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立太子的事情终于办完了，可文帝似乎感觉不到胜利的喜悦，他兴奋不起来，心头若有所失，连儿子都反对他，说明这些年的政治清洗是正确的。可是，越清洗敌人越多，而且都是他以前最亲密的战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这些人都变了，变得心怀叵测，变得对他不理解而离他远去？他对所有的人都充满疑虑，感到无比的孤独寂寞，这种阴郁的心情挥之不去。
还是太史令袁充明白杨坚的心意，他不断及时地报告天象，太子勇废后，他又上奏：“隋兴已后，昼日渐长，开皇元年，冬至之景长一丈二尺七寸二分，自尔渐短，至十七年，短于旧三寸七分。日去极近则景短而日长，去极远则景长而日短。行内道则去极近，行外道则去极远。谨按《元命包》曰：‘日月出内道，璇玑得其常。’《京房别对》曰：‘太平，日行上道；升平，行次道；霸代，行下道。’伏惟大隋启运，上感乾元，景短日长，振古希有。”
袁充的奏章让他无比快慰，看来凡人不能理解的事自有上天明白，并呈祥瑞以告示人间：时运最是太平上道。文帝据此奏章向满朝文武发出指示：“景长之庆，天之口也。今太子新立，当须改元，宜取日长之意，以为年号。”
文帝另外还有一个心思，明年又是他最迷信的辛酉年，而且是他的本命年，金鸡啼晓，六十华甲，太子新立，万象更始，确实应该好好改个年号，庆祝一番，以驱散阴霾，营造祥和气氛。
前年，他曾对双林寺惠则等沙门写下：“尊崇三宝，情深救护。望十方含灵，蒙兹福业，俱登仁寿”。自从建造仁寿宫之后，他越来越喜欢上这座行宫，不仅舒适，名字也起得好。“仁寿”二字，象征着太平盛世，又包含佛教无量寿国的意思，与他晚年的心境十分吻合。于是，文帝作出决定，明年改元“仁寿”。
和“开皇”年号相比，“仁寿”颇有功成享福的味道，表明文帝锐意进取的远大抱负已经消蚀殆尽，取而代之的是自我陶醉的沉沉幕气。
因此，他特别渴望寻得精神上的满足，以慰藉日益空虚的心灵，这种需要不仅是政治的，而且还是生理的。十一月三日举行皇太子广继立仪式时，京城刮起大风雪，四处发生地震，以致他内心紧张，难以安宁。后来，袁充上奏昼日变长，顿时使他兴奋起来，特地转告屡有灵验的术士庾季才，希望得到证实。没想到庚季才也变得不识好歹，竟说袁充荒谬，害得文帝老大不高兴，当场免其官职，念在他是开国元勋的份上，赏他一半俸禄，回家养老去了。现在惟一能让他感到兴奋、觉得充实、获得力量的便是佛教和祥瑞了。
在这种气氛中，颇含宗教祈愿的“仁寿”元年（公元601年）降临了。
元旦朝会，文帝隆重宣布改元，大赦天下，任命杨素为尚书左仆射，取代被罢免的高颎；起用苏威复任尚书右仆射；改封杨广长子河南王昭为晋王，担任内史令、兼左卫大将军。前几年政治斗争的结果以人事大变动的形式肯定了下来，文帝深望这番改组能够巩固高度集权的体制，并使得朝政焕然一新，尤其是在思想意识形态方面。
十七日，他专门就战亡将士造墓祭祀问题发布诏书，借题发挥，大谈特谈“君子立身，虽云百行，唯诚与孝，最为其首”云云。还是开皇初年提倡以孝治国的那一套，丝毫没有新意，所不同者，在于权力的制衡机制失灵了。因此，理论上固然贫乏无力，但更具有强制与威压的气势。
善于揣摩上意的御前文人术士号准了文帝这把脉，又纷纷出动，为其灌输君主独裁的意识形态造势助威，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神化文帝运动，冲在前头摇旗呐喊的是袁充和王劭。
