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场引发的利益之争——
科举考试是一种僵硬的考试方式，主考官在为考生的一篇文章亮分时，很多时候完全是好恶随心。近年全国各地高考作文的批改一直争议不断，也是因为对于一篇文章来说，批改者很难有一套相对标准的答案来体现其公正性。在这里涉及一个利益取舍的问题，源于考场又不仅仅限于考场。一个人抱着相对公正的规则在与有着工具性特质的人打交道时，往往会根据现实需要，做出对自己有利的判断和决定。说到底就是一种利益的交换与买卖，如果有一方认为这种交换损害了自己的利益，那么他就会做出新的权衡，或者要求另一方能够做出让步；如果有一方认为对方提出的要求不合理，他也有可能会拒绝交易，这样就会使得这种高交易陷入僵局，或者以一方的退出为代价。科举取士制度的僵硬，很难产生一个客观标准。这样就会导致很多考生有疑虑，这种考试方法能否测试出自己真正的水平？从而要求主考官考虑自己的其他条件。由于主考官和考生之间属于工具性关系，而主考官作为权力资源的支配者，考生能不能通过考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主考官。在这种情况下，考生必须扮演请托者的角色，对主考官毕恭毕敬，不敢造次。所以，对于有着交换关系的双方来说，他们的交易法则应该是权力灰色地带里的公平法则。
公元960年新春时节，中国北方的冰雪还未消融，空气里透着凛冽的味道。后周大将赵匡胤带领着军队突然折回汴梁城，经过一番表演性质浓郁的权力交接仪式后，赵宋王朝正式登上舞台。那些将黄袍披在赵匡胤身上的叛军将领们，在新的权力系统各就各位成为开国元勋。后周的旧臣们在家里喝完两杯酒后，让自己看起来不那么羞耻。他们从今天起，就要向自己昨日的同僚、今天的新主行叩拜之礼，高呼万岁。在新的权力台阶下，有一个人始终没有出现。这个人就是后周的翰林大学士李昉，要知道他这时候还担任着首都汴梁的行政长官一职。在新旧政权交替的重要时刻，李昉居然没有出现。
要知道在权力承上启下的历史时刻，李昉这种死猪不怕开水烫的行为有着对新皇权代言人的大不敬，这种大不敬对一个官场文人来说无疑是冒险的。赵匡胤一怒之下，将其贬官。李昉并无抱怨，而是不紧不慢地走在赴任的路上。赵匡胤让他骑马赴任，他却骑着一头上了岁数的驴，他用一个文人方式表达着内心的不满。后来赵匡胤准备重新用他，召他回京，他依然一副官场老油条的样子，在路上又休病假又玩山水磨磨叽叽三个月都没到京，一副对政权不合作的姿态。就是这样，赵匡胤也没有治他个大不敬的罪，该用还是照样用。其实李昉应该感到幸运，他遇上了一个文官吃香的时代。
赵匡胤曾经说过：“我用儒臣文官百十来个人去管理地方事务，即使这些人都贪赃枉法，也比一个武将的祸害少。”一百个文臣贪赃枉法，也比不上一个武将的祸害严重。赵匡胤本人是带兵出身，所以他对武人祸国有着更为深切的体会。在他的意识里，文人是读书明理之人，受的教育是儒家正统教育，思想不解放，胆子也比那些没文化的武官要小得多。因此，文人不会轻易拿起枪杆子来造反。他们读书的唯一目的就是“货与帝王家”，只要官家能够满足他们这唯一的愿望，给他们一个官做，他们是不会冒险去造反的。赵匡胤在位的十七年时间里，所用的宰相是清一色的文臣，就连专门掌管国防军事的枢密院长官枢密使和枢密副使，也由文臣担任，这种做法后来成为“祖宗定制”，被宋代君臣严格遵守。
开宝六年（公元973年）的一天，宋太祖赵匡胤在朝堂之上按照惯例会见当年新考上的进士。新录取的进士有十一人，诸科二十八人。这些未来官场的后备干部们来到皇帝日常主持重要会议和政务活动的讲武殿，接受国家最高权力者的接见。在此之前，像这样的接见与谢恩活动走的都是程序化，与科举考试本身并无本质上的联系，甚至连面试都算不上。
