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皇四年（公元584年），是杨坚登上帝位的第四个年头。
这一年，关西地区出现了少有的大旱。火红的太阳每天从东面升起，从西方落下。每到它正当午时，便把热滚滚的光芒射向人间，这时，世界便仿佛又回到传说中羿还没将9个太阳射下来的时代。人们多么希望有一块云彩将它遮住，落下几滴雨来。于是，人们不知道杀了多少猪羊，乞求雨神光临人间；不知道烧了多少香火，乞求苍天赐一点甘霖。然而，太阳依然每天火辣辣地照着，雨神迟迟不肯光顾。
河干了、井枯了，田地里裂开了一道道大口子，农民辛辛苦苦种下的禾苗还没长成便夭折在干巴巴的土中。这一年，关西灾区的粮食颗粒无收，饥饿困扰着没有隔年储备粮的灾民。
此刻皇宫中的隋文帝杨坚，尽管没有灼热阳光的烘烤，没有饥饿的煎熬，但不时传来的灾情，也使他坐卧不宁。他吩咐左右出去看看灾情严重到什么程度，看看那些灾民靠什么度日。不久，出外巡视的人回来了，带回来一些豆屑杂糠，并告诉他这是灾民赖以活命的食物。
杨坚见到这些，哭了，哭得涕泪纵横。
群臣见到这种情况，感动了，多么富有同情心的仁爱之主啊！
其实，杨坚的哭出于一种极为复杂的心态。他的眼泪有对灾民的同情，但更多的是委屈、焦虑。
他感到委屈。他当上皇帝刚刚4年，上天就降下这么大的灾难。他不由得想起周静帝的禅位诏书中的一段话：
王受天命，叡德在躬，救颓运之艰，匡坠地之业，拯大川之溺，扑燎原之火，除群凶于城社，廓妖氛于远服，至德合于造化，神用治于天壤。
如今，仅仅受天命4年，上天就这样和自己过不去，降下这么大灾难。自己的叡德何在？洽于天壤之神何在？他不由暗暗说道：天啊，为什么这么和我过不去？
他感到焦虑。他登上帝位仅仅4年，根基未稳。他担心发生天灾——饥饿——饥民——动乱这一连串的连锁反应。他不由的想起北魏末年的六镇起义。它的直接起因，不正是六镇的军户及镇民饥饿无食吗？后来这些饥民被强送到河北“就食”。但河北诸州也连年遭受水旱之灾，“饥馑积年，户口逃散”，北镇饥民无食可就，又得不到朝廷的救济，走投无路，又引发了河北地区的起义。那时杨坚虽还未出生，但他的岳父独孤信等都曾亲身作为饥民而参加了六镇及河北的起义。这些事杨坚从他们那里听到过不只一次，对此他太熟悉了。
委屈归委屈，焦虑归焦虑。杨坚在天灾面前并不是无所作为，他下令撤去自己膳食中的酒肉，以此向上天谢罪，乞求上天免除对自己的惩罚。又下令严禁在关西地区酿酒卖酒，以避免过多地耗费粮食。同时，下令将关东地区的粮食运往关中，以接济这里的灾民。通过这一系列的措施，旱灾最终没有引起社会的动荡。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命。农业兴，才能有饭吃，人民才安定。兴农才能固本，经过这次天灾，杨坚对这个道理体会得更深了，他加紧实施各项兴农措施。
首先，他在全国加紧推行均田制。均田制开始实行于北魏。魏孝文帝初期，水旱连年成灾，百姓被饥饿所困，四处流散。豪强们乘机兼并土地。主客给事中李安世描写当时土地不均的情况说：“窃见州郡之民，或因年俭流移，弃实田宅，漂居异乡，事涉数世。三长既立，始返旧墟，庐井荒毁，桑榆改植。事已历远，易生假冒。强宗豪族，肆其侵凌，远认魏晋之家，近引亲旧之验。又年载稍久，乡老所惑，群证虽多，莫可取据。各附亲知，互有长短，两证徒具，听者犹疑，争讼迁延，连纪不判。良畴委而不开，柔桑枯而不采，侥幸之徒兴，繁多之狱作。欲令家丰岁储，人给资用，其可得乎！”因此，李安世建议：重新均量土地，根据劳力配置相应的土地，使“细民获资生之利，豪右靡余地之盈”。有争议的田地，“宜限年断，事久难明，悉属今主”。魏孝文帝根据这个建议，于太和九年（公元485年）十月，下诏实行均田制。
