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湘上任全国最大的特区海南省省长，引起了海内外人士注目。
闯入这个是非之地，福兮祸兮？识时务者为俊杰。梁湘好学勤思，处事果断，刚直不阿，当然是前途未卜了。
1987年秋，梁湘走马上任海南省省长。当然他也明白这是一条风雨之路。
“遇事冷静些，那边比这里还复杂呢！”临行时妻子将行李箱关上，忧心忡忡。
“不见得。”梁湘说，“到处杨梅一样花。”他看得透，在深圳这些年，“新租界”、“新李鸿章”的话听得还少吗？不过，使他忧虑的倒是在1985年12月那次全国经济特区工作会议上，说得重一点是刮了一阵否定特区的风，是对中央办好经济特区战略的一种干扰。尽管事后作了一些解释，但他仍然坚持自己的看法。不然的话，今后特区工作更是步履维艰了。至于涉及他个人的事，他从不计较，也不放在心上。
在深圳梧桐山山腰重建已破毁的弘法佛寺，如万绿丛中一点红，形成深圳一个人文景观，吸引香港同胞和海外侨胞回来游览、消费，福泽罗湖，本意并无偏颇。这一工程由于赵朴初的建议支持，以及新加坡华侨捐助上千万元，才得以勉强完工。后来弄清楚了，重建弘法寺的主要责任不在梁湘，才不了了之。在中国，儒释道合流，经历上千年的演变，成为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让这古老宗教丰富一下时代空间，有何可责难之处呢？后来知道这位领导说这话是违心的，他向梁湘当面致歉。
梁湘赴海南时够热闹的，不少干部、文人、专家都表示愿意跟着他去搏一搏。有的港商财团当着面说：“跟你去海南投资！”去海南成了当时中国的一股热潮。
他到海口住了下来。这个省会是够寒碜的了。艰苦创业，白手兴家，领导干部要率先垂范，以身作则。梁湘住在简陋的招待所里，夏天海口市气温高达38℃，梁湘住的房子没装空调设备，热得他汗流浃背，痱子满胸，在斗室中夜以继日地工作着。那日儿媳妇张苏带着孩子来看望爷爷。梁湘穿着齐膝短裤，坐在板凳上不停地扇扇子。孙儿天真地望着满头大汗的爷爷说：“爷爷，你去开空调凉凉不好吗？”
“这儿没空调呢！”秘书小陈坐在门边在盆子里搓洗衣服，双手都给搓红了。儿媳妇见了说：“连台洗衣机也没有，不像个样子。”梁湘随即说：“你不要一下来就泼冷水，海南地方穷呀！”之后儿媳妇回深圳后便把家里的洗衣机迅速托运过去。在梁湘眼里，这比起当年到深圳还像样点儿。万事起头难，百废齐待兴。
千头万绪，最缺的还是资金。国家是没钱拨下来的，梁湘也不会伸手。他要政策，有了政策土地石头草皮都是钱，资金源源而来。看来建自由港的要求，上面是通不过的，得变通一下。据说那一年李嘉诚曾想过开发海南，拟投资100亿港元，但由于开放政策迟迟未见分晓，也就偃旗息鼓了。现在要成立特区省，也未见李嘉诚的动静，可见外面仍然疑虑重重。梁湘在深圳积累了经验，已交了好些港商朋友，得想出个可行之策。他经过多方征询有关人士意见，反复调查研究，拟出开发海南的规划大纲，包括优先发展交通、能源、电讯事业，其中交通概括为“三纵四横、四方八港”，即在岛内兴建三条纵向、四条横向的高速公路，形成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此外，引进由泰国华侨巨商谢国民任董事长的正大集团公司来海南开发农业，采用世界先进的方法饲养猪禽和鱼类；引进香港商人冯志强到海南开发观光度假的旅游业；引进华裔日商于元平任总裁的熊谷组建筑集团来海南成片开发洋浦地区，也就是洋浦计划。
洋浦地区位于海南省西北部面积约350平方公里的半岛上，西濒北部湾，东接海南本岛，距海口市约130公里。这儿阳光灼人，气温常年处于38℃左右，雨量稀少，平均年降水量只有1000毫米，而蒸发量却超过1800毫米，没路、缺水，土地龟裂，土层很薄，到处都是褐色的石头，人少、地少、绿叶少，十年九旱，十种九不收，除了生命力极强，浑身长刺的仙人掌外，几乎看不到第二种植物。当年流放到海南的宋朝大诗人苏东坡称它为“北船不到米如珠”，是一块不知沉睡了多少年的未开垦的荒芜之地。
