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德八年（1643年）八月十四日，清太宗已经死了五天。人们正在从突然的“驾崩”震动中逐渐清醒过来，思考谁来当他的继承人。就在这一天，掌握极大实权而又觊觎皇位的多尔衮急忙到三官庙，召见内大臣索尼议论皇位继承人。索尼是太宗一手提拔起来的，他不顾多尔衮的个人欲望，大胆地发表逆耳之言说：“先帝有皇子在，必立其一，他非所知也。”这就是说，他不同意多尔衮当皇帝。同一天晚上，太宗另一个亲信巴牙喇纛章京图赖也到索尼处，表示他不但决定立皇子，而且指名拥护豪格。争权的斗争从单个人的联系飞速地传开，从暗地里的矛盾急剧地发展为公开地剑拔弩张。紧张的气氛使人屏住呼吸。
第二天，斗争达到了白热化。天刚亮，曾经是太宗亲自所属的两黄旗的大臣们来到大清门，商定立皇子，这是他们的一致意见。他们很明白，这是公然对抗多尔衮，情况之严重，既关系国家前途，也涉及个人安危。为了先发制人，太宗的这些亲信们命令两旗的精锐巴牙喇兵全副武装，张弓挟矢，环立宫殿，然后他们一个个按次序进入崇政殿。
崇政殿是太宗生前建筑的皇宫正殿，是常朝的场所。他死后“梓宫”也停放在这里举行哀悼。今天，他本人已不在世，群臣们来到这里议论他的继承人，心情本来就不平静，何况又遇到太宗没有谈过谁可作他的继承人，又有几个人都拉开要夺取皇位的架势。诸王大臣列坐大殿的东西两门房。议论一开始，索尼及巴图鲁鄂拜首先提出立皇子。睿亲王多尔衮命令他二人暂退，语气激动、严厉。多尔衮的同母弟英亲王阿济格、豫亲王多铎，支持多尔衮当皇帝。多尔衮犹豫不决，没有答应他二人的要求。多铎急不可耐地说：“如不同意，应该立我为皇帝，我的名字在太祖的遗诏中已经提到。”他毛遂自荐，毫不掩饰，多尔衮颇持异议，反驳他说：“肃亲王（豪格）的名字也是太祖提到的，不只是有你的名字。”话虽不多，一箭双雕，分明表示他不同意多铎，也不同意豪格。多铎遭到多尔衮的反对，转移了目标，又提出：“不立我，论长，当立礼亲王（代善）。”多铎力求找个立皇帝的原则，先提立自己，说的是废长立幼，听到多尔衮反对，又说豪格也有理由当立，他认为这就是“立长”的原则，多铎不同意立豪格，便说立长就立代善。代善老成持重，从议论开始到此时一言未发，争论到自己头上，他才把经过认真考虑的想法公之于众。他说：“睿亲王如应允，当然是国家之福；否则，应立皇子。至于我，年老体衰，难得胜任。”这是个有力的表态。议论就按他的基调做了决定，想当皇帝的多尔衮、豪格及多铎都被否决。其中尤为重要的是，多尔衮和豪格，各为一方，本身有强大的实力，也有狂热的支持者，他们互相争夺最为激烈，这时两败俱伤。最后的结果是拥戴太宗第九子六岁的福临为皇帝。人们普遍认为在多尔衮和豪格势不两立的情况下，这是个折中方案。
清太宗死后的这场夺取皇位的斗争，多尔衮一直扮演主要角色。结局对他算是一个小小的胜利。太宗晚年既然没有明确提出皇位继承人，按照当时情况，多尔衮最有希望取得皇位。至少他有三个重要条件：第一，他的母亲乌拉纳喇氏，曾有宠于清太祖努尔哈赤，同太祖相依为命二十六年，太宗生母叶赫那拉氏死后，她位至大妃，也称汗后。太祖病危时，顺太子河乘舟而下，特派人请这位大妃前去会面，在浑河相遇。二人相会，必谈到大位继承问题，而且很可能确定多尔衮为继承人。可是太祖死后，太宗继位，多尔衮没有登大位，他的母亲还作了殉葬品。据说这是太祖的遗诏，“恐后为国乱”。这反映太祖死后也曾有一场夺权之争，太宗是这场斗争的胜利者，最大的失败者是多尔衮。因有这个背景，到了太宗死时，有些人还一直认为多尔衮应当登大位当皇帝。第二，多尔衮聪明过人，才智出众，深受父亲努尔哈赤喜爱。在他很小时候，已分给他管全旗。据朝鲜史书所载，努尔哈赤临终前对代善说：九王（多尔衮）应立为汗，他一时年幼，可由代善摄政，以后再传给九王。