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志军
【摘要】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七大这段重要历史时期，我们党经历五次思想大解放，从而经受住五次历史关头的严峻考验。新时期，深度研究这五次思想大解放对于今天我们进行党的建设以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有着巨大的理论指导意义和现实意义。这五次思想大解放是：从“两个凡是”的禁锢中解放出来；从姓“资”姓“社”的纠缠中解放出来；从姓“公”姓“私”的徘徊中解放出来；从“如何加强执政党建设”的困惑中解放出来；从“如何发展”的疑问中解放出来。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 改革开放 思想大解放
思想解放是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它贯穿于当代中国发展的始终。在当代中国的发展历程中每向前迈进一步都离不开思想的解放。在当代，中国共产党的每个重大决策都体现了思想解放的精神。因此可以说，当代中国发展的历程同时也是思想解放的过程。在当代，党经受住了五次重大历史关头的严峻考验，在思想理论上和政治上都愈加坚强和成熟，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也蒸蒸日上。党之所以能经受住这些严峻考验，主要是因为我党紧密结合现阶段中国国情，正视矛盾，力求突破，特别是有力地推动了五次思想大解放。
一、从“两个凡是”的禁锢中解放出来
从1976年毛泽东逝世到“文革”结束，我党处于一个重大历史关头。此时，在国内形成两股截然不同的思潮：一股是，党的主要领导人坚持“文革”路线，搞“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逾地遵循”。当时，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等报刊联合发表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继续向社会宣扬个人迷信和极左思想，这极大地体现了错误的教条主义。紧接着，全国所有报纸都纷纷隆重转载《学好文件抓住纲》这一论调。在当时，两报一刊具有与中央文件相同甚至更大的影响力。这样，“两个凡是”不胫而走，立刻就成为全社会判断政治是非的基本标准，从而使党和国家的发展步履维艰；另一股是，广大党员和群众强烈要求纠正“文革”及其“左”的错误，结束长期以来运动不断的动乱不堪的局面，于是静不下心来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此政治背景下，就应运而生了一场全党全国范围内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在这个困难时刻，邓小平主张将毛泽东思想体系看成是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不容任意分割，否则就是伪马克思主义。他有力地领导了这场讨论，将批判“两个凡是”进行到底，引导人们的思想从不合时宜的、呆板的教条中解放出来。这次思想大解放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了思想理论准备和舆论准备。
在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他对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问题进行了系统而深刻的阐述，并将其概括为党的思想路线。他指出，“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践，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邓小平在讲话中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并把它作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党在新时期的一项基本指导方针。这个讲话第一次时刻地揭露了当前我国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严重弊端，向全党提出改革的伟大任务，要求改革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提出改革的必要性与紧迫性，强调改革事关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和国家政权的安稳。因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国家政权的建设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所必然选择的目标，而思想路线问题又是贯穿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条主线，是它的精髓和活的灵魂。可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在邓小平的这个重要讲话精神指导下，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历史性的转变，这标志着我国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结束了，标志着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新局面的开始，同时还标志着邓小平理论开始萌芽。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一系列重大决策，其中包括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会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高度评价了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认为这对于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因此，十五大报告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高度评价：“这篇讲话，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国面临的何去何从的重大历史关头，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宣言书。”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作的讲话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它结束了“两个凡是”禁锢人们思想的时代，促进了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大解放，让改革开放思想深入人心，并带来了一场及其深刻的历史变革。
二、从姓“资”姓“社”的纠缠中解放出来
在党的十四大召开前后期，全党又发生了一场思想大解放。它以深化改革，解除人们关于姓“资”姓“社”问题的纠缠，破除了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的传统落后观念，确立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由于“89学潮”、“91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等重大历史事件的爆发，社会主义遭到重创，国际形势异常复杂，于是我党又一次处于新的重大历史关头。在此关键时刻，在党内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中出现了一些重大错误思想，诸如，有人认为，在计划和市场关系问题上，改革开放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主要来自经济领域，使人们在前进道路上不敢试、不敢闯。
邓小平曾经批判这些思想太“左”，由此可知原由，在发展方向上，有的人在犹豫：是“易帜”资本主义道路好，还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好？是应当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搞改革开放？还是放弃？在这个政治背景下，邓小平在1992年春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科学地回答了人们的问题，最终又让中国这条东方巨龙再次腾飞。
在1992年1月至2月，邓小平视察南方，发表了重要谈话，高瞻远瞩，冲破姓“资”姓“社”的牢笼，让人们突破了姓“资”姓“社”观念的束缚，推动了改革开放的深化进行。姓“资”姓“社”的问题使许多人不敢解放思想，不敢闯，针对此问题，邓小平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姓‘社’的问题”。他明确指出，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把改革开放看成是引进资本主义，认为“西化”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由此可见，与右相比较而言，“左”对人们的思想束缚最大，我们必须坚决抵制并防止这一思想对人们的禁锢，让人们的思想从姓“资”姓“社”的条条框框中解放出来。这样，在全党范围内又一次掀起一场浩浩荡荡的思想解放浪潮，从而使改革开放得以顺利进行。
此外，邓小平南方谈话还解决了计划和市场关系问题，并且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这个目标的确定突破了理论禁区，提出了社会主义也可搞市场经济，为人们进一步解放思想提供了便利，为十四大的召开奠定了理论和舆论基础。邓小平指出，计划和市场都是调节资源的有效手段，资本主义国家可用，社会主义国家也可用，资本主义国家也有计划，社会主义国家也有市场，这并不矛盾。在这里，邓小平遵循马克思主义原理，找到市场经济运动规律，解决了长期困扰人们关于计划和市场的关系问题，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有力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还有，邓小平提出的“三个有利于标准”不但促进了生产力的大发展，而且还有力地推动了人们的思想大解放，从而最终摆脱姓“资”姓“社”思想的束缚。总之，“南方谈话”和十四大的召开，标志着社会主义发展上了一个新台阶，意味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解放浪潮达到了又一个新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