洋浦地区陆地自然条件恶劣，不长庄稼，然而它有临海的优势。这里拥有一望无际的湛蓝海水，水深高达27米，不聚泥沙，避风条件极好，出了码头就是航道，可建32个泊位，年吞吐量可达2000万吨以上，是个得天独厚的优良港湾。加之常年吹拂的是东南风，易于防治空气污染，非常适合发展重化工业。
梁湘等人经过深入调查，计划设立洋浦开发区，主要基于三方面的考虑：
第一，海南经济薄弱，基础设施短缺，现今办大特区，三年脱贫，五年赶上中等生活水平，要把海南丰富的自然资源转化为物质财富，就得搞好基础设施。海南在十五年内，重点地区的开发需要投入2000亿元，才能有个较好的投资环境。这么巨大的资金，国家不可能全给，海南财政也一向拮据，唯一办法就是吸引外资进行开发。
第二，全面开发海南耗资甚巨，目前尚无条件，只能选择一两个地区试验，一片一片地开发。按照国务院1988年24号、26号文件关于海南经济特区可以让外资成片开发，鼓励外资投资搞基础设施建设的规定精神，选择洋浦作突破口，利用外资成片开发，既符合国务院文件的规定，又是加速海南开发的重要途径。
第三，洋浦既是土地荒芜、经济落后的地区，又有优良的港口和丰富的自然资源可兹开发的条件，在全省总体规划中已被列为重化工和建筑材料基地。只有低地价才有可能把外资吸引进来。所以，梁湘于1988年8月在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中说：“必须立足于海南的实际，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中央的大政策，走出一条落后地区振兴经济、迅速形成外向型经济格局的新路子……要首先集中力量搞好洋浦开发区的建设。”
经过较长时间的洽商，梁湘代表海南省政府与日本熊谷组香港有限公司总经理于元平先生达成协定，以较低的价格，在洋浦规划100平方公里土地中，拿出30平方公里，租给熊谷组做成片开发。由外商负责全部开发资金，搞好能源，交通、电讯等基础设施，开发土地一揽子引进项目。初期确定引进的工业项目有130万千瓦大型发电厂、45万吨乙烯化工厂、300万吨炼油厂、50万吨尿素化肥厂、5万吨钛白粉厂、5万大箱玻璃厂、水泥厂等，以及其他配套设施。这些大项目的建设约需60亿美元，开发区内的基础设施和地面建筑，约需250亿元，大约用五年左右时间初具规模，最终形成一座具有热带海滨特色、人口40万，年产值约200亿元的重化工港口城市。这对海南省的建设无疑会起到巨大的示范促进作用。
对熊谷组中国人民并不陌生，北京最高的建筑物京广中心大厦、豪华的北京王府井饭店、江门外海大桥、海口金融大厦等，都是由这个公司建设的。于元平是中国人，他和李嘉诚等港商共占熊谷组六成以上股份，日本人只占三分之一股份。这个熊谷组与日本三菱、三井等大财团，以及美国、西欧、东南亚的大财团有着广泛的联系，可以动员更多的外资商贾到海南来投资。
洋浦经济开发区是外商在该地区一个划定的区域内进行承包建设，并在服从本区域总体规划和中国法律、法规条件下，组织资本从事开发、建设和规定范围内的各种经营活动；而涉及国家主权和政府职能方面，如公安，检察、司法、外事，边防、税务、海关、工商行政等则由政府负责。也就是说，洋浦开发区实行的是“两权分离”的体制——外商有权在双方规定的区域内从事合法的经营活动，海南省政府则进行国家主权的管理，即所谓“你投资我欢迎，你赚钱我抽税，你犯法我抓人”模式。熊谷组开发、使用洋浦30平方公里土地七十年后，洋浦开发区上的一切设施、技术等全归海南省政府所有。这是一个中国实行开放以来从未有过的大胆设想。梁湘相信凭熊谷组的实力、威望和诚信，以引进日本财团为主，争取各方面的财团合作，成片开发洋浦是完全有可能的。梁湘在深圳有过体会，第一只蚂蚁尝到了甜头，后面的蚂蚁就会源源跟上来的。对这第一只蚂蚁当然要给予优惠的甜头，所谓优惠是算大数的。一旦开发起来，土地将会以几何级数增值。梁湘将注意力集中在引来第一只大蚂蚁上。
省政府领导班子里有不同意见，这完全正常。这么大、这么新、这么富有挑战性、这么充满风险的自由港，引起疑虑是必然的。那只好求同存异，少数服从多数了。
