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4月18日，项英致电中央，说叶挺同蒋介石交涉不能解决问题，想撇开叶挺由他本人同蒋介石打交道。但是，中央没有同意，并且认为叶挺的意见是可行的，新四军不妨出南陵。5月4日，毛泽东电告项英，要他同叶挺保持良好的关系。但是，项英没有听从中央的劝告，同叶挺的关系没有什么改善，对叶挺处处冷淡，甚至连中央的一些重要指示也不告诉他，以致叶挺在新四军无法待下去。1938年8月，叶挺表示要辞职。周恩来到达云岭后，向军部领导干部传达了中央关于叶挺的意见，并多次找项英谈话，对他提出批评，劝他同叶挺搞好关系。尽管项英作了自我批评，但事实上并没有消除对叶挺的成见，叶挺的处境依旧没有得到改善。
在云岭期间，周恩来还在中村乡石头尖村召开地方党员干部会议，把400余册宣传共产党团结抗日政策的小册子发给到会的党员干部。周恩来在云岭军部工作了3个星期。3月14日，周恩来和副官邱南章、警卫员刘九洲，以及从军部调配的速记员方卓芬、吴博一行，在粟裕、张云逸带领的警卫排的护送下，离开云岭，经章渡、三门，于3月16日到达屯溪，3月17日到达金华，然后经绍兴、湖南衡山、广西桂林等地，于5月1日返回重庆。
（四）外国记者的云岭情结
云岭作为新四军军部所在地，吸引了不少外国记者和进步人士。
1938年11月，美国记者、作家和社会活动家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女士，以国际红十字会记者的名义，从重庆来到云岭访问。项英向史沫特莱详细介绍了新四军的历史和发展、在敌后开展游击队战争、利用战斗间隙进行训练、培养干部等方面的情况。项英特意提到教导总队有个女生队，有100多人。她们当中，有些还是红军，大多数来自江南敌后，都是有知识的爱国青年，抗日热情很高，学习非常努力，军事操练认真。
史沫特莱很感兴趣，表示要去看一看。在新四军教导总队教育长冯达飞的陪同下，史沫特莱来到女生队采访，女生队队长于晶向史沫特莱介绍了女生队的训练方针、内容、方法和生活情况。史沫特莱察看了女生队的宿舍、操场。当她看见学员们坐在草垫上，把书本放在膝盖上，聚精会神地听课、记笔记时，她很受感动。史沫特莱发现有些学生手上生出疥疮，就问于晶：“学员们经常洗澡吗？”于晶回答说：“天热的时候好办，就在河里洗澡，天冷时缺少用具，缺少燃料，只能少洗或者不洗了。
一个班10多个人，睡在一张大铺上，又不能经常洗澡，生疥疮就难免了。”史沫特莱把她的参观记事和学员们持枪操练的情景拍成照片，寄给美国进步刊物和上海《良友》画报发表，宣传新四军的抗战业绩，宣传新四军女战士的风采。史沫特莱还将她的一部分稿费捐赠给女生队，帮助她们修建了淋浴室，解决了女战士天冷时的洗澡问题。
在云岭期间，史沫特莱还救了一位放牛娃的命。1939年7月的一天，4架日军飞机偷袭云岭新四军军部所在地罗里村，大家都躲进了防空洞。这时，有个放牛的孩子被飞机吓呆了，不知所措。史沫特莱发现后，立即丢下手里的打字机，奋不顾身地跳出深沟，一把抓住放牛的孩子往壕沟方向跑。就在这时，敌机投下了一枚炸弹，炸死了那头牛，军部一座小楼的后墙也被炸塌了。
1938年12月，美国《大美晚报》记者杰克·贝尔登随上海民众慰劳团来到云岭，多次采访了项英。回到上海后，贝尔登在《大美晚报》上连续发表了10多篇报道，介绍了在云岭的所见所闻。贝尔登称赞新四军是抗日的模范，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死敌，是中国未来的希望。贝尔登还在《大美晚报》上发表了他在新四军驻地拍摄的战士操练、讲演、慰劳团活动等情形的照片。后来，贝尔登又将他在《大美晚报》上发表的10多篇文章整理成单行本，取名《新四军》，由大美晚报社出版。
1939年，德籍著名记者汉斯·希伯以美国太平洋学会《太平洋事务》月刊记者的身份来到云岭，采访了周恩来、叶挺、陈毅，后来又到苏北新四军军部采访了陈毅、刘少奇。在苏北，希伯完成了一本8万字的书稿《中国团结抗战中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他还撰写了大量报道，向全世界介绍中国人民英勇抗战的真实情况。
