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的漂泊者
天刚亮，流浪汉仍在梦乡。他是从何处漂泊至此的呢？我想起了台湾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一位奇才——黄华成。他用不同笔名写过小说、剧本，也拍过实验电影，为许多书籍设计过精彩的封面，但各领域都涉足不久，未普遍为人所知。
1965年，他和友人创办了《剧场季刊》，文章标题用级数不一、字体不同的铅字随兴颠倒排版，视觉意象令人惊艳。杂志虽只办了九期，极具创意的风格依旧让识者津津乐道。来年，他创立了只有自己一个成员的“大台北画派”，玩世不恭地发表了“不可悲壮，或，装作悲壮”“艺术是会腐朽的，而且立即腐朽。新的总比旧的好”“尿急时，可面墙行之”等八十一条宣言，展出的作品之前卫，堪称华人世界的观念艺术先行者。
在他兼差帮《汉声》杂志做广告版面设计时，我与他有过几面之缘。之后近二十年他毫无任何消息，仿佛从人间蒸发。1996年初，我收到“大台北画派”三十周年茶会请帖，依时赴约，才明白那也是黄华成的生前告别式。
肺癌末期的他瘦成了皮包骨，坐在挂有点滴的轮椅上，鼻孔插着管子，一大筒氧气立在身边，救护车则在外面待命。场面隆重又热络，多年不见的朋友相聚一堂，让残烛将尽的他开怀不已，整个人有着回光返照的神采：“大家都知道我坏事做尽，可是医师说，我身体里的血液就像婴儿一样纯洁！”
流浪汉露宿的西门町圆环，正是当年黄华成的作品展览所在。如今，圆环早已拆除，成了地铁站出口。不知这位上世纪的漂泊者，魂魄是否找着了依附？
运动与参禅
拍这张照片时我三十八岁，体力正壮，事业正忙，分分秒秒都专注于创作，所有热情全使在脑力激荡及口腹之欲的满足，一点也不能体会运动的乐趣与重要，还以为那是上了年纪的人在打发时间。如今年入花甲，也处于当年不能理解的人生阶段了。
如今我总是日日天未亮就起床，有时等咖啡喝完才知道看错时间，整整早起了一个小时。得与失全是心念，青春年少时，肯定会认为亏了宝贵的好眠，可现在却高兴多了六十分钟可利用，扫地、写稿或运动都好。
我是在戒烟之后迅速发胖，才开始藉运动减肥的。为了持之以恒不间断，还特地从山上搬到市中心的一座室内游泳池附近；晨泳七年后，因迁居依山面水的碧潭桥旁而改为爬山。家门口的新店溪被整理得美轮美奂后，我便热衷于快走了，溪畔生气勃勃的一草一木一石无不蕴含着天机。
长年健身，令我体会到付出越多，拥有更足。力气不使出来，身体就会羸弱；吝于付出关怀，心灵就会枯萎。这个人人都明白的道理，却不是个个都做得到，其间的差别就在于有无将例行之事视为修行，是否有一日不做功课便会懈怠的警觉。
在拍摄这位晨间运动的市民时，我只注意他的肢体动作及广场空间的呼应。现在重看照片，便能明白，双腿撑开是在拉筋，双手叉腰、身体后仰是在舒颈练肩，而把身躯完全敞开，则是与天地之气共吐纳。运动也是参禅啊！
一切只是空间的片断
习以为常的事物往往叫人视而不见，这幕景象就是个好例子。它就在我的办公室对街，多年以后，我才发现它是张好照片。
重庆南路是台北建成的最早街道之一，清朝时称为府前街，繁华一时，有“小上海”之称；日治时代改名本町。1911年的大水灾将原先的泥砖建筑冲毁，留学欧洲的日籍建筑师负责规划重建，遂成台湾最早的仿巴洛克风格街市。可惜，目前除了土地银行及台湾博物馆被列为古迹保护之外，没有任何老建筑留存下来。
1949年，随国民党政府来台湾的大陆出版社纷纷在这条路上复业，最旺时，短短三百公尺内就有一百多家书店、两百多处书摊。后来民间出版社日渐壮大，复合式经营的新书店，如诚品、金石堂等都设在东区，吸走了不少人潮。重庆南路的书香因而淡去，换来的是浓浓的快餐味儿及咖啡香。
我的出版社设在“重南大楼”，它是这条路上第一栋有电梯的写字楼，在我进驻时已老态毕露。在那儿工作的几年间，周遭三四层楼整排老屋就在我的眼前一间间拆掉重建。现在回想起来方才惊觉，四处猎影的我竟很少替这条书街留下见证。那天，我只是心血来潮，将相机换上高倍率的长镜头远眺，不经意瞄到近景时，被放大的视野触动了。