海南省的领导人很着急，梁湘认为洋浦开发事关海南大局，他写出专题报告送到北京，再三向中央陈述，请求批准，呈给杨尚昆、王震、赵紫阳，但得不到答复。中国的事情是急不得的，要耐心等待时机，不停顿革命嘛！只争朝夕之说，只在战争、开国之际才适用。王震经常来深圳，他率直，敢作敢为，政治上坚定，思想很开放，一直支持梁湘，对开发海南和洋浦都很热心。梁湘请求王震做做工作。开发洋浦的报告再度送到了王震手上，他认为“可行，反映了实际情况”，批示转送邓小平。听说后来总书记赵紫阳做了工作，政协有关方面重新派人去海南考察调查。这回下去，倾听了各方面人士的意见，了解了海南的穷苦实情，尤其是“汽车事件”之后，原给海南的优惠政策收了回去，群众情绪低落，外商疑虑重重。这第一只蚂蚁尝的甜头得讲究一下。况且外商只管经济技术开发，主权行政归属是很清楚明确的。考察调查之后重新写了报告，原则上同意海南省的意见。海南省便又重新向中央、国务院写了报告。上天不负有心人，中央领导这次在报告上有了批示：海南省开发洋浦的政策决定是正确的。然而，事情还给拖着。个中的原因，梁湘本人也不清楚。
看来海南之行一开始就注定梁湘命运的坎坷。悲剧在于梁湘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只要看准了就干，一往直前。他似乎没有意识到这一分歧的后患，一点也不防范。他为人从不设防，这固然是优点，也是缺陷。比如说某副省长为啥向全国政协委员们说洋浦开发是“丧权卖国”呢？其兼任洋浦开发区主任，却又背后说不是。人心叵测。
老实说，你设防又怎样？除非你躺在床上，啥也别干。洋浦不知不觉地成了海南的“心脏病”。它关联着海南进一步开发的成功与否，其实质是开放改革与封闭守旧之争。开发报告迟迟未批下来，寸步难移。外商财团观望徘徊。小打小闹，零零碎碎地炒炒地皮，建个屋村，热一阵冷一阵，皆非梁湘办海南大特区的宗旨。他焦虑得眼眶也深陷了。
八个月过去了，开发洋浦的报告仍然躺在抽屉里，梁湘忍不住，在一次省委常委会议上谈及此事时，他放了一炮：“洋浦开发究竟搞不搞？要搞就赶快批下来吧！”本来是很平常的一句言之成理的话，不意有人就此向上打小报告。谎言多次重复就变成“真理”，梁湘又给领导留下“自高自大，不尊重上级”的印象了。
梁湘有早起散步的习惯，来海南再忙再熬夜，也一样沐浴晨曦。院子里绿茵块块，墙外是闹市。清清的南渡河临街流过。海南清晨气候宜人，海风凉爽，空气清新。他踏着青草地，蓦然仿佛看见脚下是一片黄土地，延安的黄土高坡、延河、宝塔，还有他夫妻俩住过的窑洞，历历在目。那是革命圣地，当日的革命摇篮！
四十几年过去了，如今自己身在“天涯海角”，历史突如其来的变幻，逼迫着人别无选择地走上舞台。
他沉沉地叹了一口气。好几位港商财团都来过了，都算得上熟人了。然而，他们为赚钱而来，海南却拿不出比深圳更优惠的政策，人家用不着把资金投放到这个荒岛上来。
“啪啪啪……”妻子邝辉军不知什么时候跟在他身后，边走边拍着手掌。她早已离休留在深圳家里。她不想把家搬过海来，反正丈夫也只能在此工作三五年而已。她在深圳放心不下，想着想着便又渡海来照看一下。
“一个巴掌拍不响！看你急的。”妻子说。
“有了深圳的样子，这里本可以顺畅些！”他说。
“海南比深圳面积大一百多倍，一个特区省呀！”
“我是省长，对吗？”
“对。官越大越要有耐心，京官难当，特区官也难当。啥事都得水到渠成。”她不无忧虑地说。
“要是不难，我就不闯进来了。”他笑道。
他要把邹尔康调来，上面点了头却迟迟未下调令。邹尔康是深圳市委常委、副市长，精明灵活，思想敏锐，擅于辞令，跟外国人打交道，对答如流，还写得一手好文章。看来人事是个复杂的事，并不似他想的那样简单。
跟他一起来的程浩，上任三亚市市长，工作也不易开展。历史恩怨、积冤情绪的结子一时是解不开的，况且贫穷的石磨依然在人们心头上痛楚地辗动。他明白，纠缠辩白都无济于事，唯有发展经济，使生活富裕起来，才可提供出足够的营养，填平人们心灵的沟纹。
程浩碰到的问题，恰恰正是这里工作困难的另一个侧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