袁充将文帝的生平与阴阳律吕排比详参，发现两相合者多达六十余处，赶忙向文帝报喜道：“皇帝载诞之初，非止神光瑞气，嘉祥应感，至于本命行年，生月生日，并与天地日月、阴阳律吕运转相符，表里合会。此诞圣之异，宝历之元。今与物更新，改年仁寿，岁月日子，还共诞圣之时并同，明合天地之心，得仁寿之理。故知洪基长算，永永无穷。”一席话吹嘘得文帝龙颜大悦，厚加赏赐。
袁充的附会本事，比起王劭还颇有不如。王劭不仅能圆梦测字，还擅长诠释图谶，引经据典，巧舌如簧。他把文帝生平事迹与道家经书细加对照，诸条道来，竟天衣无缝，仿佛这些经书都是预先为文帝而作，以证明其乃天神下凡。例如，《河图皇参持》中有这样几句话：“立皇后，翼不格。道终始，德优劣。帝任政，河曲出。协辅嬉，烂可述”。王劭用开皇末年的政治事件来对照，解释为：“立皇后、翼不格者，至也，言本立太子以为皇家后嗣，而其辅翼之人不能至于善也。道终始、德优劣者，言前东宫道终而德劣，今皇太子道始而德优也。帝任政、河曲出者，言皇帝亲任政事，而邵州河滨得石图也。协辅嬉、灿可述者，协，合也、嬉，兴也，言群臣合心辅佐，以兴政治，烂然可纪述也。所以于《皇参持》、《帝通纪》二篇陈大隋符命者，明皇道帝德，尽在隋也。”说得丝丝入扣，竟无一句多余，叫人岂能不信？
有人在黄凤泉洗澡时，捡到两块白石，觉得纹理颇异，赶忙当作祥瑞呈献邀赏。这两块石头到了王劭手中，顿时点石成金，化腐朽为神奇。他摇头晃脑地指给文帝看，那是天神地祗，那是风师雨伯，文帝如何端坐南面，而“杨”字正好排在“万年”之前，“隋”字恰巧与“吉”字相并，正是长久吉庆之兆也！说到激动时，他把石纹组成文字，用这些文字作诗二百八十首奏呈。真让文帝分不清自己是神还是人。
在上下一片赞颂声中，文帝华甲寿辰的隆重庆典已是呼之欲出了。
进入六月，文帝作了几件事，一是在三日派遣十六使到各地巡省风俗，访察治绩。二是在十三日宣布废除中央及地方学校，仅保留国子学七十二名学生。看来，文帝对迂缓的儒家教育失去了耐心。做完这两件事后，压轴好戏终于登台了，那就是在废学的同一天宣布向全国三十州颁送舍利，表明文帝新的治国理念。
其实，此事早就作了精心的准备。此前，文帝专门让人造了六座释迦牟尼等身像，安置于释法藏所住寺院。又与其信任有加的高僧昙迁谈到登基前曾有一位天竺僧人送给他一裹舍利，说道：“此大觉遗身也，檀越当盛兴显，则来福无疆。”言讫，飘然不见。这明显是与其出生神话中神尼预言他日后登基兴佛一脉相承的故事，但这一次，文帝拿出舍利实物为证，并与昙迁共数，数来数去，总是数不清，于是，文帝若有所悟，决定派遣三十名高僧前往各州颁赐舍利。显然，此举是与佛教界共同筹划后进行的，其目的不言自明。为了增加送舍利的权威，文帝还因舍利大放光明而与皇后及宫女一道用锤子敲击舍利，结果舍利丝毫无损，众以为神。其实，这种锤击舍利以服众的事例，在中国乃至东亚佛教传播中屡见不鲜。因此，仁寿年间的崇佛并非单纯的宗教行为，而是有目的的神化文帝运动。文帝寿辰的六月十三日，内史令晋王昭宣读诏书道：
“朕归依三宝，重兴圣教，思与四海之内一切人民俱发菩提，共修福业，使当今现在爰及来世永作善因，同登妙果。宜请沙门三十人谙解法相兼堪宣导者，各将侍者二人，并散官各一人，薰陆香一百二十斤，马五匹，分道送舍利往前件诸州起塔；其未注寺者，就有山水寺所起塔依前山；旧无寺者，于当州内清静寺处建立其塔，所司造样送往当州。僧多者三百六十人，其次二百四十人。其次一百二十人，若僧少者，尽见僧，为朕、皇后、太子广、诸王子孙等及内外官人、一切民庶、幽显生灵，各七日行道并忏悔。起行道日打刹，莫问同州异州，任人布施，钱限止十文已下，不得过十文。所施之钱以供营塔，若少不充，役正丁及用库物。率土诸州僧尼普为舍利设斋，限十月十五日午时，同下入石函。总管刺史已下、县尉已上，息军机、停常务七日。专检校行道及打刹等事，务尽诚敬，副朕意焉，主者施行。”