在简单的试探之后，赵匡胤居然从中间揪出了两个滥竽充数的人，认为他们在这近四十个人中间“材质最陋”，水平最稀疏。这两个人，一个是进士武济川，一个是三传刘浚。
我们简单了解一下赵匡胤会见近四十个人的大致程序。皇帝见中举的考生，在以前都是礼仪性的活动，走走程序也就过去了。但是这次与以往不同，赵匡胤好像格外重视，他将吏部的铨选职责也揽在自己的身上。吏部从通过科考的考生中铨选官员，类似于今天的组织部门找当事人谈话。要通过简短的谈话过程，考察考生的“身”“言”两大入仕指标。这样的考察形式本来就是不靠谱的，就算“言”可以通过说话者的谈吐对其个人水平有个大致了解，但是“身”则成了一档选秀节目。就是用外表去衡量一个人是否具备做官的才华，完全成了以貌取人。
就是这两个简短的程序，让武济川、刘浚露出了马脚，他们在回答赵匡胤的问话时，答非所问，完全跑题。这让赵匡胤非常愤怒，难道我堂堂帝国选来选去，就选出这样的人才？他当朝就撤去二人功名，退回原籍。打发完两人，赵匡胤开始追究当事人的责任。
科举考试经过隋、唐时期的发展演变，已经逐渐成为官家选拔人才、为权力系统补充新鲜血液的主要途径。在科举考试中，最重要的角色无非是主考官和考生。主考官的地位非常特殊，考试中登第的考生，一般都被称为主考官的“门生”，而主考官则被称为“座主”。这些“座主”和“门生”在官家的权力结构中，往往会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为了防止利益共同体不断做大做强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官家会通过权力规则对此做出限制，但是在“人情大于法”的儒家法学思想下，这样的限制性规定收到的效果其实是微小的。从科举考试诞生的那一天起，通过科举考试形成的权力或利益群体，就始终与皇权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
这场科考的主考官是翰林学士李昉。李昉刚刚重返赵宋帝国权力中心并成功地掌握了干部选拔权，按照以往的历史经验，随着这些高中的考生们进入官场，这些“门生”们都将是他的宝贵财富。那样的话，李昉的政治地位将会得到大幅度地提升。
就在李昉对未来陷入无限憧憬中的时候，赵匡胤居然在一场简单的殿试中发现了问题。
在随后的调查中，赵匡胤了解到被他除名的考生武济川与李昉有同乡关系。赵匡胤的愤怒可想而知，主考官李昉难以洗脱罪名。也就在这时候，又冒出了一个叫徐士廉的落第举子敲了设置在朝堂外的“登闻鼓”，直接向皇帝鸣冤申诉。
徐士廉将告状目标直接锁定在翰林学士李昉的身上，说李昉在这次进士考试中存在着舞弊行为。赵匡胤接见了士子徐士廉。在这次事件后，赵匡胤做出两项决定：一是重新考试；二是赵匡胤经过简单的调查，确认原来的主考官李昉主持考试不公，抹掉了他翰林学士的头衔，让他背了一个降职处分。让人感兴趣的是赵匡胤重新组织的那场考试，除了之前已经除名的武济川，李昉所录取的其他十个进士再次被录取。让人感到不解的是，从第一名到第十名，连顺序排名都原封不动。除了这十人，又补录了进士二十六人，“不过附名在此十人之后”。这样看来，考场舞弊事件不过是赵匡胤借题发挥的由头，他的真实意图很明确，就是要把官员的选拔权抓到自己的手里，借此削弱文人官僚的权力，来强化自己手中的皇权。而李昉不过是这场局中的一个棋子罢了。
