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梁湘检查工作时不经意踏进起义路内街一所古老的大屋里，没想到这大屋子竟然住着60多户人家，4000多人口。其中一户有11人，房子不过16平方米，即使只安放16块床板也不够地方容纳，只好床上架床，往高空发展，睡觉“叠罗汉”似的。梁湘看在眼里，痛在心中，泪水簌簌直下。不久，他向市政府提出建议，压缩其他开支，腾出一笔资金来兴建一批住宅，以改善老百姓的住宿条件。他说：“若不为人民着想，我们就没有资格叫人民政府了。”意见很快得到市政府“一班人”的赞同。这年秋天，在广州的西郊、南郊、东郊，一丛丛崭新简朴的住宅拔地而起，人均居住面积不足2平方米的缺房户优先入住。
1956年前，广州市区的珠江河畔，北岸筑有长堤，但河的南边只是一片河滩，河面还停泊着许多运载大粪的船艇，臭气熏天，行人掩鼻而过。梁湘指挥了改造珠江的工程，在东郊兴建污水处理厂，将珠江河面的屎艇迁移到那里停泊，又在珠江南边、修筑一条宽阔的沿江大马路，岸边栽种紫荆、大叶榕等常青树木，与北面长堤的繁华秀丽相映交辉，形成一河两岸的美景，从此，广大市民便有了一个憩息纳凉的好去处。每当夏夜，南风轻拂，树影婆娑，灯火辉煌，波光粼粼，衣香鬓影，把珠江两岸装点得更加妩媚，更加俊美。
员村，是60年代广州市新开发的工业区。这里，新建起广东罐头厂、广州化工厂、广州二棉厂、人造纤维厂、南海机器厂、油脂化工厂、广州氮肥厂等骨干企业，住有职工居民二三万人。但是那里既没有肉菜市场，又无百货商店，居民们买菜吃肉、理发、缝衣要跑十多里路到市区里来张罗，所以，不少职工无法安心待在工业区里，一直想着调回市区来。
梁湘认为，市政府要为职工生活提供方便，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他建议在员村工业区的中心地带兴建“员村一条街”——在员村大马路两旁开设饮食店、百货店、肉菜店、理发店、服装店、电影院等设施，在街的尽头处，再建一个森林公园。市政府采纳了他的建议。1965年，“员村一条街”落成了，很受员村工业区居民的欢迎。
梁湘是一头快牛，哪里困难就被派到哪里去。
因为天灾、人祸，从1960年下半年开始，中国进入经济困难时期。广州市也不例外，不仅副食品奇缺，而且粮食也紧张，居民粮食定量供应，月供大米工人三十多斤，机关干部不到三十斤，人们普遍吃不饱，一些人得了水肿病。领导提出“瓜菜代”的口号，每天要求给每个市民最低限度供应一斤蔬菜。一人一天一斤瓜菜，要求本来不算高，但由于公社化之后实行“以粮为纲”的方针，外县的蔬菜不能销向广州市了，广州郊区也因刮起“共产风”而挫伤了农民种菜的积极性，这样，连吃蔬菜也紧张起来了。
市委第一书记王德邀请郊区所有公社书记想办法，他说：“广州有150万人口，每天保证有200万斤蔬菜上市，我才睡得着觉啊！”他要求扩大种菜的土地面积，从12万亩增加到20万亩。公社书记们却对他说：“问题的根子在于农副产品价格压得太低，纯鲜牛奶卖的价钱比酱油还要便宜，但喂养奶牛的豆子没有牌价供应，价贱伤农啊！”
在菜市场上，蔬菜不仅数量少，品种少，而且质量差，通心菜足足有一公尺长，人们把它叫做“无缝钢管”。菜心和芥兰也有80公分长。人们管它叫“菜树”。市民的吃菜问题成了活命问题。
梁湘欣然接受市委的重托，又转向抓蔬菜生产了。
梁湘头戴宽边草帽，身穿打了补丁的衣服，天天泡在农村里，跟生产队干部及老农民促膝谈心，向他们请教发展蔬菜生产的办法。吃菜的确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梁湘开口说“蔬菜”，闭口说“蔬菜”，“蔬菜”两字成了他的第二生命，于是人们爱称梁湘为“菜书记”了。
经过反复调查研究，集思广益，梁湘决定采取三条举措：
——菜粮挂钩，菜农向政府交售多少蔬菜，政府就给菜农供应多少粮食。你想多吃粮食，就得多供蔬菜，即让菜农把种菜与自己的吃饭挂起鈎来；
——实行大众菜计划价格与优质细菜自由价格。即除了对白菜、菜心、芥兰、萝卜、绍菜等二十种大众化的蔬菜实行计划价格购销外，另对约占二成的韭黄、荷兰豆、辣椒、豆苗等优质细菜，允许菜农议价上市，鼓励菜农在完成计划统销的前提下，多种优质细菜，增加个人收入；
——增拨农用物资，支援蔬菜生产。市政府给菜农增拨牌价的塑胶薄膜、化肥、农药、汽车、拖拉机等农用物资。
政府三管齐下，菜农干劲倍增。蔬菜源源上市，粗菜细菜齐全，瓜菜品种多样，每天最少也有两百万斤上市，市民吃菜不用愁了。
进入1963年，国民经济全面好转。物资丰富起来了，市民吃菜更是随心所欲，什么优质菜、细菜和返季节菜都可以买到。即使到了“文化大革命”的两派群众武斗期间，广州市吃菜也不成问题，市民们仍能吃上鲜嫩可口的蔬菜。
接触过梁湘的人，都会得出梁湘为人正派直率、胸怀坦荡、原则性强、对干部要求严格的印象。他看到你有毛病，就会当面严肃地指出，不讲情面。但他说过就了事，不对你抱有成见，不记老账、不整人。如果你患了病，他还会到医院里看望你，交代医生认真给你诊治。你遇到困难时，他会伸出手，帮你解决问题。
1954年秋天，市计委一个姓周的科长，看到下面某厂因缺乏原材料，生产受到影响，而物资部门在火车站货场上却积压了许多这类物资。于是周科长未办好手续就把这部分物资调拨给工厂，后被省物资厅发现，告到省里去，省里责成市计委处分他。梁湘主持党组会议讨论此事。有位列席会议者发言：“周科长虽然有错，但他是为了帮助基层单位解决困难，不是牟取私利，应该从轻发落。”
梁湘冷静地听取大家的看法，感到此君言之有理，他也认为这位周科长平时工作兢兢业业，勤勤恳恳，是个参加工作不久的大学生，出了事后能对错误有一定认识，如若受到行政处分，将会在心灵上遭受很大的创伤。于是，梁湘找他进行交谈，平心静气地跟他分析错误的原因，使他口服心服。梁湘又向省里说明了情由，终于使周免受处分。
1957年夏天炎热来得早。一场政治风波来到神州大地。在发动群众帮助党整风中，市计委工业处一位姓方的女青年，在大鸣大放时写了几张大字报，谈及某领导作风挺官僚，又说现在物价上涨了。后来有人指责她的言论是攻击党的领导，是散播“今不如昔”的谬论，要把她划成右派分子。在党组会议上，梁湘提出不同意见：“小方的言论虽然有点偏激，这不过是人民内部矛盾，属于教育问题。她原是生活在海外，受到我们党的影响，放弃了优越的生活条件，不顾父母反对，回到祖国参加革命，工作一直认真负责，她提的意见是出自好意的，不应划为右派。”
这位青年人终于得到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