益和回报，产业中的其他企业才会先后模仿成功企业的经验，实施“两化融合”，最终带来整个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我国推出若干个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试点示范地区正是出于这样的目的。
3.1.2 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发展的模式、动力和扩散机制
1.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发展的模式
金江军认为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发展具有以下5种模式（金江军，2009）。
（1）企业-产业互动模式。企业“两化融合”水平与该企业所处行业“两化融合”水平具有密切关系，一方面，不同行业对于“两化融合”的程度要求不一样；另一方面，行业“两化融合”水平将制约企业“两化融合”水平，而企业成功的“两化融合”示范，也将带动同行业企业的“两化融合”进程。因此，企业-产业呈现互动模式。
（2）挑战、应对模式。当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面临制约、竞争以及瓶颈问题挑战时，企业往往采用“两化融合”方式来提升生产力，提高竞争能力，实现生产方式的转型，从而显现出挑战-应对模式。
（3）雁行模式。“两化融合”带来良好经济效益后，将带动企业内部、同行业企业、别的行业企业以及区域内企业的“两化融合”实施。因实施中的起步时间、投资规模、实施领域等的区别，而形成有差别的雁行模式。雁行模式具体可分为企业内雁行模式、行业内雁行模式、行业间雁行模式、区域间雁行模式，分别表示“两化融合”在企业内、行业内、行业间、区域间实施时的带动效应和差异化。
（4）区域集群模式。在政府主导或自然形成的区域企业集群中，由于“两化融合”的大量成功深入实施，带来企业区域集群效应，从而产生某区域高水平的“两化融合”。
（5）政府主导模式。通过政府出资或政策扶持的方式，实施“两化融合”。
我们认为，除了上述模式外，还有试点示范模式和点、线、面、体全方位推进模式。
（1）试点示范模式。由于在“两化融合”实施初期，企业和地区对“两化融合”
实施方法、实施效果、实施风险、实施回报、政府政策等问题心存怀疑，以及对“两化融合”的理解深度不深，造成在“两化融合”初期的观望态度。政府通过实施“两化融合”试点示范工程和“两化融合”试点示范区域，一方面积累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经验，另一方面用实际企业的成功实例示范，带动同区域和同行业企业跟进实施“两化融合”。
目前，我国已建立“两化融合”八大试验区：上海、重庆、珠三角地区、呼包鄂（呼和浩特、包头、鄂尔多斯）地区、广州市、南京市、青岛市，以及唐山市暨曹妃甸地区。很多地区也在积极建立“两化融合”优秀试点企业。
（2）点、线、面、体全方位推进模式。从国家层面考虑，要较好地实施“两化融合”，需要从点、线、面、体全方位进行推进。点是指企业“两化融合”，线是指行业“两化融合”，面是指区域“两化融合”，体是指国家层面的“两化融合”。从四个层面入手，全方位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的融合，实现我国信息化与工业化水平的跨越式提升。
在具体实施“两化融合”时，金江军博士认为应该逐级推进，梯度展开。也就是说，信息化要在工业领域首先融合，其次再与为工业服务的生产性服务业融合，再与其他与工业相关性不大的产业融合，如农业等（金江军，2009）。
我们认为，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的实施并不是严格按照“工业→生产性服务业→其他产业”这样的方式展开的，实际上应该是多产业同时但逐步渗透融合的，不管是工业、生产性服务业还是其他产业，都应该开始实施融合，但在每个产业中，这种融合是逐步深入的，是由易到难的一个过程。因为新产品、新技术扩散时往往呈S形曲线，并往往会经历了解阶段、兴趣阶段、评估阶段、试验阶段、采纳阶段这些过程。因此，多产业同时推进融合，可以有效缩短整个社会中各产业与工业融合的进程。
鉴于各产业实施“两化融合”的要求和难度不一样，因此，在多产业同时推进的时候，工作重点要放在实施难度大、“两化融合”要求高的传统工业的改造上，如钢铁制造、轻纺业、石化行业等。政府应在政策、资金等方面对这些行业加以倾斜和重点扶持。
2.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发展的动力机制
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发展的动力可以从外部激励因素和内部激励因素两个方面来考虑。外部激励因素主要来源于5个方面。
（1）信息技术持续不断的发展、创新为“两化融合”注入新的活力。信息技术等高科技技术是知识经济时代和信息时代发展最为迅猛的领域之一，产生了大量的创新性成果和快速的发展速度，它们都为“两化融合”提供了强有力的发展动力，注入了新鲜的活力。
（2）社会需求和工业需求拉动“两化融合”广泛、深入发展。
（3）政府政策引导和扶持“两化融合”。
（4）市场竞争促动“两化融合”。由于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带来高附加值产品，从而使得企业在经济上具有高额利润回报；另一方面，由于激烈的市场竞争和全球经济一体化造成的世界市场经济竞争，迫使企业千方百计地提高生产效率和生产质量，降低生产成本，“两化融合”无疑为其取得市场竞争的胜利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5）国际经济一体化，信息时代发展，世界各国经济、科技竞争形成倒逼机制。
我们在实施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时，需要依靠这些外部激励因素，不断推动“两化融合”的深入发展。同时，针对这些因素，完善市场竞争机制，提供良好“两化融合”环境；完善信息化服务中介组织，为企业提供良好的信息化培训、资讯、技术支持等服务；做好政府引导和政策扶持工作；实施产、学、研一条龙服务，推动信息化与工业化科学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提升技术水平，建立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
外部因素作用于企业和产业，要达到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的目的，还需要在企业间产生竞争与协同，通过内部激励因素，如共生原理、羊群效应、网络经济、协同效应和竞争优势等起作用，具体阐述如下。
（1）共生是指企业和个人、企业与企业、企业与产业等之间的相互合作、共同生存的方式。在同一产业系统中，由于技术变革或模块化社会分工，造成多个企业采取共生合作的方式。对于两个互补型的产业而言，它们之间的关系也是合作共生的，共同发展和成长。例如，数字家电生产商与数字家电的数字内容提供商之间构成了共生关系。
（2）羊群效应，又叫从众效应，是指在信息不对称、预期不确定，或者存在风险的情况下，后行者会跟从先行者的选择方向。因此，羊群效应可以产生示范效应和聚集协同效应。实际上，绝大多数的创新都是在模仿基础上的创新，至少是在前人创新基础上的再次提升。当一个企业通过某种方式获得成功后，其他企业会效仿这种成功的模式，从而取得成功。对于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技术、模式的扩散，往往是在羊群效应的带动下，逐步扩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