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从姓“公”姓“私”的徘徊中解放出来
十四大以后，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非公有制经济和集体经济都发展迅速，但是国有经济的发展却举步维艰。要发展好市场经济，就必须突破这一瓶颈。在此背景下，党内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有些人表示对国有企业的改革很失望，主张搞私有化；特别是有些人认为中央制定的关于“抓大放小”国有企业政策是搞私有化。他们还采用了另一种形式：万言书。万言书似乎结合形势的发展紧扣主题对所有制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认为私有制成分过多已经威胁到了国家性质，这种观点在当时很有代表性。可见，在国有经济改革的过程中，党内在姓“公”姓“私”问题上徘徊不定。此时，中国的改革开放又到了一个重要历史关头。在此政治背景下，党中央又一次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进行思想大解放，积极应对这一严峻考验。面对这种形式，改革刻不容缓。1997年5月29日，江泽民发表了重要的“五二九”讲话，共涉及四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关于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第二，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第三，关于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第四，关于党的建设的理论。
在这四个问题中好像并没有涉及“公”与“私”的争论，甚至也没对“左”思潮的直接批判，但据现场听众说江泽民讲了许多话，尖锐地批评了“左”思潮对改革的干扰，他还引用了邓小平的一句话：“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次讲话实际上明确表达了党中央对于改革的看法，为第三次思想解放准备了条件。
1997年9月12日，党的十五大就“五二九”精神进行了进一步阐述，报告中提到三点有新意的观点：首先，提出“邓小平理论是当代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其次，再次强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并且将其进一步发扬。最后，确立新的所有制理论，以推动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其中关于“所有制的论述”在理论方面最具突破意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要全面认识公有制经济的含义，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体现在控制力上，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这是就全国而言的，有的地方、有的产业可以有所差别。公有资产占优势，要有量的优势，更要注重质的提高。
这是对多种公有制实现形式的肯定，再一次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使各种所有制形式得到了法律的监督和保障，为经济提供了一个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充分发挥企业中人的聪明才智，为中国经济再上一个新台阶起了强大的助推作用。
江泽民曾经强调，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这一制度。他还强调，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资本主义国家可用，社会主义国家同样可用。江泽民的这一重大思想使人们更加坚定了社会主义信念。他还强调，在改革开放新时期，要高举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伟大旗帜。这样，以江泽民为首的共产党人就科学地解决了中国走什么道路、何去何从的问题。并进一步解决了人们关于社会主义姓“公”姓“私”的问题，让人们从姓“公”姓“私”的徘徊中解放出来。此时，党和人们的思想得到又一次大解放。这次思想大解放为1997年12月党的十五大召开作了思想理论准备和舆论准备。
四、从“如何加强执政党建设”的困惑中解放出来
十五大以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就，我们不仅经受住了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而且还推动了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然而，也出现了一些问题：首先，党内腐败现象不断滋生蔓延，广大人民群众对执政党非常不满，而且对党的前途命运感到担忧。其次，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非公有制得到快速发展，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愈来愈大，非公有制企业中有越来越多的人要求进步，并且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于是党内有许多同志就对此情形表示非常担忧，甚至认为这会改变社会主义国家和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在此形势下，我党要搞清楚在执政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根本问题。党的十五大旗帜鲜明地提出，全党上下要兴起一股学习邓小平理论的浪潮，要求县级以上领导干部都必须参加以“三讲”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通过学习，努力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进一步掌握形成良好的党性和党风。在2000年2月，江泽民同志提出了“三个代表”主要思想。他强调：“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我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并对非公有制经济的党建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最后提出了关于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党员的要求和关于党的建设以及国家命运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让人们从“如何加强执政党建设”困惑中真正解放出来。这次思想的大解放为2002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六大作了充分的思想理论准备和舆论准备。
五、从“如何发展”的疑问中解放出来
当前，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不少问题，主要是城乡差距、区域差距逐渐扩大，就业和社会保障压力逐渐增加，人口增长、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的矛盾逐渐加剧，经济增长方式落后，经济整体素质不高和竞争力不强，人民内部矛盾出现新情况新问题，社会建设和公共事业管理亟待加强，各种消极腐败现象和犯罪活动依然严重存在，民族冲突不时发生，加上国外反华势力针对中国提出“中国威胁论”，等等。特别指出的是，当代“中国威胁论”首先是由日本人村井友秀提出。然后“‘中国威胁论’即伴随着中国的迅速发展，在西方世界广为传播”，这一错误言论严重影响我国“和谐世界”思想的普及以及我国社会主义的全面发展，因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这种言论。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正是为了解决当前中国发展中存在的种种情况和突出问题，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然而党内却有人担忧，科学发展观是让发展的速度放慢，人民得实惠减少，中国外交软弱使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逐渐降低。针对这种思潮，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2003年7月28日的讲话中提出的“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等科学发展观重大思想，后来又在党的十七大上强调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思想，有力地纠正这一错误观点。科学发展观倡导的发展思想不是让发展速度放慢，不是单纯追求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也不是外交的软弱使中国的国际地位逐渐降低，而是站在哲学的高度让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让发展成果供全社会人民共享，做到以人为本，达到社会和谐甚至世界和谐的要求，使得中国的国际地位真正得到提高。胡锦涛总书记总是强调和谐世界思想，称中国不但现在不称霸，而且将来强大后也永远不称霸，和谐世界是我们追求的终极目标。总之，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有效地排除“怎样发展，如何发展”的顾虑，同时有力地驳斥“中国威胁论”的观点。这使得人们的思想从“如何发展”的疑问中解放出来。
综上所述，从党的五次思想大解放的历程中，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到，在我们这种经济落后的国家里，人们在改革初期一般都追求衣食住行、温饱富裕这些经济层面的东西，后来，随着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和原有问题的解决，经济领域更深层次的问题逐渐暴露出来，此时，人们关于社会改革的呼声就越来越大，主要是以解决民生问题为主。这一点比较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辩证关系的原理，是社会发展规律的生动再现。当前的问题主要是：当前，当经济体制改革逐渐深入，与政治因素发生激烈相撞；当社会矛盾与改革中的经济问题发生对撞；当经济体制改革与传统的政治体制产生矛盾时，我们应当思考再来一次思想大解放，促使生产力进一步大发展，进而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向发展。
实际上，党的十七大是对思想解放进行一次再动员大会。党的十七大报告在引言中就明确指出：“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随后，党的十七大报告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大理论的概括上，在社会主义建设四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阐述上，都体现出党将进一步继续解放思想。党的十七大报告把解放思想称为“一大法宝”，充分说明我党高度重视思想解放，充分说明当前继续解放思想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但是，由于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已进入新阶段，由于当今的问题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民生等一系列复杂问题，所以，今天在解放思想上所面临的形势特别严峻，特别是当政治与经济、社会与民生这些问题杂糅在一起时，解放思想的难度将更大。因此，这次思想大解放和改革应如何进行，这恐怕是我们需认真思考并加以解决的问题。总结这五次思想大解放，都是在警惕“右”的同时主要防止“左”；每一次思想解放都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巨大的思想理论贡献；都要推动生产力的大发展；我们都知道，每一次思想解放与改革都举步维艰，但只要我们牢牢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必然会使得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最终胜利。总之，当代党的五次思想大解放给全党和全国人民带来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都是巨大的，我们必须高度重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主义精髓与活的灵魂，让它的光辉普照中国大地，使中国国富民强。
【作者简介】杨志军 浙江大学思政教学科研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生 浙江 杭州 3100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