科场作弊的最根本目的就是为了能够登科及第，如果有幸如愿以偿，及第进士就可以与主考官以“门生”“座主”相称。这样一层关系对官员将来的仕途生涯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有点类似于在江湖中混要拜师门。
主考官往往操纵着进入考场的那些士子们的命运，并且通过自己的权力触角干预举子及第的名次，以此来传达自己对于某一个得意门生的赏识。主考官在举子录取上有着很大的自主权，他们之间也相应有着私人关系的恩情。对于赵匡胤这样的统治者来说，座主门生关系就是权力场上潜在的威胁。自打科举考试创设以来，这种关系始终是官场结成派系的利益纽带。
赵匡胤最担心的是，像李昉这样的在朝大臣之间或大臣和一般士大夫之间抱团成派系或朋党，成为中央集团的一股分割力量。作为权力集团的最高领导人，要把互相牵制的作用也充分运用到高级官僚的人际关系之中。但是这么做，也并不能根除座主与门生之间的私人关系。
主考官在取舍之时，难免会顾念私人关系。即使及第的考生确有才学，主考官没有半点徇私，被拔擢的考生因为承蒙赏识，至少也会从内心深处感怀知遇之恩。而这一私人关系将会成为日后仕途上的个人财富。
我们回到这场似有若无的“科场舞弊事件”中来，其实最大的利益者并不是在皇帝眼皮子底下将“登闻鼓”擂得震天响的徐士廉。需要说明的是徐士廉在重新举行的考试中金榜题名。其实这次事件的最大利益者是帝国一把手赵匡胤。这样一个事件，让科举考试增添了一道新的考试程序，那就是让士子与皇帝面对面地殿试。通过这样一个事件，皇帝把对文官的选拔权牢牢地掌握到了自己的手中。从那以后，“座主”“门生”的关系也随之淡化，因为参加过殿试的进士都可以自豪地称自己为“天子门生”。谁的门生能大过“天子门生”呢？
士人苦读半生，从千里之外来到天子脚下，每个人都怀揣着能将自己的文武之艺“货与帝王家”的人生理想。士人成功除了发奋苦读做好考前功课之外，科场之外的交游也尤为重要，这往往能够决定他们的梦想能否实现。到了明朝，进士行卷成为科举考试中约定俗成的一道必经程序。士子们通过各种渠道向朝廷文官大员投贽拜谒，想尽一切办法与那些京官建构起血缘、地缘之外的学统关系。这种门生关系，类似于今天拜师求学的师生关系，也有黑社会大哥收小弟的意思在里面。这是一条权力寻租链条，连接着官员的晋升通道和权力交易的后门。
科举考试的主考官是这场权力交易的既得利益者。唐宋时期，主考官被称为“知贡举”，到了明清时期改称“主考”或“总裁”。不光“座主”和“门生”在将来的官场结为利益同盟，就连那些同榜及第的进士也会结成新的人际关系网，也就是“同年”关系。唐朝同榜及第的进士才称为“同年”，宋以后以同榜登科者为“同年”。到了清代，“同年”的范围再次被放大，凡是秀才同时被选拔为贡生，以及乡试同榜中举，会试同榜取为进士，都被拉进“同年”这张关系网中。座主、门生、同年这些因科举而产生的称谓，在权力结构中形成了新的人际关系网，这张网络伸展出去的每一条经纬线都牵扯着利益。
读书人参加科举考试，都是奔着金榜题名去的。他们也深知在这场考试中，决定他们命运的是主考官。所以在历朝历代的科举制度中都有这样一条规定：新科进士要拜谒主考官。其目的就是要明确这一层关系，虽然说这种关系很多时候是游离于体制之外，但它却始终把持着权力通道的重要环节，比官家那些正式规则来得更为有效。新科进士在主考官面前自称门生，就等于在今后的官场之路上把自己与主考官的利益绑定在了一起。生在这张关系网中的每个人都希望尽可能地扩展自己的权力疆域，门生要的是仕途上的重用和关照，自古以来“朝廷有人好做官”。而主考官们将这些新科进士收为“小弟”，图的是做大自己的权力地盘，玩的是一种权力寻租，租金是高额的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