加拿大护士琼·尤恩在《曼彻斯特卫报》上阅读了史沫特莱的报道，得知中国正在经历着一场充满苦难的战争，特别是在收到史沫特莱呼吁医护人员前往中国的油印信后，她千方百计要求到中国参加抗战。经加拿大共产党的介绍，琼·尤恩来到纽约，找到了美国共产党和加拿大共产党共同组成的“援华委员会”。她被安排在白求恩医疗队里，并担任白求恩的翻译和助手。1938年2月，琼·尤恩随白求恩来到延安，受到毛泽东的接见。同年12月，琼·尤恩回到上海。应新四军的请求，她答应帮助募集药物并送往新四军驻地。1939年元旦刚过，琼·尤恩一行从上海出发，将募集到的药物和医疗器械运抵泾县小河口新四军后方医院。随后，她来到云岭。在云岭期间，尤恩尽自己的能力帮助新四军培训医务人员，治疗伤病员。在新四军后方医院，她协助新四军的医生给伤员做手术。她还和史沫特莱一起，进行了新四军中第一例尸体解剖。对此，琼·尤恩感到非常自豪。项英会见了尤恩女士，对尤恩女士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对尤恩女士给予新四军的无私援助，表示衷心感谢；特别对尤恩女士准备帮助新四军医务人员，大加称赞。1939年夏天，尤恩在返回加拿大之前，叶挺专门为她送行，感谢尤恩为新四军的伤员所做的一切，并说他和他的战士永远都不会忘记琼·尤恩。
（五）云岭保卫战
1940年10月2日，日军第十五师团及一一六师团各一部，加上伪军，共1万余众，组成步、骑、炮、空联合兵种，在三木石太郎的指挥下，向皖南进犯，企图“围剿”云岭。当时，驻守皖南的新四军部队只有7000余人，分布在泾县、南陵、繁昌、铜陵等地。10月6日下午，日军步兵5000余人、骑兵800余人，携炮20多门，向云岭发动进攻。在空军的配合下，日军骑兵在前面开道，步兵、炮兵紧随其后，气势汹汹地向云岭扑来。驻防南陵峨岭的国民党第五十二师一枪未发便逃之夭夭，使日军得以长驱直入。此时，驻云岭的新四军部队不足600人，其余部队还在中村、茂岭等地。叶挺、项英召开紧急会议，分析当前的敌情，研究作战部署。叶挺建议，鉴于日军大队人马沿公路推进，我军应在日军来犯的必经之地设置纵深阵地，采取层层堵截、相机反击的积极防御方针，消耗并战胜来犯之敌。10月7日，日军攻占了南陵三里，随即以5000人的兵力分3路向南进犯，企图攻占云岭。当晚，日军攻占了泾县汀潭。新四军老一团一营一连在左坑与日军进行血战，消灭敌人近100人。8日凌晨，汀潭残敌在炮兵的掩护下攻占了大岭。新四军采取诱敌深入的方法，新一团、老一团在枫坑四周山堵截敌人，把敌人打得抱头鼠窜。日军见久攻不克，从芜湖调集援兵。日军在10多架飞机的掩护下，渡过青弋江，进犯泾县县城。新四军乘胜追击，于9日晨收复泾县县城，并与友军合击西峰山日军。日伪军拼命抵抗，企图突围。新四军坚守阵地，连续作战6个多小时。最后，日军分头向南陵、宣城逃窜。经过大小数十次战斗，10月11日，云岭保卫战结束。新四军粉碎了日军扫荡皖南、侵占徽州的企图。这场战斗，新四军共歼敌3000余人。
（六）黄桥之战
为了执行“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1940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对新四军发展方针的指示，要求大江南北的新四军部队在现有地区力求发展，江南陈毅部应努力向苏北发展。毛泽东也指示中共东南局：八路军、新四军或华南游击队，虽然各有特殊性，但均有同一性，即均有敌人，均在抗战。因此，我们均能够发展，均应该发展。这种发展的方针，中央曾多次给你们指出来了。所谓发展，就是不受国民党的限制，超越国民党所能允许的范围，不要别人委任，不靠上级发饷，独立自主地放手扩大军队，坚决地建立根据地，在这种根据地上独立自主地发动群众，建立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权，向一切敌人占领区域发展。