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李大钊帮助和改造国民军李大钊，字守常，河北乐亭人，生于1889年10月29日。1907年考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1913年毕业后东渡日本，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学习。1916年李大钊回国后，到北京大学任图书馆主任兼经济学教授，积极投身于正在兴起的新文化运动，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员主将。“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十月革命胜利后他积极领导和推动五四爱国运动的发展，成为我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人。1920年初，李大钊与陈独秀相约，在北京和上海分别活动，筹建中国共产党。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李大钊负责党在北方的全面工作，并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区分部主任。在党的三大和四大上，李大钊都当选为中央委员。1922年到1924年初，李大钊多次代表共产党与孙中山会谈，为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呕心沥血，作了大量工作。1924年1月，李大钊作为大会主席团5位成员之一，出席了国共合作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孙中山指定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参加大会宣言的起草等，为实现国共合作做出了重要贡献，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委员。此后，直接担负国共两党在北方的实际领导工作。在李大钊领导的中共北方区委组织和领导下，北方地区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了。1924年11月，北京开展声势浩大的支持孙中山北上、反对北洋军阀政府的斗争；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后，李大钊与赵世炎等人在北京组织5万余人的示威，有力地支持了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1926年3月，李大钊在极端危险和困难的情况下，积极领导并亲自参加了北京反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三一八运动，号召人们用五四的精神、五卅的热血，不分界限地联合起来，反抗帝国主义的联合进攻，反对军阀的卖国行为。李大钊的革命活动，遭到北洋军阀的仇视，他们下令通缉李大钊。1927年4月6日，奉系军阀张作霖勾结帝国主义，在北京逮捕李大钊等80余人。在狱中，李大钊备受酷刑，但始终严守党的秘密，大义凛然，坚贞不屈。4月28日，北洋军阀政府不顾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对和谴责，将李大钊等20位革命者绞杀在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内。临刑前，李大钊慷慨激昂：“不能因为反动派今天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在中国必然得到光辉的胜利。”他高呼“共产党万岁！”英勇就义，时年38岁。
1926年2月21日至24日，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特别会议，中央特别会议认为：现时最主要的任务，是从各方面准备北伐。中央要求各地组织，在国民革命军经过的湖南、湖北、河南、河北等省，发动民众奋起接应，特别要求北方党组织不能坐等北伐，要做好各项准备工作。根据中央会议精神，在国民军成立不久，李大钊领导北方党组织对冯玉祥及国民军作了大量帮助和改造工作。李大钊曾亲自到冯玉祥京郊驻地拜访，与冯进行诚挚而亲切的交谈，阐述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并介绍苏联革命的情况，冯玉祥对李大钊的谈话十分感动，他说：“先生一夕谈，胜读10年书”。苏联驻华大使在了解到冯玉祥倾向革命而不同于一般军阀后，苏联政府对国民军采取了积极支援的态度。经过两年多的努力，以李大钊为首的北方区党委领导的国民军的政治工作，取得了很大成就，国民军官兵的思想觉悟和战斗力有了很大提高。
