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第一卷关于人的定义中有这样一句名言：“人类自然是趋向于城邦生活的动物（人类在本性上也正是一个政治动物）。”他的原意是，人对城邦有一定的趋向性。也就是说，人按其本性必须结合成共同体才能生存，国家或城邦就是由此而来的。人不可能单独存在，人首先是生活在一个家庭之中，家庭就成为人类满足日常生活需要而建立的社会基本形式。人总是处在一定的家庭、部族、国家当中，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就像人的身体一样，不可分。个人作为国家的一部分，才能发挥能力，实现自己，脱离社会和国家的人就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脱离社会和国家的只有两种东西，一个是动物，一个是神。因此，国家是他们的，政治是最高荣誉，政治权力是最优越的权力。从本意上看，他所说的这句名言，与今天人们的理解并不吻合。他所说的政治，只是被定义为“城邦管理”的狭隘范围之内，与我们现在常用的“政治”这一术语并没有多大实质的关联。
他认为，在任何一个国家当中，总有三种成分：极富有的阶级、极贫穷的阶级、中等阶级。在此三个阶级中，极富有的阶级从小生活在奢华奢侈的生活当中，这些人不知道服从社会秩序、政治秩序，很容易犯罪和从事暴力活动。极贫穷的阶级由于太贫穷了，很容易变成无赖和下贱的流氓。他认为，一个国家的中间力量是中等阶级，因为他们有适度的财产，不贪图别人的东西，不谋算别人，同时，他们的生活状况使他们最容易遵循合理的原则，他们也不会逃避对社会的责任。因此，最好的社会就是由中等阶级公民组成的社会，或者说是由中等阶级占主导的社会，他们是社会的主流，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这是最好的社会。
亚里士多德的认识论——白板说。
亚里士多德认为，人们感觉到的对象是真实的存在，感觉是认识的来源。我们所认识的客观对象就是客观世界。这样的客观世界，只能通过我们的感觉去感知它，感觉是认识的起源。
亚里士多德认为，人在婴儿时期，与世界还没有接触，人们的心灵就像一块白板，什么都没有，后来，随着人的长大，与世界的接触，通过自己的感觉，形成了对客观事物的印象，在白板上写下了自己的记忆。正是因为通过感觉印象的增加，对事物的认识也在不断地增加和丰富。他进一步指出，光靠感觉是不行的，感觉是知其然而不知所以然。所以人的认识还需要另一种东西，这就是理性。通过理性，运用概念进行思维判断，通过思维判断，对感觉形成的印象进行整理，就会得到事物一般的属性本质。这就是认识要达到的目的，正是在这样的认识当中，哲学和科学就产生了发展了。在认识论中，他还提到理性的分类，他把理性分为被动理性和能动理性两类。被动理性是以外界事物为认识对象，在感觉和知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能动理性就是理性本身对自己进行思索的理性。为此，他认为，感觉只能认识个别事物，只能告诉我们是什么，而能动理性是对一般概念的认识，它能告诉我们为什么。感觉是低级的，只有理性才是高级的。
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的第一句话是：“每一个人在本性上都想求知。”他用这一格言要说明的是哲学的起源问题。我们说哲学本身就是智慧之学，是“爱智慧、启人思，学以致知”。求知是它的本质属性。与这句格言相似的还有这样一句：“哲学起源于闲暇和诧异。”试想一个人连饭都吃不饱，忙于养家糊口，哪会有心情去探究近乎奢侈的哲学问题？我们说闲暇是一切智力活动的必要条件。当有人有了闲暇的时间，有了对问题的好奇心，这样，哲学家就出现了。哲学的思辨最初表现为“诧异”。不论从自然哲学家那里，还是从存在主义哲学家那里，我们都会发现哲学家对问题的追根问底。对万物本源的思考，构成了他们的哲学体系。
亚里士多德还对知识进行了价值判断。正像能动理性和被动理性一样，纯粹的技术知识要比纯粹的理论知识低贱得多，等级要差一些。因此，他说发现实用知识的人要比发现理论知识的人低一等。由此，哲学比其他一切科学更高明，因为哲学的目的不是实用，它是为求知而求知的学问。因此，他得出越是没有实用价值的理论越高贵。对他的这个观点，我们不好说什么。这里有一个故事讲给读者：有一位哲学家和一个船夫有一场关于哲学有用无用的争论。哲学家问船夫说你懂得哲学吗？船夫说不懂。哲学家说，那你至少失去了一半的生命。又问船夫，你懂得数学吗？船夫答不懂。哲学家说，那你失去了百分之八十的生命。突然，一个巨浪打过来，哲学家和船夫都掉进水里了。看到哲学家在水中胡乱挣扎，船夫问哲学家，你会游泳吗？哲学家赶忙说不会，你救救我吧！船夫说，你将失去百分之百的生命。看来，哲学真的用处不大。关键时刻连命都救不了，有什么用呀！然而，求知是人的本性。即便是哲学无用，但人们还是会思考下去。这也是人与其他动物的不同之处、高明之处吧。它告诉我们一个这样的道理，没有纯粹实用价值的知识，它也是有意义的。因此，我们说对知识的追求不能太功利。
亚里士多德的伦理观念（他写过三本伦理学著作，成为规范伦理学的著名学说）——中道原则。
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的美德与人的激情有关，人的激情就是恐惧、欲望、怜悯、憎恨等等。激情本身并不构成德性，但它与道德有关。怎样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呢？就是要控制好激情。只有控制好激情，才是有德之人。怎样控制激情呢？他认为适中就是控制好激情的最好办法。就是说对激情既不能过也不能不足。要适中，使之处于中间状态，这就是他的中道伦理思想。鲁莽过了，懦弱不及，勇敢才是美德；浪费不好，吝啬也不好，慷慨最好；傲慢不好，自卑也不好，自尊最好；懊恼不好，悲凄也不好，文雅最好。把激情控制在中间状态。激情控制得好与否，是有德之人的一个重要条件。
他又指出，要达到中道，更重要的是实践行为，不是理论的说法。在实践中达到中道，需要有实践智慧。这只有不断地在道德实践中加以训练，形成习惯，才能达到。
对激情的控制所达到的道德状态，这叫行德，是作为政治动物应该遵循的道德准则。作为政治动物，仅有行德是不够的，它还不能使人达到最高的道德境界，也就是最高的幸福。人的最高的幸福是智德。亚里士多德对智德满怀深情，他说，如果说行德能使人成为一个良好的公民的话，那么，智德会使人成为一个极完满的人。那什么是智德呢？智德就是脱离行动的玄思，是为求知而求知，纯粹思辨的活动。他说，这种理性的沉思活动是悠闲自在的，不以本身以外的任何目的为目的，它是所有美德中最令人愉快的，这种愉快是纯粹和持久的，因而是可贵的、最高的境界。为了学术而学术，为了求知而求知，思辨的活动是神圣的、最高的幸福，达到心灵悠闲自适。这表现了哲学家的自负，柏拉图认为哲学家应当当王。因为哲学家在现实生活中都是不如意的，都生活得不太圆满。苏格拉底被处死，芝诺据说最后因蓄谋反对埃利亚（另一说为叙拉古）的僭主，而被拘捕、拷打，直至处死。柏拉图当过奴隶，老师被处死，他逃跑了，客死他乡。因此，他们只能自己夸自己。这也是哲学家的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