代善为防止“嫌逼”，就拥立了洪太氏（皇太极）。第三，多尔衮在太宗统治时期多次被任命为领兵大将军，征朝鲜，蒙古，讨伐大明，立下汗马功劳，在参与国家行政事务中也经受了锻炼。他有卓越的政治和军事才能，在他的国内和外界有广泛的影响和崇高的威信。但是，尽管如此，他在太宗死后仍没有当上皇帝。还把坚持拥他当皇帝的硕托、阿达礼处死。这不是多尔衮情愿让贤，主要是在子继父位的时代，多尔衮再想兄终弟及很难行得通，再加上豪格一派的反对，所以多尔衮还是当不了皇帝。说是他的胜利，是因为拥立六岁的福临，一切实权都掌握在他手中，他成为大清实际的最高统治者。
拥立皇子一派的人没有能使豪格当上皇帝，这是他们的失败。所以传出“九王废长子虎口（豪格）王而立其第三子（即福临），年甫六岁，群情颇不悦”。但是福临即位也使他们略感安慰。当这个决定作出之后，索尼、图赖与谭泰、巩阿岱、锡翰、鄂拜等在三官庙聚会“誓辅幼主，六人如一体”。豪格作为太宗的长子，按照中国传统的嫡长子继承制度，他在太宗死后当皇帝是顺理成章的。他本人条件也不差，当时已成年，有才能，有战功。他生于万历三十七（1609年）年，太宗死时已三十五岁，比多尔衮大三岁。他从太祖以来就在文治武功中做出了贡献，在群臣中，也有一定威信。他没有当上皇帝的根本原因是清朝实力比较分散，诸王拥重自兵，他们自己要保持权力，不愿绝对听命于皇帝。
无论是多尔衮还是豪格，他们对自己没有当上皇帝都很不甘心。福临已经即位，他们还不断寻找机会，想方设法实现个人的皇帝梦。多尔衮在福临当了皇帝之后，先与济尔哈朗共同辅政，后来突出以他为主摄政，直发展到他称“皇父摄政王”。多尔衮下令逮杀了豪格，甚至传出多尔衮还娶了皇太后。他还把生母乌拉纳喇氏封为孝烈武皇后，如此等等。他在一步步缩短登上皇位的路程，真不巧，他在只差毫厘时，病死。豪格在福临即位后，也发动了夺取皇位的反攻。顺治元年（1644年）四月，从沈阳传出消息说：“施士博氏、卢氏博氏、梧木道等谋立虎口王（原注：虎口王即弘太始之长子，而诸王欲专国柄，舍虎口而立幼主）皆被诛，诸将欲杀虎口王，其帝涕泣不食曰：‘虎口以我异母兄弟，故如是请杀耶？’诸王不敢复言，罚银三千两，许赎其罪，使之立功自效。”豪格的反攻也以失败告终。豪格把矛头指向多尔衮，遭到严厉镇压。太宗逝世后的一场夺权斗争持续约七年之久，大局终于稳定。
事过境迁，但时至今日人们仍有疑惑：皇太极的几个儿子当中，为什么多尔衮偏偏选中了第九子福临？有人说多尔衮与福临之母、永福宫漂亮的庄妃早有私情，在庄妃的周旋下，于是便将其子福临推上了皇帝的宝座。我们说，这种情况虽有可能，但决定福临继位的根本原因，还是当时局势的发展和各派势力的均衡，以及满洲的制度和多尔衮对自己权力精妙设计的结果。
皇太极除了长子豪格之外，共有过十个儿子，但他死时只剩下七个。在五宫后妃中，清宁宫正宫、皇后博尔济锦氏只生下三女儿，位于其下的是关雎宫宸妃博尔济锦氏，就是福临母亲的姑母，但不幸的是，她曾在崇德二年生下一子，未及命名就夭折了，她自己也在三年后病逝。排在第三位的是麟趾宫贵妃博尔济锦氏，生有一子一女，子即博穆博果尔。第四位是衍庆宫淑妃博尔济锦氏，无子无女，只抚养了一个蒙古养女，嫁给了多尔衮。第五位才是永福宫庄妃博尔济锦氏——福临的生母，其他生子的贵妃、庶妃还有七位。从年龄来讲，当时比福临大的还有叶布舒（时十七岁），硕塞（时十六岁），高塞（时七岁），常舒（时七岁）等四人，但皆为庶出；从地位上来讲，博穆博果尔之母为西宫皇后，高于福临之母两级。那么为什么，多尔衮不在这五人当中选一嗣君，偏偏选立了福临呢？
可能有如下原因：首先，多尔衮提出选皇子但并不同意豪格。自己做辅政王，目的是为了控制皇帝，自己独揽大权，使自己虽无皇帝之名，却有皇帝之实，因此，绝不能选择年龄较大者继立为帝。所以，叶布舒和硕塞就被排除在外，因为如果那样，他根本就没理由提出设立辅政王，即使勉强设立了，也不能辅政时间很长，这对于他当然是无利可图的。
