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开运握图——杨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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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章 俭朴爱民

杨坚是历史上有名的勤政爱民、崇尚俭朴的皇帝。他深知“自古帝王未有好奢侈而能长久者”,因而自奉俭省,反对浮华。而且,他的俭朴程度甚至被认为是吝啬。

不谈其他的,仅从国库粮仓而论,隋文帝杨坚积财的本领已为后代世人公认。隋朝在短短的几十年里,积储了大量的粮食,成为历史上储粮最多的王朝之一。他建立的一整套完善的积谷制度,使全国的粮食储备仓迅速爆满;于是,又设立了义仓。储备粮食原是为灾荒之年使用的,遇有水旱灾年,便应取仓粮赈济百姓。可是,隋文帝杨坚如同一位吝啬的守财奴,一味大量囤积财富,却从不动用一点仓粮。不仅如此,他还命令各粮仓除非皇帝有令,任何人不许随便开仓。经过他千方百计所积蓄的财富不但逐渐成为他执政期间王朝的重负,而且成为其继承者——他的儿子——隋炀帝穷奢极欲的资源。唐太宗李世民曾经嘲笑杨坚“不怜百姓而惜仓库”。富足本是好事,积财也是很必要的,但如果忘记财富应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而一味地积财爱财,成为一个吝啬鬼,那最终必将促使天下人起而自取,成为众矢之的。而后代子孙据财为非,挥霍无度,更是败亡的关键所在。杨坚积财而不适时地去用财,自己厉行节俭,却又因过于吝财,终于埋下了亡国的祸根,世人多为之叹息。

然而,隋文帝杨坚毕竟不像历代横征暴敛的贪君,他还能因人民吃豆屑杂糠而流泪、他还能在国库充实的时候实行轻徭薄赋。杨坚在位的开皇年间,为了取悦民心,他对百姓的赋役负担是比较轻的。又如兵役,北周实行“二十丁兵制”,按照这种制度,每个18岁以上、64岁以下的男丁每年要服一个月兵役。隋文帝开皇年间,将军人成丁的年龄提高到21岁,将十二丁兵制改为每年20日役。开皇九年,隋灭陈,杨坚下令,因江南初定,免征这个地区10年赋税。开皇十年,又因“宇内无事,益宽徭赋。百姓年五十者,输庸停防。”开皇十二年又下诏:“河北、河东今年田租,三分减一,兵减半,功调全免。”开皇十七年,“户口滋盛,中外仓库,无不盈积。所有赉给,不逾经费,京司帑屋既充,积于廊庑之下。高祖遂停此年正赋,以赐黎元。”正是杨坚的轻徭薄赋,给劳动人民提供了安居的前提,也提高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于是造就了隋朝开皇年间社会稳定、农业发展的繁荣盛世。

杨坚崇尚俭朴,能以身作则,然后倡导天下。他本人的饮食,除了祭祀、宴会之外,每餐不得重荤。他的乘舆用具,破了又补,修了再修。他的后宫服装从不奢侈豪华,他也不佩戴珠玉之类的首饰。地方官用布袋装着干姜,用毡袋包裹香料,他认为浪费了棉布和毡料,严厉地批评了他们。传说杨坚曾经想要配制止泻的药,须用胡粉一两。这种东西平常宫中不用,经多方寻求,最后还是没有得到。又有一次,杨坚想要赏赐给柱国刘嵩的妻子一件织成的衣领,没想到宫中连此物都没有,只好作罢。在杨坚称帝的初期,他下令,全国上下任何人不得献犬马之玩,珍奇之味。有一次,相州刺史豆卢通贡献了一匹绫纹布,杨坚非常生气,他当众下令在朝堂上焚毁,并宣布下不为例。