这家刚盖好的银行，气密窗是单向透视玻璃，反射度极佳，把行人穿越十字路口的场景映成一格格镜像。平凡至极的日常景象被分割成零碎的一片片，如同向我发出信息：一切都只是空间的片断，存在只是暂时。
被抹掉的岁月痕迹
在城市迷宫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路线，久而久之就画成了一幅旁人不得而知的秘密花园地图。我喜欢在老小区的小巷弄穿走，甚至故意绕道远行，以便多感受一下古味的余温，在求新求快的城市生活中，能够守旧、放慢步调，还真是难得的福分。
那阵子，我特别喜欢观赏东区的几堵墙。冬阳斜照，光秃秃的水泥墙面映出路树与行人的晃动影子，像煞皮偶戏的布幕。时分不对，影子打不上墙，也另有情调。数百公尺长的人行道上没有店家，过路人不会因五花八门的商品分神，动中入定的情景十分耐人寻味。摄影给我最大的收获正是藉观看品味人情，若不拍照，很多人和事肯定都会被我粗心略过。
那天，我从民生东路的老军区一路漫步到复兴南路的老烟厂，老远就被攀满墙面、落光叶子的爬山虎所吸引。走近一看，密密麻麻的藤枝宛如神经脉络，使整个屋子看起来仿佛有了生命、带着灵气。两位行人悠然入镜，令我反射性地举起相机构图，只觉他们的神色一似入定，一似梦游。
重返此处已是二十五年后。那天我专程去参观世界设计大展，一切都认不出来了。军区早建成别墅聚落，烟厂已成时下最热门的文创园区，秘密花园里的两堵长墙也荡然无存。老台北的一些岁月痕迹就这样被粗心地抹掉了。事事物物都变得很不确定的21世纪，人们想要定心求静，真是越来越难了。
比例错觉
这举球人儿其实是一只小台灯，在镜头的夸张效果下如同立地雕像般硕大，窗外行人看起来反倒像是小摆饰。我从位于二楼的一家文具行往外取景，楼下是书店，楼上是照相打字排版行，隔壁的五层透天厝则是台湾最大的彩色冲印公司附设艺廊，一年365天都有摄影展，是提供给新秀初显身手的平台，对台湾摄影风气之推广有不小作用。
连续十五年，我都把学生作业加以组织，举办联展。前四次是我个人工作室的学员，其余的十一次是台北艺术大学的学生。直至1999年的“九·二一”地震之后，我忙于慈济基金会援建灾区五十所学校的重建记录工作，才把年年例行的联展活动中断。现在想想还真觉可惜，因为展览既是教学成果的呈现，也能带动学生的学习热情。
展览的所有文宣、请柬、海报等文字都需照相打字排版。为了省钱，我们都把所有大小字体打成密密的一整张，一行行甚至一字字地剪剪贴贴，拼成定稿，再制版印刷。在那十五年间，我常在这家艺廊、文具店和打字行上上下下穿梭，耗在这一区的时间不少。
那天，我又在文具行买纸、笔、美工刀，一时忽有所感：这些跑腿买杂物、送稿打字、取稿剪贴、印刷厂督印、展场布置等都是学生们该做的事，怎么我兴致勃勃、乐此不疲地全揽了下来！在下楼梯的转角处看见这幅比例错觉的景象，我不禁失笑：自己虽然年纪比较大，心却比学生们年轻咧！
破窗户与落汤鸡
日正当中，我从公司出门赴午餐约会。地点不很远，但也不近，拦出租车还得跨街，不如用走的。走了没多久，一辆公交车就在眼前靠站，破裂的窗玻璃引起了我的注意，也勾起了我初到台北工作时，对公交车的种种回忆。
那时的公交车大多超龄使用，车体老态龙钟、状况百出，油门一踩，排气管便喷出浓浓黑烟。再加上避震系统差，路面不平，真是颠簸不堪。此外，车班少、路线远，往往一等就是半个钟头以上。好不容易盼来了，又是客满到阖不了门，挤上去的乘客就像罐头沙丁鱼，全都压成一坨了。
狭长的座位设在车窗边，乘客们一字排开，面对面地坐着，中间能塞多少人就塞多少人。人多时，坐者的脸会贴在立者的胸前；人少时，两排乘客隔着空空的中间面面相觑；紧急刹车时，人人便如骨牌般往同个方向倒。然而，我个人对公交车最深的印象却不是在车内，而是在车外。
高中一毕业我就进入《幼狮文艺》当编辑，头一个月的薪水迟发，只好将车资省下来买卤肉饭，靠着两条腿上下班。起初几天还觉得挺浪漫，一个礼拜过后便吃不消了，决定少吃一餐也得搭公交车。
那天阴雨绵绵，气候也开始转凉了，我用晚餐钱在票亭买了票，苦苦盼到了要搭的那号公交车，谁知司机不但没停车，还从我身边的水洼急驶而过，溅了我一身脏水。年轻的我虽成了落汤鸡，满腔的理想与热情却没被浇熄，台北文化圈日后也就多了一个我。