其次，满族极重嫡庶之分，所立皇子的母亲必须是地位较高的五宫正妃，而不是没有徽号的侧妃或庶妃所生之子。皇太极生前最喜欢的妃子有两个，一是宸妃，此人贤淑文静，与太宗感情极深。皇太极曾取《诗经》中以表达爱情著称的“关关雎鸠”诗句，来为她所居宫室命名。崇德六年她病逝之后，皇太极痛不欲生，饮食俱废，很长时间都未从悲痛中恢复过来。另一位，就是福临的生母庄妃。此人在五宫后妃中最为年轻，且又美貌动人，聪明伶俐，她善于体察皇太极的心意，因此很得皇太极宠爱。特别是宸妃死后，她就成为皇太极晚年生活中的惟一爱妃。这二人本是一姑一侄，且都只生有一子，但宸妃之子不幸夭亡，庄妃之子福临就占了天时、地利、人和，提出他来继嗣，应该是符合先帝心愿的，诸王自然没有话说。
但是，符合以上两个条件的还有一个人，即麟趾宫贵妃的儿子博穆博果尔。此子于崇德六年十二月出生，为皇太极的第十一个儿子，也是最后一个儿子，当时不过两岁多。其母博尔济锦氏地位也比永福宫庄妃高。那么为什么多尔衮没提出博穆博果尔作为皇位继承人呢？也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传说麟趾宫贵妃和衍庆宫贵妃原来都是察哈尔林丹汗的妻子，后来为清军俘获，代善等劝皇太极纳之，后来分列五宫后妃中的第三位和第四位。这样，她们就不是皇太极的原配，在人们眼中的地位就不甚高贵。此外，麟趾宫贵妃也不太被皇太极宠爱，她和衍庆宫淑妃之所以被皇太极安排在永福宫庄妃之上，其政治上的需要可能远比夫妻感情的因素要大的多，就是说，这是招徕蒙古诸部的一个手段，因此其实际地位当低于她的名号。其次，博穆博果尔才两岁，虽说多尔衮是辅佐幼主，但太小了也不合适，举行仪式时，总不能由母亲抱着，连起码的场面也应付不了吧？
福临在当时被选中了，这绝不是偶然的机遇，或是凭多尔衮信口道来，而是当时诸多的客观因素决定的。
那么，又是什么因素决定了辅政王的人选呢？为什么诸王大臣只得同意由济尔哈朗和多尔衮，而不是豪格、多铎，或代善来辅理国政呢？多尔衮出任辅政的原因比较清楚，他是牺牲了皇位继承权而出任辅政的，这等于是个交换条件。这一点，恐怕双方都很清楚。起初，多尔衮代表两白旗出来争夺皇位。此时，他出任辅政同样是代表着两白旗，这体现着最高统治阶层中各派势力的一种均衡，从这个意义上说，多铎和阿济格自然不能同任辅政王。当然，多尔衮个人的才能也众所周知，多铎和阿济格不可能取而代之。
同样，福临继位，已经代表了两黄旗和正蓝旗的利益，豪格再出任辅政，均衡就会被打破，这是多尔衮无论如何也不会同意的。但是，能不能就由多尔衮一个人担任辅政王呢？当然不行。一边是六龄幼主，一边是雄才伟略的叔父，难免会出现大权独揽、个人专政的局面。这样，就必须有一个中间派上台，表面上并非多尔衮的敌对势力，实际上起一种抑制多尔衮的作用。对于多尔衮来说，也必须拉上一个比较好对付的人一同登台，这样，才可以避免暴露自己的真实想法，也使对手较容易接受自己的提案。谁能充当这个角色呢？代善不行，他早就表示“老不预政”，皇帝都不愿当，何况辅政王？于是，就非济尔哈朗莫属了。对于多尔衮来说，济尔哈朗容易对付，而他又曾支持豪格，拉他上来，两黄旗的人必定无话可说，而且，把他放在第一辅政王的位子上，该方案就更容易被通过。这是平衡各派势力的最佳方案。
对于满朝文武来说，济尔哈朗和多尔衮出任辅政也并不出人意料，因为皇太极晚年最信任、最重用的就是这两人。崇德七年十月，皇太极日理万机，不胜劳累，在外出休养时，国事“著大学士范文程、希福诣和硕郑亲王、和硕睿亲王、和硕肃亲王、多罗武英郡王处会议。”济尔哈朗和多尔衮列于首位。崇德八年四月，皇太极赐诸王玄狐裘，济尔哈朗和多尔衮仍列首位。五月，他又命济尔哈朗和多尔衮向罗洛浑传谕。六月，饶余贝勒阿巴泰征明凯旋，皇太极令诸王大臣出迎，济尔哈朗和多尔衮排在最前面。八月，因阿巴泰征明大捷，文武群臣上表称贺，又是济尔哈朗和多尔衮领衔。这一切都表明，济尔哈朗和多尔衮在皇太极统治时期乃是群臣之首，而且济尔哈朗排在第一位，多尔衮排在第二位。这二人现在做了辅政王，众人也不会觉得意外，是最顺理成章的人选。