他还教导儿子生活务必从俭。有一次,他的儿子杨勇在朝见杨坚时,把铠甲装饰得特别漂亮,杨坚看了很不高兴,惟恐他逐渐养成奢侈的作风,便告诫他说:“历观前代帝王,没有奢华而能够长久的。你现在身为太子(此时杨勇还未被废),如果不上称天心、下合人意,怎能继承宗庙作万民之主呢?我将过去的衣物各留一件给你,你要常看看它,用来告戒自己。现在再赐给你一把刀,希望你能理解为父的心意。”又有一次,他的儿子杨俊因不遵从训导,生活奢侈,被杨坚一气之下免去官职。很多人都为杨俊讲情,杨坚一概不允;并且斥责杨俊说:“我戮力关塞,创此大业。作训垂范,希望臣下遵守它不犯有过失。你是我的儿子,却在败坏我的训导,我真不知该怎样责罚你!现在,先免掉你的官职,希望你能够醒悟自悔。”杨俊死后,杨坚立即下令将他生前置办的奢侈之物全部焚毁,丧事务从节俭。王府的僚佐请求为杨俊立块碑,杨坚却说:“要想留名,只需一卷史书就足够了,用石碑干什么?如果子孙不能保家,石碑白白的让人拿去做镇石。”

杨坚不但在物质生活上崇尚俭朴,在精神生活上,同样也抑黜浮华。开皇四年(公元584年),他接受了治书侍御史李谔的建议:

“魏之三祖,崇尚文词,遂成风俗。江左齐、梁,甚弊弥甚: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世俗以之相高、朝廷以之擢士。以儒素为古拙、以词赋为君子。故其文日繁、其政日乱。良由弃大圣之规模,构无用以为用也。”

于是诏令天下公私文书都要写得符合实际情况。泗州刺史司马幼之的奏表文章浮华艳丽,杨坚因此竟把他交付给有关部门治罪。不久,李谔又上书说:“有些士大夫炫耀功绩、出身以谋求进身做官,没有廉耻之心,请求明示其罪,加以黜退,以矫正社会风气。”他的奏章文风朴素、平实,于是,隋文帝杨坚立即诏令将李谔前后的奏章颁布天下。这对于扭转当时浮艳的文风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隋文帝杨坚似乎不好虚名,惟务实际。他不许封禅,以表彰自己的功德;他制订雅乐,以抑制淫靡之音。贺若弼撰写了《御授平陈七策》送给杨坚,他连看也不看,便说:“公欲发扬我名,我不求名。公宜自载家传。”这一席颇为幽默而又语带讥讽的话,表现了杨坚不尚虚浮的性格。

杨坚虽然“素无学术,不达大体”,但他却能接受以文化教化天下的建议。

开皇三年,隋秘书监牛弘上表,说:“官府收藏的典籍屡经战乱,大多散失民间。原北周朝廷收集的典籍,仅有1万多卷。平定北齐时所得到的典籍,除去重复的以外,只增加了5000卷。大规模汇集典籍,理当在圣明之世。治理国家,没有比此事更为重要的了。岂可使典籍长期流落私家,不归官府朝廷所有!因此必须借助陛下的威令,迫令献书,并给予献书者一定的赏赐。这样,各种典籍一定会汇集官府,国家的书库就会收藏丰富。”杨坚立即接受了他的建议,并下诏在全国各地购求散佚书籍,并规定每献书一卷,赏缣一匹。

杨坚崇尚节俭、厌恶浮华的性格是他一生不平凡的经历影响而成的。他是在一次次激烈的政治斗争中拼搏取胜的幸运儿,能轻易得天下是各种机遇的巧合。但是,杨坚本人也明白,无论是政治资本,还是威望,都是自己在一点一滴的积累中形成的。而节俭的作风,又是杨坚在积累中发现的治国良策。同时,我们应该理解,杨坚过于节俭以至于吝啬的性格,是因为饥荒和长期的战乱导致的。在他的意识中,永远是饥民的逃荒和亡国的威胁,似乎只有积财才能应付这些可怕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