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深圳市长梁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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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章 开拓者的精神 (2)

在那道经常干涸的布吉河畔,有一排双层楼房,靠树丛那边的一座住着前任市委常委、市委政法委员会副主任、参加革命近40年的郝敏。夜深了,屋里还亮着灯光。

郝敏坐卧不安,他早听说亲家林城手脚不干净,但又认为问题不会太大,凭他的地位总可以保护过去的。他脸上平静,眼睛却盯着事态的每一步进展。

这几年郝敏利用手中的权力,伙同妻子儿女和亲家林城,给人开了不少下海证、出港证和入户证,索贿受贿有“宾士”汽车、彩电、冰箱、摩托车、组合音响、照相机、手表、港元等等,在群众中影响甚坏。

郝敏大案是从查处其亲家林城的倒卖汽车、贩毒、走私手表、强奸妇女的案件中暴露出来的。林城仗着郝敏的权势,曾猖狂叫嚣:“我在深圳横行五尺,谁敢动我一根毫毛?!”林城一家大小,老婆子女,在郝敏的关照下,全都领有出入香港通行证。

梁湘了解案情后,明确地对市委常委、市委政法委员会主任方苞和市委常委、市委纪检书记刘波说:“郝敏虽然与我们相熟,但我们共产党人不能搞‘官官相护’。老虎屁股就要摸摸!不管他是什么人,只要有问题就要查个水落石出。”

市公安局根据案情,首先将林城看管起来。经过一番调查,于是案情便进一步明朗了。

郝敏一伙见事已至此,连夜转移赃款赃物。林城的女婿是香港黑社会组织的头目,林城的女儿带着六七个彪形大汉走过深圳河北岸来,伸出拳头在办案人员面前晃来晃去:“我是英国女皇陛下的公民!你们小心点,今天我要开斋!”

刘波得知情况,立即给公安部门打电话:“先把这伙人收容起来,要问问她,你这个英国公民为何跑到中国神圣的领土,干扰我们执行法律?”

当然,林城一伙是仗着郝敏的威势才过河来的。

这时,郝敏已调任省公安厅劳改局副局长。省委领导亦已对他“约法三章”,不许他到深圳干扰查案。但他不服气,放出风声说:“他们现在仍按‘四人帮’那一套搞冤假错案,把我搞得家散人亡,我要和他们拼了!”

风谲云诡,险象环生。事态已发展到剑拔弩张之势。

1982年11月28日,在深圳街上出现身穿警服、腰佩手枪的郝敏,气派依然:“有人说我被抓了,现在我不是站在这里吗?枪还在!”郝敏说到这里,用手拍拍腰间那硬梆梆的“家伙”。

许多好心人提醒梁湘、刘波等人,“狗急会跳墙的,要小心提防啊!”他们连声多谢,泰然置之。

中纪委和省委及时做出决定:彻底查处郝敏案件,并对郝敏依法进行了监控。

此后,案情的查处势如破竹。

郝敏这宗案件,足足查了两年,涉及三省七市、六十四个单位,调查了575人。正义终于战胜邪恶。郝敏被关进班房,判处十一年徒刑,五毒俱全的林城也伏法了。

郝敏、林城的堕落恰恰反映了特区经济领域里矛盾斗争的复杂。他们可耻的下场说明:特区并不是冒险家、掠夺者和亡命徒的乐园。

不管情况怎样错综复杂、扑朔迷离,有一点梁湘是非常明确的:我们是办社会主义经济特区。

1983年冬天,地处岭南的深圳仍是满目青葱,生机勃勃。深圳博雅艺术公司举办的第一届进口书市隆重开幕,从香港、澳门、台湾等地进来的大批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和文化艺术书籍,使人们眼界大开,视野顿阔。一个苹果交换一个苹果,仍是一个苹果;一种学术思想交流一种学术思想,就会变成两种学术知识了。来深圳参加书市的有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的全国各地人士,书市上摩肩擦踵,人头涌动。

在一片叫好声中,某日,省里突然转来一份“内参”,说深圳特区的书市公然贩卖香港出版的武侠小说《飞狐外传》,用封建迷信、荒诞不经的思想毒害读者。文内还指名道姓地批评了为书市写了序言的深圳市长梁湘(误写成“梁明”)。原来作者是在广西南宁一间书店里看到《飞狐外传》一书,追查经营人员,得知书籍来自深圳博雅书市而写的问罪之文。

博雅艺术公司总经理雷子源看到“内参”,原是黝黑的脸色变得煞白了。他明白,现时全国正在掀起反精神污染的热潮。上海反得如火如荼,连穿牛仔裤也受指责。莫非这次自己碰到刀口上,要倒楣啦?雷子源拿着那份“内参”,心事重重地走进市委市政府办公大楼,向分管文教工作的市委常委、副市长邹尔康汇报情况。他心里做好了准备,要挨一阵狂风暴雨般的批评。不料邹尔康听罢陈述后,轻轻地说:“这仅是一家之言。”停了一会儿,又补上一句:“既然省里有反映,以后不进口就是了。”雷子源一听,心头放下了石块。但他仍未完全放心,认为也应向深圳市主要负责人梁湘汇报情况。

梁湘听了雷子源的诉说,仔细看了“内参”,又看到老雷神色凝重后,却安慰起雷子源:“你们别紧张,你们进口的图书有一万多种,而‘内参’只批评《飞狐外传》一本书,这样看来你们进口的图书,好书占99%以上。你们是想做好工作的,成绩是主要的。这本书如果真的有问题,以后注意改进就是了。”

雷子源如释重负。他事后对人说:“市领导这样通情达理,这样谅解我们,我们即使做死了,心也是甜的!”

这时候,海关发现博雅艺术公司从台湾进口的美术画册中有裸体女人的油画像,认为“有伤风化”,要追究雷子源的责任。此事又给梁湘知道了,就给海关解释:“毛主席也说过绘画艺术要从学习人体素描开始,画裸体画是美术的一项基本功,你们用不着大惊小怪!”

市长又给基层单位解了围。

后来细看《飞狐外传》,基调还是健康的,不是什么洪水猛兽,不能说它是坏书。广东省一位文坛巨擘还认为,《飞狐外传》是武侠小说中塑造有个性人物的成功之作。

无独有偶。在境外也有对中国经济特区这个新事物品足评头的,那些曲解、攻击深圳特区的文章,常常见诸于报端。1981年9月到10月,香港《信报》刊出两篇文章:《深圳要另谋出路》,认为“深圳特区不可能吸引香港大财团或大企业进行工业投资,深圳特区是搞不起来的。”深圳已建成的设施要“另谋出路”,“建一个旅游休假城市”。另一文是《特区要特新解》,讽刺特区失败了。还有一家香港报纸,在一个月内,连续发表十多篇评论员文章,连标题也指名道姓《深圳的问题在哪里?》。

某社会主义大国也说:“过去你们说我‘修’,我还没修到你们现在这种程度,将赶出去的外国资本、国内反动派又引了进来!”

1982年冬,中央某理论权威说:“深圳特区的性质不是社会王义!”特区不是社会主义那就是资本主义的了。梁湘毫不客气地反诘他:“此话你敢不敢公开讲?”

“这个问题公开不公开讲要看必要,就是在什么问题上,在什么时候有这个必要才讲,没有必要去讲它干吗?”某权威还振振有词地答。

梁湘无意将“权威”的话公之于众,他在种种巨大压力中,依然是“千秋功罪,任由后人评说”,继续我行我素。他依旧叨念着刘海粟老人的赠言:“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上云卷云舒。”

一位有识之士说过:“在深圳是要横站着工作的,既要面对外,也要面对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