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大张招租布幕没挂几天就不见了，黄金地带果然抢手。谢幕的情景我虽然没看到，但可想而知，定是那同一个人在半空中惊险万分地拿命换钱。在摆荡之间，憧憬就那样幻灭了。
皮相与名相
直到1979年，台湾当局才开放台湾民众出岛观光，但规定男性必须年满三十岁，且服完义务兵役。在此之前，民众要出去可真难，除了留学、业务考察，就只有依亲方能离开这个戒严时期的“隔离岛”。我引颈盼望，数着日子，终于在半年后满了三十岁，拿到平生的第一本“护照”。
政策宣布后，民众莫不摩拳擦掌，瞄准想去的国家或区域，准备出去好好开开眼界。护照的相片规格和身份证的不同，想出去的人都得重拍，一时之间，几乎每家照相馆的生意都兴旺透顶。那些年，台湾的经济正好，有一度外汇存底还居全球之冠。世界各地的机场莫不会看到一群群讲着闽南语的游客，得意忘形的聒噪模样令人侧目。
第一趟出岛，是和“映象之旅”电视节目小组的两位朋友同行，地点是就近的日本。由于我每天晚上都会打越洋电话向太太报平安，引起了朋友的戏言：“多出几次，就不会如此恋家了！”被激怒的我，愤懑地回了一句：“我跟你不是同一类的人。”在剩下的旅程当中，彼此脸色都不好，返台不久后便分道扬镳。
这家相馆的门廊柱子，挂满护照相片作为广告，老板正蹲着粘贴越来越密的人头照。每个人对自己的肖像都很看重，但如此密密麻麻地贴在一块儿，任何容颜看起来也只不过是图案中的花纹而已。皮相、名相，有什么好计较的呢？然而，当年的我们都年轻气盛，不懂这个道理。
有关盖房子的记忆
第一次在台北街头看到钢骨建筑工法，还真惊奇，只见工人吊在半空中焊铆钉接点，盖房子像在造军舰，与我所熟悉的步骤完全不同。
大约是1967年吧，精于木工的父亲和他的泥水匠朋友合组了一支小施工队，且取得丙种土木工程营建执照，开始在老家附近城镇帮人盖厂房。我们几兄弟因此也都干过扛砖头、挑砂石、搅拌水泥、扎铁丝、绑钢筋等粗活儿。高二那年暑假，我和父亲及所有工人睡在铁皮工寮的大通铺里，整个人被烤得虚脱、尿血，至今回忆起来仍觉苦涩。
一位姨父的家族原本是脚踏车中盘商，因看准台湾经济转型后的营建商机，筹足了资金，准备在平价公寓这一块攻城略地。父亲既有土木营建执照，又是信得过的亲戚，可谓合伙的不二人选，谁知几经恳谈，保守的父亲却依旧婉拒了姨父的央请。
几年后，这个家族的房子盖满了台北县的各个乡镇，除了成为台湾数一数二的房地产集团，事业版图还扩及金融、媒体。而狠不下心赚乡亲钱又不擅管控成本的父亲，却在亏损累累后回到了木工本行。相较于后来在政坛呼风唤雨，晚年却因中风而缠绵病榻的姨父，父亲虽然始终守在头城，却也平安地度过了一生。
拍这张照片时，我其实不清楚那是什么建筑，直到最近常去那一带走动，才察觉它被玻璃幕墙裹上后，成了著名的地标“科技大楼”，而当初取景所站的那块空地，竟成了我时常必须报到的牙医诊所！
窗里窗外
我在这间十多层楼高的办公室出入十多年，从杂志的摄影编辑转为电视节目制作组长后，还坐同一张办公桌。由于经常出差采访，回来后又多半泡在暗房冲放照片，或是耗在剪接室、录音间做影片后制，与同事们相处的时光至今记忆犹新，环境留给我的印象却已十分模糊。倒是这张往窗外所拍的清洁工照片，勾起了我的一些回忆。