他们在策应北伐战争中，虽然缺少衣食枪弹，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能不畏艰苦，行程数千里，打败了几倍于己的敌人，对北伐战争起到重要的配合作用。在大力开展政治工作的基础上，国民军中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有些师、旅成立起“军支”。一些国民军军官思想逐步左倾，例如杨虎城、吉鸿昌、赵博生、董振堂、高树勋、何基沣等，他们有的后来参加了共产党，有的率部起义，参加了红军。所有这些，都是以李大钊为首的北方区党委在国民军中开展政治思想工作的结果。
（2）国民军迎战“讨赤联军”冯玉祥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倒戈，使直系吴佩孚在战争中失败，而奉系东北军的势力大大扩展，冯玉祥与张作霖的矛盾日益尖锐。吴佩孚要报复冯玉祥的倒戈之仇，便与奉系军阀勾结，实现了以讨伐“南北二赤”为目的的反革命联合。他们计划首先消灭在北方的国民军，然后南下推翻广州革命政府。为保全国民军的实力，使直奉军阀失去进攻的借口，冯玉祥采取了个人引退的办法，于1926年1月1日通电下野，然后去苏联考察，国民军暂由张之江统率。但直奉军阀并未取消消灭国民军的计划。
1926年初，军阀张宗昌、李景林、靳云鹗组成直鲁联军，发动了对直隶地区国民军的进攻。后来，阎锡山的晋军也加入直奉联军，出兵大同，威胁国民军后方。这时奉军有15万人，鲁军12万人，直军13万人，晋军5万人，共约50万人。国民军在重重包围下，处境十分困难。在敌强我弱的局势下，国民军接受李大钊的建议，退守南口（北京附近）。
南口战役和晋北战役开始阶段，国民军顽强抵抗，奉、直、鲁、晋各军遭到很大损失。直系将领田维勤部陈鼎甲旅，过去属国民军二军，后归田氏改编为第三十九旅，担任“讨赤联军”第一军第一路右翼。在田氏进攻怀来时，陈旅按兵不动，故意逗留。7月12日，三十九旅军官许权中（中共党员）在李大钊的策划下于京西妙峰山率2000人投奔国民军。7月20日，田部第四十旅两个团，又在清水涧向国民军投降。
国民军以较少的兵力，在南口、晋北、陕甘几个战场抗拒了奉、直、鲁、晋的联合进攻，把军阀80％的军队拖在南口战场，减轻了对南方革命军的压力，为广州国民政府出师北伐造成极为有利的条件。从5月国民革命军先遣部队在湖南作战开始，到7月正式出师北伐，国民革命军以迅猛的姿态向北进军。7月中旬，国民革命军攻克长沙、宁乡，接着占领平江，直系军阀在南方作战失利，而吴佩孚在7月15日还在北京长辛店指挥军队与国民军作战。直系将领一再打电报催吴佩孚南下，吴回电表示：“南口一日不下，则本总司令一日不能南下。”此时，吴佩孚已处于南北两线作战，顾此失彼的处境。
7月19日以后，北方军阀对国民军的进攻完全由奉鲁军担任，奉军与国民军在南口的战斗更为激烈，前沿阵地几次得而复失，由于张之江指挥有误，国民军渐渐不能支持，形势十分危急。驻张家口的苏联顾问团及时将战况电告北京苏联使馆，并转告李大钊。李大钊见此形势，于7、8两个月内，先后3次电告于右任，要他催促冯玉祥早日回国，主持军务。
（3）冯玉祥五原誓师
冯玉祥于1926年8月从苏联启程回国。9月15日抵达绥远五原，他对前来欢迎他的国民军诸将领说：“我是没有办法而去，有了办法而来”，表明了他对革命前途的信心。当天下午，冯玉祥与于右任、孙岳、方振五、弓富魁等举行会议，决定组织国民军联军，公推冯玉祥为总司令。
9月17日，冯玉祥率领国民军在五原举行誓师典礼。会上，冯玉祥、刘伯坚等发表了演说，公开宣布全军集体加入国民党，接受反帝反军阀的纲领，当场举行易旗仪式，改西北国民军为国民军联军。
国民军联军组成后，在进攻方向问题上，国民军将领中存在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是部队回原路收复南口，占领北京，再沿京汉路南下；另一种意见是从五原挥师西征，占领陕西，出兵潼关，与国民革命军会师中原。最终冯玉祥接受了中共中央的意见即出兵陕西，攻取同州直扑潼关，解西安之围。制定了“固甘援陕，联晋图豫”的战略方针。
解围西安城。9月下旬，冯玉祥派出7路“援陕军”去解西安之围。此时南方国民革命军已经取下武汉，正分兵两路与吴佩孚、孙传芳大战于武胜关和江西。11月23日，孙良诚率领的国民军攻克咸阳城，接着以方振五部为左路，马鸿逵部为右路，孙部为中路直攻西安。
西安城已被镇嵩军围困8个月之久，城内是国民二军李虎臣部及国民三军杨虎城部，兵力不及5000人，而围城之敌军有8万多人，城内军民饮食无着，饿死者狼藉街巷。11月下旬，国民军赶到城下，恰巧孙连仲、刘汝明部也相继赶到。26日，国民军开始全线总攻，激战一昼夜，两翼包抄镇嵩军成功，敌全线动摇，开始向潼关败退，这时守城部队开城夹击，镇嵩军大败。11月27日，国民军解围西安城。
1927年春，冯玉祥又根据李大钊“出长安会师郑州”的建议，于5月1日在西安举行国民军联军东征誓师大会。接着，冯玉祥赴潼关指挥战争。5月26日大败奉军，占领洛阳。5月底攻占郑州，与国民革命军唐生智部在郑州胜利会师。至此，李大钊关于北方国民军与南方国民革命军会师中原的战略计划得以完满实现。