根据这道命令，有三十名高僧偕同朝廷官员被派往三十州佛寺颁赐舍利，至于未开列的各州亦须在当地起舍利塔，限十月十五日造毕，全国于当日安放舍利入石塔，各寺僧尼作七日道场，为文帝及皇室宗亲等忏悔，为舍利设斋会，所须费用，由百姓“布施”，不足者由官仓支出。
这三十个州分别是：岐州凤泉寺、雍州仙游寺、嵩州嵩岳寺、泰州岱岳寺、华州思觉寺、衡州衡岳寺、定州恒岳寺、廓州连云岳寺、牟州巨神山寺、吴州会稽山寺、同州大兴国寺、蒲州栖岩寺、苏州虎丘山寺、泾州大兴国寺、并州无量寿寺、隋州、益州、秦州、扬州、郑州、青州、亳州、汝州、瓜州、番州、桂州、交州、相州大慈寺、襄州大兴国寺、蒋州。就其分布而言，遍及全国，甚至远达交州之类边远地区。
实际上，颁赐舍利的范围并不仅限于中国，“高丽、百济、新罗三国使者将还，各请一舍利于本国起塔供养，诏并许之”。与朝鲜三国关系密切的倭国曾于开皇二十年（公元600年）遣使入隋，其后于隋炀帝大业三年再次入隋时，其使者称：“闻海西菩萨天子重兴佛法，故遣朝拜，兼沙门数十人来学佛法”。可知文帝敬佛，闻名遐迩。
这天，颁赐舍利的仪式进行得庄严肃穆。清晨，文帝来到仁寿宫之仁寿殿，从内里捧出盛舍利的七宝箱，缓缓走上大殿，置放于御案。被挑选出来的三十名僧人焚香礼拜，起誓赞颂，取出三十支金瓶琉璃，分别装进舍利，薰陆香为泥，封盖加印，然后启程前往各州。
送舍利使抵达各州之前，家家预先打扫，清除秽物，道俗士女，倾城远迎。使者进入州治，总管刺史率全体官吏夹道先导，四部大众仪容齐肃，打起宝盖幡幢，抬着佛帐佛舆，焚香奏乐，进入庙宇后，沙门宣读忏文，大众齐声发誓：“请从今以往，修善断恶，生生世世，常得作大隋臣子！”
起塔之日，文帝执埏立于大兴殿西面，迎请佛像及沙门三百六十七人，同唱梵呗，文帝焚香礼拜，徐降东廊，亲率文武百官素食斋戒。整个京城停止一切活动，各地政府部门也停止办公七天，同奉法事。实际上，从六月到十月，全国都沉浸在佛教的虔诚气氛中，深深感到佛陀的神圣、皇帝的崇高和作为其子民的无限幸福。于是，人们的精神仿佛得到净化而升华，新的宗教现实世界开始展现，肉身神性的领袖形象深深烙在万民的心头。
仿佛这世界彻底改变，草木含情，山水禀灵，一切都变得具有神性，四面八方传来令人喜悦而肃然起敬的灵验报告：
岐州凤泉寺起塔时，东北二十里忽见文石四段，石函顿生天国图像，佛像放光……
秦州起塔时，雪霁日出，瑞云满天，草木花开；舍利入函之际，神光远照，空中传来梵音，有如赞叹之声……
同州起塔时频有灵验，其后，夜中有五色圆光从塔基遍照城内，明如白昼……
蒲州起塔时地动山吼，岩上有钟鼓之声，舍利将入函，千人登山参拜，忽有神风自下而起，送众人至山顶佛堂。其后，塔放光明，闪耀夜空，流光中有佛像显现，异香飘溢，十几位妇人手抱的死婴，见光顿然更生，一州病人，照光病愈……
……
满朝惊异，心悦诚服。安德王杨雄率百官进献《庆舍利感应表》，衷心赞颂：“自非至德精诚，道合灵圣，岂能神功妙相，致此奇特！臣等命偶昌年，既睹太平之世，生逢善业，方出尘劳之境，不胜扑跃，谨拜表陈贺。”
