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梦华录》里说，宋代的酒楼，那叫一个壮丽！那时候京师所有的酒楼，都用彩绸扎起大门迎客。一到晚上，灯火辉煌，上下相照。
酒楼入口处，一般都有浓妆妓女好几百人，聚在走廊上，等待酒客呼唤。
你要是走到九桥门外，只见彩楼相对，绣旗相招，遮天蔽日。
全城有头有脸的知名酒楼，共有72家。其余小型的，都叫“脚店”，不计其数。无论风雨寒暑，白昼通宵，家家都是热闹喧天。
孟元老说，那时汴京有各式各样的手工作坊，叫做“大小货行”，包括碾玉作、腰带作、裁缝作、箍桶作、香烛作、冥器作、果子行、鱼行、肉行、花行等，说有360行，决不夸张！
到底有多少行业？孟先生承认，他自己也数不过来。
按宋朝人习惯，许多经营范围相同的店铺，聚集在一处，就叫做“行”。这个叫法，在南唐时就开始有了，卖肉的市场叫“肉行”，卖花的市场叫“花行”，那么，卖银器的地方呢？
想不到吧？
——就叫“银行”。
这是“银行”一词在中国的最早出处，当然跟现代意义上的银行不是一码事。
中国最早的行业协会——“团行”，就出现在行业高度发达的宋朝。
我们现在常说的“同行”、“同业”、“行市”、“行会”之类的词汇，也是产生在那时候。
那时候的汴京市领导，似乎很开通：做小买卖嘛，方便群众，就让他们随便做去。有税收，但是没有城管。
连宋徽宗这样的花花公子，对首都外来人口如何谋生的问题也很关心。那时一遇兵祸灾年，就有大批难民拥入京师，京师居民就教他们如何蒸馒头、烙大饼，好摆摊赚钱。宋徽宗知道了，对京师的民风淳朴大为赞赏，专门下诏表扬。
那时候的汴梁城，是全世界最宜居的城市。随处可见沿街叫卖的小贩和提供劳务的散工。你养马，就有人为你切草；你养狗，就有人为你准备酒糟；你养猫，就有人为你提供猫食和小鱼。
你要是想买东西，连大门都不用出，每天都有无数小商贩到你家门口探头探脑。有叫卖羊肉、头肚、腰子、白肠、鹑兔鱼虾、退毛鸡鸭、蛤蜊、螃蟹、香药果子、散糖果子的；也有叫卖首饰、衣服、家用铜铁器、衣箱、瓷器的。
还有上门提供劳务的民工，除了掌鞋、补帽子、打钗环、换扇子柄的，还有扛着大斧为人砍柴的、担水出卖的、给人打井的、淘井的、洗毡的。这些行当，叫做“诸色杂卖”，种类之多，不胜枚举。
当然，那年头也有红灯区，汴京人习惯上叫做“院街”。
我看行了，就介绍到这儿吧，不然收不住笔了。无怪乎余秋雨大师愿意做宋朝人，这种好日子，谁不愿意过？
要过上这样繁花似锦的好日子，钱不多，行吗？
宋朝，显然是个需要减肥的大胖子。可是，它的货币情况怎么样呢？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创始人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1623—1687)说：“货币不过是国家的脂肪，如过多，就会使国家不那么灵活行事；如其过少，也会使国家发生毛病。”
宋朝就有大毛病！
宋朝实行“货币特区”政策
宋朝虽然一开国疆域就比前代小，但毕竟还是个统一大国。可是这个统一大国的货币流通，却出现了奇特的“割据”状态，后人难以想象。
宋初曾对钱币进行过规范，禁止使用小恶钱和铁钱，结束了五代留下来的钱币混乱。这一整顿，力度不可谓不小，但有两个地区例外。
其中一个是四川，在宋朝开国后这里仍然流通铁钱。
在五代时，蜀地的老百姓用惯了“后蜀”的铁钱。宋朝平蜀后，为了照顾当地民俗，对四川的货币实行一国两制，允许铁钱和铜钱同时使用。
当时官方规定，铜钱一当铁钱十，但是铁钱一直在贬值。后来外地商人入川，一文铜钱就可以兑换到铁钱十四。
这样，就会出现一些问题。
由于铜钱与铁钱的比值在变动，有人就会钻空子，通过两种钱的兑换牟利。而且铜、铁两钱的比值太悬殊，铜钱也会迅速从四川流失到境外去。
另外，有的不法分子看到铜钱值钱，就到处剜佛像、毁铜器、盗古墓，获取铜料后，大肆盗铸。
为了防止货币双轨制带来的混乱，朝廷就干脆禁止铜钱入川，在四川征税也不收铜钱，于是四川就成了清一色的“铁钱专用区”。
你们既然喜欢用铁的，就用吧！不过，这铁钱可不能带出四川使用。
