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8月28日，陈毅写了一封题为《皖南事变的真相》的信，这是他给美军观察组组长包瑞德信的附件。陈毅在信中说：“叶挺军长于1940年11月，得着北移命令。于12月初，亲往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处面商路线。经顾祝同同意，由皖南动身，经过苏南渡江，移往苏北。叶军长回部，先令新四军皖南部队的辎重、行李、后勤人员计千余人，首批经指定路线北移。沿途均顺畅无阻，抵达苏南。叶军长率军部、教导团及第三支队一行计9000余人，循首批北移的路线，于1941年1月5日，由皖南泾县的云岭起程。因全军由各地分途集结，次日到茂林地区，即遭遇国民党5万大军的伏击。在深山断崖绝壁间，变起仓猝，我军初无防备，临时被迫自卫。”
对此，时任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少将参谋处长的岳星明回忆说，他当时提出并经顾祝同大体同意的新四军的北移路线为：从云岭驻地先向南经旌德转向东进，经宁国南侧，广德、郎溪之间，再经金坛、句容之间，从镇江以东渡江。岳星明是顾祝同的心腹，曾代表顾祝同主持召开徽州军事会议，部署对皖南新四军的围歼计划。他的回忆应该是可信的。后来证明，皖南新四军北移时准备走这条路线。新四军军部经苏南北移是可能的，因为这条路线本来就是新四军的交通运输线。1940年10月8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在给叶挺的电报中说，中央的意见是军部移至三支地区，“如移苏南尚有可能，也可移苏南”。11月27日，叶挺、项英致电毛泽东、朱德：“经我们多方研究与考虑，由苏南北移路线，途中困难多，危险性较大，反不如由三支地区兼程北移皖北较利（仅有一道封锁与长江），既时间经济，又直接增援皖东。因此，我们决心将大批工作人员即刻化装过封锁与部分资材先经苏南至苏北，同时以迷惑各方，再以突击方式，将部队由现地区突过长江至皖北。”11月29日，中共中央复电项英“：同意直接移皖东，分批渡江，一部分资材经苏南。”当天，叶挺、项英致电毛泽东、朱德并周恩来、叶剑英：“我明天开始设兵站，由泾县至竹箦桥与二支队联络，即运动资材及工作人员。”他们还表示“我们决心目前公开走苏南，兵力留后结集，大部密渡皖北，一切完毕仍在年底。”中共中央同意了这一行动方案。11月30日，毛泽东、朱德致电叶挺、项英：“你们29日的布置很对……现在开始移动，12月底移完不算太迟。”从12月1日开始，项英、叶挺开始组织皖南部队非战斗人员约2000人与大批器材，在顽军的严密监视下，分两批经指定路线进入苏南。
12月3日，新四军开始陆续出发，军部所属各部门人员和行李先行，军部机关及一部分部队，也于11日集中，待命出发。12月6日，项英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向苏南兵站线已开始恢复，工作人员及资材已于一日起分批移动。”然而，12月3日，蒋介石致电叶挺，提出新四军应在繁昌、铜陵渡过长江，在无为附近集中，然后按规定路线北上。与此同时，顾祝同也命令新四军改变路线，不准经苏南敌后北渡，只准从繁昌、铜陵渡江。12月10日，蒋介石命令顾祝同强迫皖南新四军改道北移。蒋介石在给顾祝同的电报中说：1.查苏北“匪伪”（指陈毅、粟裕部）不断进攻韩部（指苏北韩德勤），为使该军江南部队，不致参加对韩部之攻击，应不准其由镇江北渡，只准其由江南原地北渡或由该长官另予以规定路线亦可；2.该战区对江南“匪部”，应按照前定计划，妥为部署，并准备如发现江北“匪伪”竟敢进攻兴化或至限期（本年12月31日止）该军仍不遵命北渡，应立即将其解决，勿再宽容。顾祝同秉承蒋介石的旨意，改变原来的承诺，强令皖南新四军改道铜（陵）、繁（昌）间北渡。