如此立竿见影的轰动效应，岂是儒家说教所能比拟的。京城大兴善寺也建起高塔，神圣舍利供奉于尚书都堂，政教相辅相成，如虎添翼。十一月九日，文帝把各地上报的符瑞用版文详加记述，祭于南郊，其礼犹如封禅，以敬谢上天。十二月二日，京城举办无遮大会，僧家记下了这一天的盛况：“是时天色澄明，气和风静，宝舆幡幢、香花音乐，种种供养，弥遍街衢，道俗士女，不知几千万亿，服章行位，从容有叙。上柱国司空安德王雄已下皆步从至寺，设无遮大会而礼忏焉。有青雀狎于众内，或抽佩刀掷以布施，当入丛而下，都无伤害”。
文帝欣然下诏，劝谕官民一体诚心向佛，更宣布再颁舍利于五十三州，令天下普沾法喜。
仁寿二年（公元602年）正月二十三日，送舍利使又上路了，天下百姓再次解囊布施，建立灵塔，并于四月八日佛诞节同时安置舍利。又是停止公务、夹道欢迎，又是颂声四起、灵验频现，传说更加神奇，圣迹更加绚丽，地方呈报的祥瑞长篇累牍，绘声绘色，却已是老生常谈，了无新意。
然而，这些都没有关系，教化贵在持之以恒，所以故事还得延续下去。
翌年五月，文帝下诏：“哀哀父母，生我劬劳，欲报之德，昊天罔极。但风树不静，严敬莫追，霜露既降，感思空切。六月十三日，是朕生日，宜令海内为武元皇帝、元明皇后断屠。”到了六月，他又专门为服丧一事下诏，实行重丧制度。儒家学说已被他完全割裂，只剩下一根孝骨，硕大无朋，用以支撑流光闪烁的神像。到底是神的威力不足而需要世俗专制的支持，还是皇帝的神性不够而需要将专制主义神化，没有人清楚，也没有人想去弄明白。
仁寿四年，文帝感到从未有过的疲倦。晚年与亲子大臣没完没了的斗争，耗尽了他的全部心血。尽管如此，他还是眷恋这个世界，还想通过佛事来挽住生命的流逝，为自己营造更多的福田。他再次下诏：“朕已分布远近，皆起灵塔，其间诸州犹有未遍。今更请大德，奉送舍利，各往诸州，依前造塔……三十余州，一时同送。”根据诏令，全国再度掀起建寺起塔的狂潮，迎送使者，报告神迹……那个单调的旋律不知道还要重复多少次。
从改元仁寿以来，文帝动员全国，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进行大规模的崇佛运动，短短的三年左右时间，全国指定修建的寺塔达一百一十余处，而未加载明者也不在少数。无论从经济还是精神层面，如此广泛地动员民众，实为隋朝开国以来所未曾有过。显然，开皇后期以来屡兴大狱的强烈政治震撼，使得文帝深切感到必须粉饰太平以制造繁荣和谐的表象，而对儒学的失望又驱使他改弦更张，企图用宗教的狂热与迷信来大规模贯彻君主专制的意识形态，作为重新凝聚社会的精神力量，再造社会。
这一切，并不表明文帝的统治将趋于和缓。相反，激起宗教精神的亢奋是为了加强政治的统制，就在殷勤礼佛的仁寿二年，又爆发了蜀王秀事件，权力斗争与宗教崇拜双重变奏，交相升调，越发昂扬激进。由此造成强烈的兴奋作用，对已成孤家寡人的文帝是莫大的精神慰藉，与人的对话已是曲高和寡，那就只能转向与神灵对话，这大概是众多独裁者内心孤独的悲哀。
当然，文帝最大限度集权的目的并不一定都是自私自利的，客观地说，文帝始终保持着强国的梦想和对社会的关怀，他要按照自己的意志去塑造社会。然而，此时他胸中的蓝图是在晚年偏执与脱离社会的状态下构想出来的，主观想象与客观现实的巨大隔膜，使得改造社会的努力反而对社会产生负面作用。这些，文帝也许不知道，也不想真正知道。他衷心祈愿也真诚相信轰轰烈烈的崇佛运动会给他以及他所领导的国家带来“仁寿”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