生命的强度
能在枝干怒张的树木上躺得如此稳当，真让人称奇。年轻人头枕着外套，背脊贴着树身的弧度，左脚踩在主干上，右腿悬空挂在另一枝上，双手抱肚，神情安然。这个姿势需要巧妙的平衡，身子的每一寸都得和树形相应。树长在池塘边，一般游客到此不是喂鱼就是拍照留念，还不曾见过有人这么大喇喇地就睡着了，也不怕翻落池中。
有十多年间，我天天路过此处，一早一晚都从停车场穿过园区，再到对街的办公室。午休时刻，没打盹习惯的我也多半在园内溜达，随兴东张西望，看看能不能碰上什么意外。好照片多半是碰来的，而非自己有多高明，只是没漏掉画面而已。我对这个公园特别有感情，最失意的那阵子多半在此消磨时间；事业最忙、压力最大的那些年头也能在此找到排遣。当然，收获最大的就是碰上不少好镜头。
看他的制服是个高中生，那天非假日，所以肯定是逃学。逃学生多好呼朋引伴、四处惹事，他选择在此独眠，想来也是属于自信满满、我行我素，自觉但凭一己之力就能存活得好好的那一型。换句话说，就跟十七八岁时的我差不多。
被我碰到，也算是有缘。我把树形尽量框入构图，心中想着约翰·罗斯金的那句名言：“使一棵植物各部分互相合作的力量就叫生命。生命的强度依赖着互助的强度，互助一停止，所谓的毁灭即开始。”
但愿世人都能懂得这个道理。
靠左或靠右
从山上迁居市区后，我就不开车了，算算已近十五年。之前可是当了十五年的车奴，流逝的光阴正好等于儿子的岁数。三十年前，正是因为庆贺初为人父，才让我买了第一辆车。那时在台北开车十分畅快，到处都好停车，汽油也还便宜，拥有自用车的好处多于麻烦。可是，随着车辆急速增多、地铁工程开挖，交通步入黑暗期后，开车的舒适便利就被抵消了。
为了改善交通，市内主要干道的十字路口全都改为禁止左转。号志架设的施工队伍效率超高，平台小货车往路当中一停，工人不必下车就能竖起梯子，将大铝牌扛上去锁紧。路中间是分隔岛，工人得倾斜身子才能干活，姿势与号志的位置巧合，形成了这幅具象征意义的图景。对惯常在此左转的我而言，这个人正在扭转的仿佛是我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已行至十字路口，本欲左转的我赶紧刹车，且不忘迅速下车拍了照片再倒车右拐；今后再左拐就是违规了。
那阵子，我在车上最常放的卡带便是李奥纳·柯恩的歌。这位诗人、名歌手所创作的诗与歌解放了无数受困的灵魂，他还当过五年和尚。他在修行时期讲过的一段话，很能发人深思，“我们生活在极混乱的时刻，文学或音乐都无法表现此危机的深度。我觉得自己好像在看着《圣经》提到的毁灭性洪水，人人都想自救……我们勉强沉浮在这巨大而肿胀的河流中，彼此擦肩而过，最终淹没了所有的观点与家当。情况已经如此了，大家还在坚持靠左或靠右。坦白说，在我看来，他们全疯了！”
欲念一触即发
那天台风渐近，风雨欲来，天象使日常街景显得特别诡异。这一带，目前是台北东区的商办中心，但在当年，除了两排矮屋和几家汽车修理行之外，路旁尽是菜园。一家小店的柱子上贴了极为煽情的海报，走近一看，才知卖的是火花塞。引擎一点就燃，欲念一触即发。
我结婚时的成家之处就在附近。那是一位朋友初创出版社的所在，一开始就出了几本畅销书，成为台湾出版界的传奇。大发利市后，他的公司搬到好地段，我也省了觅屋之烦，成为那间老公寓的房客。
结婚宴客时，太太的礼服是租的，我的西装是同事先生借的。同事家汰换不要的弹簧床垫，就地一铺便是卧房；平价沙发和餐桌椅则是体贴的主管好心先垫钱让我添置的。尽管我和太太的薪资都不高，我却标了会，买下最贵、最好的进口放大机，在楼梯角的小空间建立了我的第一套暗房。收入虽只够开销，生活与摄影创作却是其乐融融。
那位日后被媒体封为“出版界小巨人”的朋友偶尔会来找我，却总不肯上屋里小坐，只是在楼下按了门铃，便和女友待在新购的奔驰轿车上等候。轻易得来的成功，使他一心向物欲靠拢；让他请了几回昂贵大餐之后，我才明白，他不是惜情，而是要人听他吹牛。有一天，我再也按捺不住，硬是不让他埋单，咬紧牙以半个月的薪水付了饭钱。从此以后，他就再也不来按门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