北魏均田制规定：男子年15岁以上，给不栽树的露田40亩；女子给露田20亩。若有奴婢，依照良人授田。若有耕牛，每头牛给田30亩，但只限于4头牛的田数。这种露田只给劳动者耕种，劳动者老了或死了，要将田还给国家。另外，每个成年男子给桑田20亩，这种桑田可世代继承，死后不归还国家，也不得买卖。但要在3年之内在田上种桑树50棵、枣树5棵、榆树3棵。若3年内种不足，则将桑田收回。不适于栽桑养蚕的地区，男子给麻田10亩，妇人给5亩，男子另加1亩以种榆、枣等树。麻田和桑田不同，耕种者死后，田地要退还国家，不得继承。原来有宅基地的，不再分配宅田，若移居新址之人，3口给宅田1亩，以为居室。
北魏实行这个制度，使农民重新得到部分土地，游离的劳动力重新与土地结合起来，这对恢复北方的农业生产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北魏的均田制实行的不是很彻底，在有些地方，特别是六镇地区并没有实行均田制。即使在实行均田制的地方，地主豪强的大土地制仍在继续发展，买卖土地，甚至抢夺百姓土地的事时有发生，可见北魏均田制对恢复农业生产的积极作用是有限的。到北魏末期，由于社会动荡，均田制被彻底破坏，这点有限的积极作用也不复存在。
北魏灭亡后，北齐、北周分别继续实行均田制。
北齐河清三年（公元564年）下令：每个成年男子给露田80亩，妇女给40亩。奴婢比照良人给田。耕牛一头给田60亩，限止4牛。另外每个男丁给永业田20亩。永业田不还给国家，此外的田地都按规定退还。同时还规定了给田奴婢的数额：亲王300人，嗣王200人，第二品嗣王以下及庶姓王150人，正三品以上及皇宗100人，七品以上官80人，八品以下官至庶人60人。这个均田制度，显然对官僚富人有利。高官不说，仅以一个八品以下的小官为例，如果他有60个奴婢，4头耕牛，就可以分到3840亩土地。所以宋孝王《关东风俗传》说：在北齐，“河渚山泽，有司耕垦，肥饶之处，悉是豪势，或借或请，编户之人，不得一垄。”“其时强弱相凌，恃势侵夺，富有连畛亘陌，贫无立锥之地”，正说明北齐均田制是多么不彻底。
西魏、北周的均田制规定：已娶妻者，给田140亩，未娶者给田100亩。另外，10口以上人家给宅田5亩，9口以下给宅田4亩，5口以下给宅田3亩。18岁成丁受田，64岁年老还田。但由于关中地区地少人多，有资料表明，当时普遍存在受田不足额的现象。
杨坚登帝即位后，立即重新颁布了均田法。规定男丁受露田、永业田皆遵北齐之制，园宅3口人给1亩，奴婢则5口人给1亩。官吏受田，自诸王以下至于都督，皆给不同数量的永业田，多者100顷，少者40亩。此外又给职分田，一品官给田5顷，以下每品减少50亩，至九品为1顷。外官也给职分田。此外还有公廨田，以充公用。开皇十二年（公元592年），在统一南北3年后，杨坚又派使四出。均天下之田，把均田制在全国推行。当然，不能指望隋文帝的均田与前代有什么本质区别，杨坚实行均田，同样是照顾了大地主阶级的利益。但杨坚实行均田，在当时至少起了两个作用：第一，均田令关于受田数额的规定，是对诸色人等占田的最高限额，这种限额对地主贵族的土地兼并多少有些限制作用。第二，杨坚所行的均田与赋税紧密结合。北周的租调相当重，均田户每户纳调麻10斤；田租因户受田140亩，纳粟也增至5斛。如前所述，均田户尽管规定给田140亩，但实际给田往往不足额，而田租并不因为授田数额不足而有所削减。杨坚所行均田规定，均田户交租粟3斛，并明文规定未受地者不课租调。农民的租调负担确实有了很大程度的减轻。
在推行均田制的同时，杨坚又下令实行“大索貌阅”、“输籍定样”等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