那么，这条路能否走得通呢？皖南事变发生后，《新华日报》有一份关于《新四军皖南部队惨被围歼真相》的秘密传单，其中提到：皖南新四军“忽于年前12月25日奉命改道经皖南铜陵、繁昌渡江北上，实际上此路决不可能”。其原因：1.新四军皖南部队背受友军5个军之3面包围，即东有冷欣部，南有张文清与莫兴硕部，西有范子英与陈万仞部，北有日军的封锁，新四军渡江北上，敌人早已广播，故陆上加紧布置，其第十五师团集中于繁昌、铜陵地区，数百辆汽艇往来穿梭于扬子江上，而皖北李品仙最近更抽调3个师的兵力，集中于无为地区，占领渡口，封锁道路，扣留交通器材，且公开声明将消灭新四军于江滨，故此路绝对不能通过；2.新四军为侦察这条交通线，江北指挥官张云逸曾派小股部队到无为侦察，受桂军猛烈袭击而失踪，江南军部曾派军需处副处长张元培渡江，尝试两次均失败，并被友军夺去一些船只。“以上说明了新四军要从皖南渡江北上，是绝对不可能的，长江天堑难渡还是其次，最主要的是由于敌人封锁，与友军包围阻截。新四军为了避免与李品仙部发生冲突，免遭无谓牺牲，时间坚决要求仍依原来渡江路线，由苏南渡江北上”。
据新四军军部保存的一份档案材料披露，在行动方案上，当时有3条路线，一是按三战区指定的路线经苏南北渡，二是经铜陵、繁昌北渡，三是绕道天目山到溧阳待机北渡。第一条路线有利的地方在于： 第三战区指定的路线，顽固派尚有顾忌，不敢公开向我进攻，我在政治上处于有利地位；沿途我均建有兵站且已有准备；与苏南部队接近，发生战斗时易于策应。不利之处在于：顽固派在沿途筑有坚强的工事，我第一批人员出动后，沿线大肆整修工事，且我必须经过五十二师老巢，如发生战斗，我将处于极端不利地位，为敌包围不易突出；沿途地形也对我不利；苏南日军正举行扫荡，情况紧张，我到达苏南后不易立足。 第二条路线有利之处在于：由铜、繁北渡，也为三战区指定路线，且情况和缓，较苏南有利；由云岭至铜、繁渡江路程短，仅须一日一夜的行军即可到达江边，如无情况发生，一夜可全部北渡；我经半月的准备，路线及船只均已准备好；江北敌顽正向我第四、第五支队进攻，我北渡后可增援第四、第五支队打击敌顽。不利之处在于：到江边后，如一次不能渡完，将遭到敌顽各个击破；江北沿岸各渡口，大多为敌顽控制，我北渡顾虑太大。第三条路线的有利之处在于：如能迅速接近天目山，沿天目山脚行动，地形将对我有利；原在该线顽军较薄弱，将便利于我行动。不利之处在于：向顽军后方行动，政治上我处于不利地位，顽军有借口；我孤军深入，易受敌之包围，顽军在战略上处于主动；如发生情况时我进退均感困难。
因苏南情况紧张，铜、繁各渡口又被日军严密封锁，不易北渡，所以，12月28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皖南部队全部以战备姿态绕道茂林、三溪、宁国、朗溪到溧阳，然后待机北渡。当天，项英主持召开新四军军分会扩大会议，决定皖南新四军绕道茂林、三溪、宁国、再迂回天目山到溧阳，然后待机北渡。12月30日，毛泽东、朱德致电叶挺、项英：“据恩来称：‘江南部队分地渡江有危险，皖北让路，蒋虽口头答应，但让出巢、无、和、含四县恐不易，李品仙已在布置袭击我的阴谋，仍以分批走苏南为好’等语。我们同意恩来意见，分批走苏南为好。”1941年1月1日，项英致电中共中央，报告皖南新四军北移方案。
1月3日，中共中央在收到项英的电报后由毛泽东起草复项英电称：你们全部坚决开苏南，并立即出动，是完全正确的。
《新华日报》秘密传单《新四军皖南部队惨被围歼真相》称：皖南新四军由苏南北上，“顾司令长官首先同意，上官云相总司令亦表示允许，委员长后来也准许假道苏南，所以新四军由经县向苏南前进的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是执行上级的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