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从对袁世凯的信任到重新革命的转变辛亥革命之后袁世凯取代孙中山登上临时总统的宝座不是用暴力取得的，而是靠阴谋诡计令孙中山“禅让”的。这首先是因为袁世凯的统治还拥有“共和”的外衣。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并没有认清袁世凯假共和的真面具，仍对袁世凯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孙中山辞去临时总统、放弃南京临时政府，本是一个巨大的政治错误。它标志着辛亥革命的失败。但在当时，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并未认识到这是失败而感到痛苦。相反，以为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共和制，革命就成功了，从此可以一心一意地进行和平建设了。在他们看来，袁世凯既然赞成“共和”，就已化敌为友，革命派拥有实力，就可以通过《临时约法》、议会选举以及舆论宣传等手段来约束他。
1913年初，由同盟会改组而成的国民党在正式国会的选举中赢得了胜利，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准备组织内阁。厉行独裁的袁世凯为阻止国民党执政，派人收买凶手，于3月20日晚在上海沪宁车站暗杀了宋教仁。宋教仁案使孙中山对袁世凯的幻想破灭，决定起兵讨袁。在孙中山的动员下，李烈钧于7月8日回到江西湖口，成立讨袁军，宣布江西独立，于12日向进驻九江的北洋第六师发动进攻，拉开了二次革命的战幕。但是，由于讨袁军仓促上阵，孤立无援，因此，这场革命很快就遭到挫败。二次革命是一场保卫辛亥革命成果的战斗，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继承了武装斗争的光荣传统，不畏强权，英勇奋战，精神可敬。以后孙中山又相继领导了1915—1916年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护国运动以及1917—1918年为维护临时约法、恢复国会而进行的反对北洋军阀独裁统治的护法战争。在护法战争中，1917年8月革命党在广州建立中华民国军政府，孙中山当选为海陆军大元帅，孙中山第一次在广州建立政权。然而，1918年又在各路军阀的逼迫下通电辞职。
孙中山3次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虽然都以失败而告终，但它标志着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觉醒，认识到袁世凯及北洋政府复辟卖国的真面目，认识到以革命武装推翻反革命政权的重要性。
1919年5月28日，孙中山在上海发表《护法宣言》，表示改造中国的方法只有革命，必须经过武装斗争重新创造一个国民所有的新国家。
2.转变认识，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
孙中山3次反对北洋军阀斗争的失败，不仅使他认识到袁世凯及北洋政府复辟卖国的真面目。同时，也给孙中山留下了深刻的教训，认识到军阀不可能成为民主革命的同盟军。缺少实力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要继续斗争，必须寻求真正的同路人。
（1）丢掉对美、英等帝国主义的幻想，结盟于苏联在共产国际的多次指导下，孙中山开始反省自己政党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一是没有制定明确的革命纲领，革命对象不明确。国民党在辛亥革命后十几年间只以维护民国元年的临时约法为口号（所谓护法运动），既无反对帝国主义的明确立场，又联合地方军阀对抗北洋军阀，没有能力为中国人民指明斗争的目标。二是没有正规的组织机构和人员，缺乏战斗力；三是没有自己的军队，一直靠借用军阀军队或雇用军阀军队作战。因此，他愿意接受马林提出的3条建议：一是改组国民党，联合社会各阶层，尤其是工农大众；二是创办军官学校，作为建立革命武装的基础；三是与中国共产党合作，以尽快掀起革命的高潮。共产国际的分析和建议，解决了孙中山一直在探索而一时又理不出头绪的问题。
1923年1月，《孙文越飞宣言》的发表，标志着孙中山联俄联共政策的最后确定，也反映出孙中山丢掉了对美、英等帝国主义的幻想，结盟于苏联。
（2）放弃对地方军阀的依赖，与共产党合作对于共产党，几年来孙中山目睹了共产党领导的工人、农民群众运动风起云涌、绵延不绝，特别是香港海员大罢工让他逐步觉察到工农阶级和共产党的巨大革命力量，促使他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他认为，过去单靠军队的力量进行革命斗争，虽然推翻了清朝统治，但“兵力虽成功，而革命仍未成功”，究其原因，是没有发动多数人参加斗争，“革命行动缺乏人民心力，无异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因此他决心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吸引广大工农群众参加斗争。关于合作的形式。他只同意“党内合作”的形式，而不赞成“党外合作”。这是由于孙中山此时把共产党看做是一种新生力量和新鲜血液，他认为，通过党内合作，吸收这种新生力量和新鲜血液，可以挽救老气横秋的国民党，他对宋庆龄说：“国民党正在堕落死亡，因此，要救治它需要有新血液。”他希望通过救活国民党，完成救国救民的夙愿。这可能是他坚持党内合作的一个方面原因。同时，孙中山认为他的三民主义本身就包含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内容。