例如，在江苏境内，应不顾顾祝同、冷欣、韩德勤等反共分子的批评、限制和压迫，西起南京，东至海边，南至杭州，北至徐州，尽可能迅速地，有步骤有计划地将一切可能控制的区域控制在我们手中，独立自主地扩大军队，建立政权，设立财政机关，征收抗日捐税，设立经济机关，发展农工商业，开办各种学校，大批培养干部。中央以前要你们在今年一年内，在江浙两省敌后地区扩大抗日武装至10万人、枪和迅速建立政权，不知你们具体布置如何？过去已经失去了时机，若再失去今年的时机，将来就会更困难了。邓子恢后来在《新四军的发展壮大与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文中提到，刘少奇分析当时的情况后认为，要开辟苏北，建立以苏北、皖北为中心的华中抗日根据地，单靠新四军江北第四、第五支队力量是不够的。因此，刘少奇在淮南根据地反摩擦斗争后向中共中央提出建议：如果我们要向东发展，解决苏北问题，最大的障碍是顽军韩德勤。韩是国民党中央委员，江苏省主席，又是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所属部队号称10万，声势不小，要扫除这个绊脚石，全面解决苏北问题，单靠现有江北部 队显然力量不足，因此，建议中央从华北调八路军一部分南下，并命令江南陈毅、粟裕部队北上，归中原局统一指挥。
中共中央同意了刘少奇的建议，指示陈毅、粟裕率苏南部队渡江北上，调八路军第五纵队3个旅南下，进入苏北，归中原局统一指挥。
6月，苏南新四军击退国民党军队的阻拦，积极部署北上，执行建立苏北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6月底，在韩德勤的教唆下，李明扬、李长江袭击驻扎在郭村一带的新四军挺进纵队。新四军进行自卫战斗，迫使二李退守泰州。为打开苏北的抗战局面，扩大统一战线，7月3日，陈毅派人与二李取得联系，重申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并让出郭村，释放了俘虏，归还枪支。二李颇为感动，同意恢复原来建立的合作关系。7月中旬，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改称苏北指挥部，下辖3个纵队，共7000余人，建立了以黄桥为中心的根据地。
自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以来，蒋介石反共、限共的态度日趋明朗化，制造的反共摩擦日趋白热化，国民党军队同共产党军队的地区性军事冲突时有发生。1940年6月，周恩来向国民党递交了一份《中共关于解决目前危机，加强团结抗战的提案》，这个提案被称为“6月提案”。提案要求将新四军增编为7个支队。7月21日，国民党就中共6月提案提出“国民政府提示案”，只准许新四军增编为2个师，而且要求在江南的新四军集中到黄河以北河北、察哈尔。这个提示案遭到中共的拒绝。9月，周恩来向国民党递交了“8月复案”，同时提出“调整作战区域及游击部队办法”。但是，蒋介石仍然坚持八路军、新四军集中到黄河以北。结果，使两党的谈判陷入僵局。
就在这时，日本对太平洋地区的英、美、法等国的殖民地发起军事进攻，以夺取这些地区的资源。与此同时，日本的盟国德国、意大利诱劝蒋介石向日本投降。而且，日本也在拉拢蒋介石。在这样一种形势下，国民党顽固分子以为当前的局势对自己十分有利，因而加紧制造新的摩擦。在苏北，韩德勤企图乘陈毅、粟裕率领的新四军立足未稳，将新四军一举消灭在黄桥附近。9月中旬，韩德勤要新四军首先退出姜堰。为了顾全抗日大局，陈毅率领部队撤出该地区。可是，韩德勤得寸进尺，立即调动主力部队向黄桥进逼。同时，他还命令李明扬、陈泰运等部 和一些保安部队参加围攻，兵力达到25个团，3万余人。在大军压境的情况下，新四军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争取李明扬、陈泰运保持中立。
10月4日，新四军采取诱敌深入的办法，集中优势兵力打击来犯之敌。经过3个昼夜的激战，新四军歼灭进攻黄桥的韩德勤部 11 000人，韩德勤率残部逃回兴化。黄桥一战，使苏北根据地得到了巩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