然而，尽管皇太极死后所形成的政权格局，是各派势力充分较量后，大家共同接受的结果，但仍有一些人公开或暗地里表示反对。
镇国公艾度礼在宣誓之前就说：“二王迫胁盟誓，我等面从，心实不服。主上幼冲，我意不悦。今虽竭力从事，其谁知之？二王擅政之处，亦不合我意。每年发誓，予心实难相从，天地神明，其鉴察之。”他还把这些话都写在纸上，在集体宣誓之前焚化，表明他是被迫盟誓的。
多铎或许是对多尔衮不同意立他为帝不满，他后来居然对豪格说：“和硕郑亲王初议立尔为君，因王性柔，力不胜众，议遂寝。其时我亦曾劝令勿立，由今思之，殆失计矣，今愿出力效死于前。”多铎仿佛不再是多尔衮的兄弟，而是变成了豪格的死党。
代善的子孙硕托和阿达礼在盟誓两天之后，对拥立稚童福临颇不甘心，仍积极活动，企图把多尔衮推上皇位，改变既成的事实。于是，在八月十六日阿达礼先跑到多尔衮那儿，对他说：“王正大位，我当从王。”接着又跑到济尔哈朗那儿，对他说：“和硕礼亲王让我经常到睿王府中往来。”硕托也派吴丹到多尔衮处，对他说：“内大臣图尔格及御前侍卫等，皆从我谋矣，王可自立为君。”最后两人又一起到代善那儿，以探视足疾为由，在床前悄悄对他说：“今立稚儿，国事可知，不可不速为处置。”又附到代善耳边说：“众已定议立和硕睿亲王矣，王何默默？”代善听后明确表示反对，并告诉他俩说：“既立天誓，何出此言？更勿生他意！”
对阿达礼和硕托的四处游说，多尔衮迅速做出反应：当他们找上门时，多尔衮“闭门不纳”。二人跑到多铎处求见，多铎也令人对他们说：“此非相访之时！”始终不出来相见。硕托和阿达礼无奈，只得又回到代善那儿去恳求他的支持，代善见告诫不听，立刻发了脾气，说道：“何为再发妄言？祸必立至，任汝所为！”为了不牵连自己，代善立即将他们告发，多尔衮说：“吾亦闻之。”于是他俩的活动被揭发了出来。
据说，阿济格对多尔衮立幼子为帝心中也颇不满。“自退出后，称病不出，帝之丧次，一不往来。”
肃亲王豪格见到两黄旗大臣一立了皇子就不再坚持拥立他，便认为他们“向皆附我，今伊等乃率二旗附和硕睿王。”他还大骂多尔衮“非有福人，乃有疾人也”，“素善病”，“岂能终摄政之事？”并叫嚷“岂不能手裂若辈之颈而杀之乎？”他手下的杨善、伊成格、罗硕、俄莫克图等也纷纷表示愿为豪格效死。
面对这样一种新的挑战，新统治集团的核心多尔衮和济尔哈朗，甚至代善都主张坚决打击，绝不手软。济尔哈朗下令将艾度礼和他的妻子及其子海达礼一齐斩首，家产人口全部没收。豪格被夺所属七牛录，罚银五千两，废为庶人。其死党杨善、伊成格、罗硕、俄莫克图全部被砍头。其他知情者安泰、夏塞等俱遭鞭责。
支持多尔衮的人，代善和济尔哈朗是主张重罚的，多尔衮也就更不能心慈手软。对于硕托和阿达礼，代善都可以舍弃自己的亲生骨肉，多尔衮要是容情，就势必被人认为是有私心。于是，他二人被宣布扰乱国政，以叛逆罪论死。阿达礼母、硕托妻因结党助逆，与同谋的吴丹一并处死。在十六日晚上，硕托和阿达礼被捕送到衙门，“露体绑缚”，与硕托之妻和阿达礼之母，“即缢杀之”。面对阿济格的消极抵制，多尔衮派人警告他说：“汝虽患病，皇帝丧事，不可不来也。”阿济格听后非常害怕，第二天就扶病上朝，不敢有所怠慢。
多尔衮审时度势，以冷静和机智的头脑，比较稳妥地解决了皇位继立问题，果断而严厉地处理了可能出现的内乱，在皇太极死后不到十天的时间内，就完成了满洲最高权力的过渡，稳定了局势。多尔衮从此也开始了他艰难而辉煌的政治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