紧临窗边的那排矮柜上，经常摆着一台标准色温的看片箱。那个年头，只要是进口货就奇贵无比，那台小小的灯箱被我们视为珍宝，深怕不小心刮花面板会减损透明度，进而影响彩色正片与印刷打样的色差校正。当时，彩色冲洗店的水平不稳，印刷厂的墨色浓淡也无法划一，看片箱正是平衡这些变量的标准。
那天，我面向窗户，手执八倍放大目镜，趴在灯箱上检视小小135底片的层次与细节。原本明亮的窗外突然暗沉起来，猛一抬头，与吊车降下的两名洗窗工人瞪了个正着，彼此都吃了一惊！一面窗隔出了两个世界。洗窗工人天天面对形形色色的上班族，看尽了趾高气扬的大主管、唯唯诺诺的小职员，不知作何感想？而上班族通常对洗窗工人是视而不见的，又怎能看到他们惊险又艰辛的劳动身影？
我不好意思让他们发现被拍，一直等到清洁液的泡沫涂满玻璃，才悄悄举起相机。冲水声被隔音窗挡住而失了音，窗外的两人如同默片中的路人甲、路人乙，入镜又出镜，没有口白，也没戏份。
假发店与修相机的老黄
这张照片如今看来显得无奇，令我不禁细细回想，当初为何会如此取景。在东区尚未开发之前，西门町是时尚的伸展台、娱乐的竞技场、市民的销金窟。然而，这家假发店的摆设却是陈旧无比，橱窗内的模特发型也特别落伍，不知为何能在日日思变的黄金商圈中占一席之地。没错，正是这种荒谬的错置状态，让我每次路过都会难以置信地多瞧它几眼。
那时，除了看电影，我还有个非去西门町不可的理由。一位技艺超群的相机修理老师傅，就住在电影街的一栋老公寓二楼。老黄没有店面，但全台北的摄影记者和器材行老板都知道他，且时常求助于他。任何年代出产的任何相机有了任何问题，他都有办法解决。爱买老相机的我，一有新宠就会立刻登门请老黄整理一番，泡过水的整台相机也被他救活过。
老黄的手艺无人质疑，直到接下我那台故障的苏联制中型相机。我去了三次，都只能看到一堆被拆解的零件。对此，老黄颇感抱歉地表示，这款相机他从未见过，等比较有空时，一定会好好研究一番，把相机组装还原。
由于始终没有接到老黄的电话，我也就再没去找过他，因为不忍看见老人脸上的愧色。老黄不久之后便退休交棒给儿子，而我也较少去西门町，改为常跑东区了。一段时日后，我又路过这家假发店，只见隔壁店面正在重新装潢，一位工人垂头沉思，落寞的身影仿佛是所有假人头的肢体，述说着不合时宜的陈年往事。
流浪儿的美梦
盛夏正午的中山北路，整排店面少有逛街的闲人，用过餐的上班族也大多在午寐。四周静悄悄的，完全没有高档商办地段的旺气。如此反常的气氛，反而刺激了我的拍照神经。有位英国前辈就这么说过：“摄影家要具有婴儿般，或是旅行者初入未知国境的视觉。”换言之，就是得时时对眼前的事物感到新鲜好奇，哪怕已看过了千万遍。我从背包里掏出相机，探寻着，也等待着意外的出现。
一位浑身脏兮兮的流浪儿在廊下睡得香甜无比，脸庞贴着橱窗玻璃，享受些许空调的冰镇。这是裁缝手艺赫赫有名的高级西服店，向来以外国游客或本地大官、富商为服务对象，天真的流浪儿挑此处小憩，不但呈现了生活处境极大的对比，也戳破了繁华人间的假象。
在我框取构图之际，后方巷道走出一位撑伞遮阳的女士，整个画面犹如孩子的梦境，妈妈终于找到他了……我赶紧按下快门，捉住这稍纵即逝的暗喻效果。相机的咔嚓声并未吵醒疲惫的孩子，却令撑伞女士狠狠白了我一眼，同时也惊动西服店的老板推门而出，撵走了睡眼惺忪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