之后冯玉祥的革命生涯有过摇摆，1948年参加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任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同年响应中共中央号召，由美返国参加新政协，不幸中途因轮船出事在黑海遇难。
（五）湖南农民运动
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推进，北伐军所到之处，军阀统治被推翻，工农群众运动立刻以空前的规模迅速高涨起来。其中湖南、湖北、江西3省，表现得更为显著。特别是北伐战争期间的农民革命运动，席卷了大半个中国。到1927年6月，全国已有201个县成立了农民协会，人员发展到1000多万人。特别是由于毛泽东在湖南农村进行了深入广泛的革命活动，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使湖南的农民运动更是如火如荼、波澜壮阔，成为全国农民运动的中心。
从1926年7月北伐军进入湖南开始，农民协会会员从40万人激增到200万人，能直接领导的群众增加到1000万人，在湖南农民中差不多有一半已经组织起来。有湘潭、湘乡、浏阳、长沙、醴陵、平江、衡阳等县，几乎全体农民都集合在农民协会的组织中。与此同时，还组织和建立了农民武装，仅梭镖队各县就达数万人。农民有了组织和武装，便开始行动起来，造成了一个空前的农村大革命。他们的主要攻击目标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以及各种宗法的思想和制度、城里的贪官污吏。攻击的形势简直如急风暴雨，真正做到“一切权力归农会”。
湖北全省的农民协会会员，到1926年11月间激增到20万人。江西的农民协会会员，到10月间也有5万多人。在这两个省也开始出现农村大革命的形势。这样的农村大革命，在过去中国历史上还不曾有过。广大农民的这种革命运动有着十分巨大的意义。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指出：“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
毛泽东对农民运动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从1926年5月以后，毛泽东就以主要精力从事农民运动。1926年9月1日，毛泽东发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所谓国民革命运动，其大部分即是农民运动”，“若无农民从乡村奋起打倒宗法封建的地主阶级之特权，则军阀与帝国主义势力总不会根本倒塌”。同年11月，毛泽东担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健全了中央农委机构，加强了共产党对农民运动的领导，并决定以湖南、湖北、江西、河南的农民运动为重点。在农民运动形成高潮并遭到各方责难的情况下，毛泽东于1927年1月对湖南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5县农民运动作了32天的考察，3月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报告》充分肯定农民运动的极端重要意义。指出：目前农民运动的兴起是一个极大的问题，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这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毛泽东热情歌颂农民运动“好得很”，用事实批驳了攻击农民运动“糟得很”的言论，并驳斥那种认为农民运动过火的错误观点，要求革命党人站在农民运动的前头，领导农民前进。《报告》论述了在农村建立农民政权和农民武装的重要性，因此要实行一切权力归农会，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报告》强调了贫农的伟大作用，痛斥了所谓痞子运动、惰农运动的说法。指出：贫农乃是农会的中坚，打倒封建势力的先锋，成就革命大业的元勋，没有贫农的参加，便不能完成国民革命的任务。当时担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和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的邓演达，也积极扶助农民运动的开展。1927年春成立了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战区农民运动委员会等从事农民运动的机构，这些机构的成立，推动了农民运动的发展。
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基本上实现了1926年北京特别会议关于“党在现时政治上主要的职任，是从各方面准备广州政府的北伐；而北伐的政纲必须是以解决农民问题为主干”的战略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