朝廷后来在四川专设了铁钱监，给四川群众供应铁钱。到宋神宗的末年（1080年左右），大宋的铁钱监一共有9个，铸钱共计近89万贯。
铁钱成了地区货币，四川成了“铁钱特区”。
中央政府允许铁钱在某区域大面积流通，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宋真宗景德二年（1005年），又在四川新铸了大铁钱“景德元宝”，当铜钱一，当铁钱十。
这种大铁钱，个头儿很大，每一贯重25斤8两。一个人腰上只要是缠上一贯，走路就很费劲，更别说十贯八贯、千贯万贯了！
大铁钱一出来，又有好戏看了。
说实在的，一部古代的金融货币史，就是朝廷和民间人士的斗智史。当时政府的想法是，与铜钱相比，铁钱就算再重，铸造成本也还是低。铸大铁钱，一个当你十个，政府当然获利甚多。同时大铁钱用料多，民间仿制不划算，因此也就用不着担心盗铸。
可是民间不法分子并不傻，这种大铁钱一出来，他们又动开了脑筋：这钱个头儿这么大，假如把它熔铸成别的铁器，岂不更值钱？
于是造钱黑户们又忙开了，坚持数年如一日地熔铁钱，把这种“景德元宝”大半都给熔化掉，做成别的器物去卖了。
“景德元宝”流通还不到10年，数量就所剩无几。当局再铸的时候，就只好减重，重量减了一半还多。
一直到35年后的宋仁宗时期，朝廷才缓过劲来，又开始铸“康定元宝”大铁钱，重量又恢复到跟原来差不多了。
——究竟道高，还是魔高？
历史从来就没有固定答案。
此外宋朝还有一个流通铁钱的地方，那就是陕西。
陕西原本是铜钱流通地区，跟铁钱一点瓜葛也没有。可是到了宋仁宗时期（1041年左右），大宋跟西夏有了边境战事。朝廷为了筹措战费，就打起了歪主意，在陕西的近邻河东（今山西）铸了“庆历重宝”大铁钱，一当十。
这种铁钱，只限在陕西流通，和原有的铜钱一起使用。
陕西老百姓从此倒了霉，被朝廷搜刮了一遍又一遍。政府后来又铸了“庆历重宝”当十铜钱、铁小平钱各一种，都是供陕西专用。
加上原有的制式通宝钱，陕西就有了四种不同的钱，币制混乱不堪。
后来，有一些铁小平钱也流到了河东，使河东也成了铜、铁钱兼用地区。
这样一来，在大宋地面上，就出现了货币流通的“割据”局面，大部分地区流通铜钱，四川流通铁钱，陕西铜、铁钱兼用。
宋朝对钱币使用有严厉的法律，在这三个区域之间，不得越界私带铜铁钱，私带两贯就要判徒刑一年，私带三贯的话，脑袋就要搬家了，尸首还要当街示众。
川陕地区使用的铁钱，原本价值就不高，政府还老是在出大钱，人们对铁钱的信誉更加疑虑。稍有风吹草动，就人心惶惶，以为铁钱马上要被废止了。
仁宗至和年间（1054年左右），四川地方上试验了几年纸币，很有成效，长安有个叫毋湜的官员想出风头，就上疏建议朝廷取消陕西用的铁钱，干脆也用纸币得了。
朝廷没采纳这个建议，但是消息不知怎么地传开了。
陕西的老百姓顿时慌了神，都争先恐后抛出铁钱，抢购日用品——这破铁钱，过期就要作废，还留着干什么？
可是商家也不是冤大头，都坚决不收铁钱。一时间长安城内惶恐不安，百姓议论纷纷。好多店铺见势不妙，就上了门板，愿怎么的就怎么的，生意我不做了。
陕西出现乱局，朝廷忧心忡忡，众朝臣就请求宰相文彦博采取非常措施，制止混乱。
但是文彦博不同意——不成！政府越说往东走，老百姓就越往西跑，这是有过教训的！
他心生一计，召来了一些丝绢行业的商人，拿出家中数百匹绢卖给他们，且特别交代，只收铁钱，不要铜钱。
消息传出，陕西民众知道铁钱不会作废了，人心大定，商店也恢复了营业。
——这就是文彦博老先生著名的“铁钱回春”故事，史有明载，绝非传说。据说后来秦桧也向他学了这一手。
文彦博，是北宋一代名相。从小就聪慧过人，也像司马光那样砸过缸。
他先后伺候过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个皇帝，出将入相50年，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罕见的，史称“公忠直亮，临事果断，皆有大臣之风”。
北宋人民摊上了这样一个聪明果断的宰相，真是大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