在孙中山领导的第一次北伐进展比较顺利的时候，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叛变，所部4000余人围攻总统府，轰击孙中山的住所，孙中山逃离广州，于8月14日安抵上海，孙中山领导的第一次北伐失败。陈炯明叛变使孙中山受到了一次沉重的打击。在孙中山处于孤立困境之时，陈独秀、李大钊分别去拜访孙中山，谈两党合作之事，向孙中山伸出革命友谊之手。孙中山立即赞成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同意共产党提出的取消打手模和宣誓服从他的原有入党办法，并依照民主化的原则改组国民党。1922年11月初，孙中山举行国民党中央全会，发表了改进党务的意见，陈独秀、马林等均应邀参加会议。6日，孙中山指定包括陈独秀在内的9人组成起草委员会，负责起草国民党党纲和总章草案。
3.国民党一大召开，标志国共合作的最终形成中国国民党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推动与支持之下，于1924年1月20—30日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到会代表约200人，其中中国共产党党员23人。
代表产生的办法，有由孙中山直接指派的，有由中国共产党提名经孙中山同意的，有的是由各省党员推举的。陈独秀被孙中山指定为安徽省的代表，但没有出席会议。大会通过了著名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宣言》分析了中国社会的现状，采纳了中共提出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政纲，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宣言》为国共两党合作奠定了政治基础。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选出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共41名，其中中国共产党党员10人，约占总数的四分之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标志着国民党改组成为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4个阶级的政治联盟，从此国共两党合作，中国革命才逐步高涨起来。
中国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后，为国民党增添了一支朝气蓬勃的新生力量。他们中有许多人在国民党中央或地方组织中担任了重要的职务，以公开的国民党员的身份积极地开创各项革命事业。中国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央机关任职的有组织部长谭平山、秘书杨匏安，农民部长林祖涵、秘书彭湃，工人部秘书冯菊坡。
国民党中央派赴各省市建立党组织的负责人也大多是中国共产党员，如湖南夏曦、直隶于方舟、山西韩麟书、湖北刘芬、江苏张曙时、浙江沈定一、热河韩麟符等。在国民党的3大执行部里也有许多中国共产党员担任要职，在汉口执行部（辖湖北、湖南、陕西三省）任职的有林祖涵、李隆郅（李立三）、许白昊、刘伯垂、项德隆（项英）、林育南等，在上海执行部（辖江苏、安徽、浙江、江西等省）任职的有毛泽东、罗章龙、恽代英、沈泽民、邓中夏、王荷波、向警予等，在北京执行部（辖华北和内蒙）任职的有李大钊、蔡和森、于树德、张昆弟、何孟雄、王尽美等。从这个很不完全的名单也可以看出，在国民党“一大”之后，中国共产党以它的主要力量从事于国民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工作。到1926年1月，国民党在广东、湖南、湖北、河北、山东、河南、察哈尔、绥远、内蒙、江西、江苏等11个省区成立了省、区党部，在广州、北京、汉口、哈尔滨成立了4个特别市党部，全国国民党党员猛增到40万人。与此同时，到1925年底中国共产党员也发展到1万人。
当国共两党积极建立和发展组织的同时，也大力恢复和开展工农群众运动。1924年5月1日召开了广州工人代表大会，成立了广州工人代表会议执行委员会，初步地统一了广州的工人组织。7月15日，沙面华工为反抗法国殖民主义的统治举行罢工，并得到其他地区工人的声援。从此，中国工人运动出现了转机。同年5月5日，国共两党合作创办的黄埔军校开学。7月3日，以中国共产党员为主创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学。国共两党合作使中国革命迅速呈现一派生机勃勃的喜人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