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能开当铺的都是成功者礼崩乐坏之时盗亦无道了
明朝的货币，银子唱主角，纸币成了废纸，铜钱在成化元年（1465）以后，也有了一席之地。
允许使用铜钱之后，除了国初的洪武通宝之外，对前代旧铜钱也不禁止，只禁用私铸的小薄伪钱。不过，前朝旧钱在使用时要减值，二当一用。
当时并没有立刻铸新钱，一直到中后期的嘉靖年间才开始铸“嘉靖通宝”。
嘉靖皇帝雄心勃勃，下令民间只许用好钱，禁止用劣钱。也就是只许用新的嘉靖通宝和正规的洪武通宝。这个政策看起来好，但是有个问题容易被我们忽略，这就是：只许用好钱，实际上等于剥夺了民间的一部分财富。
民间人士当然不服。
在首都北京的民间，就有人暗中与朝廷较量，纷纷关闭了钱市，致使铜钱不能兑换，流通量严重不足，结果导致物价飞涨。
嘉靖皇帝没有办法，只得放开禁令，旧钱用就用吧，但是规定嘉靖通宝要比洪武通宝价格高一倍。
从他以后，各代皇帝在位时铸的钱，都要比前一代皇帝的钱价值高出一倍。一代一代地递增，就等于悄悄地在搞通货膨胀。
另一方面，民间的盗铸，也盗出了新花样。
明朝继元朝之后，社会道德水准也是在往下走，盗铸分子连起码的工序都不耐烦完成，把铅片、铁片剪成圆圈，就当钱用，连铸造的工夫都省下了。
继嘉靖以后的几个皇帝，都铸了年号钱。从隆庆、万历、泰昌、天启到崇祯，各自都有通宝钱。
其中的万历通宝较有特色。万历钱是仿嘉靖钱制式，有“金背”、“火漆”、“镟边”三种。
金背，是钱背涂有铜粉，似金，因此民间就有了这个俗称。
火漆，是用火将钱背熏成黑色。
镟边，是钱边都特别加工镟磨过，非常圆润。
至于“天启通宝”，还闹出了一个笑话。
就在元朝末年闹起义的时候，红巾军的领袖徐寿辉在江西铸过一种“天启通宝”，在他的根据地和其他义军的管辖区都流通过。那时朱元璋参加的队伍，也是红巾军系统，所以留下了一批那时的“天启通宝”，后来就存在他自己的皇库里，久而久之，就给忘了。
明朝能开当铺的都是成功者200多年后，熹宗朱由校登基，要拟定年号并铸钱，恰好这时有人在皇库里发现了徐寿辉的“天启通宝”，便向上报告。
朱由校问大臣：这是哪一朝的钱？大臣们孤陋寡闻，拿着这些锈迹斑斑的老钱，都不知道来历。查遍了史籍，也毫无线索。
天启通宝这件怪事，闹得朱由校晕晕乎乎。他小时候有个乳母叫客氏，一直伺候着他到现在，跟他关系非同一般。客氏听说此事，几句话就解开了小皇帝的心结。
她说：此钱是天降吉兆，预示钱币源源不断，是上天启动钱源。
朱由校闻听大喜，当下就决定把新年号叫做“天启”，铸了天启钱。不过，小皇帝的这个天启钱，与徐寿辉的那个，在“启”字和“宝”字上有明显的不同。
明朝中期以后的小额交易，用的都是铜钱，所以政府铸铜钱还是有利可图的。
那时候朝廷在各省都设立了钱局，铸钱给本省使用。只是各省的钱局，没有中央政府那么高的觉悟，铸钱纯粹就是图利，为了省原料，铸出的铜钱往往质量极劣。
官钱如此，民间盗铸的就更加不堪了，钱薄得一碰就碎。文字轮廓都模模糊糊，拿在手里只勉强看得出有个钱形而已。
崇祯十二年（1639年），内外战事吃紧，朝廷需用大量的钱，但是税赋已经很重，再加税已无可能，于是就在铸钱上打主意。
铸钱原料不够，崇祯皇帝就下令把内库所收藏的古代铜器都拿出来，交给宝源局铸钱。但就这样也不够，只好大量掺杂铅砂，铸出的钱极薄，百文摞在一起还不到一寸高，掷地即破碎。
崇祯通宝的品类很多，钱背的文字也多达十几种。其中有一种，是背面铸了奔马图案的“花钱”，俗称“跑马崇祯”。这个钱不大像是官铸的，很可能也是私铸的。
此钱一出，民间大哗，有人还编出了“一马乱、灭天下”的童谣，广为流传。后世有人附会说：“一马”就是指兵部侍郎马士英，因为他一贯排斥异己，不是个好东西。
也有人说，那是指李闯王。“闯”字，不就是一马破门吗？
明朝的末代皇帝崇祯，命中的克星的确就是李闯王。
崇祯即位后，因财政吃紧，做了一个裁撤驿卒的轻率决策，让米脂汉子李自成下了岗。从此，这莽汉就加入了明末农民起义的大潮中，最终把崇祯皇帝送上了西天。
其实崇祯一朝的阶级压迫，还不算最甚，起码比万历末年要好，而经济问题才是亡国的导火索。只不过历史学家在总结经验时，都不大从这个角度谈而已。
接下来，天下大乱，又是一个轮回。眼前如火如荼的农民起义，要推翻前一个农民起义建立的王朝了。农民领袖们都有问鼎中原的志向，李自成铸了“永昌通宝”，张献忠铸了“大顺通宝”，后来的孙可望跑到云南，也铸了“兴朝通宝”。
明朝终于在起义军围困北京城的隆隆炮声中灭亡了。
明亡后，清军入关，江南、闽、桂都有过昙花一现的南明小朝廷，其中福王铸了“弘光通宝”、鲁王铸了“大明通宝”、唐王铸了“隆武通宝”、桂王铸了“永历通宝”，使用寿命当然都不可能长。
“燕子楼头蝴蝶梦，桃花扇底竹枝歌。”明朝一切的繁盛，都随着秦淮河水流走了。
唯留下几个金陵名妓的韵事，稍稍能让人记住曾有一个王朝叫做“明”。
今天，若在秦淮临河人家推窗看，当年明月仍在。
不过还是叫人感叹——兴衰成败，何其速也！
明朝在惠民政策上可打最高分
在出版界掀起“明朝热”之前，可能有很多人对明朝的印象不太好——皇帝多半不像样子，又打大臣的屁股（廷杖），还有如狼似虎的东厂、锦衣卫，简直是太黑暗了！
这是从知识分子的角度看，而从民众的角度看，你会有新的发现。
明朝，是历代“封建王朝”中对赈贷工作最重视的一个朝代。我们要是不研究金融史，就不知道这一点。
赈贷的意义就是扶助弱势群体，是民本思想最具体的实践。大概因为朱元璋是贫苦农民出身的缘故，所以明朝始终对这项工作抓得很紧。
朱元璋尝过饿肚子的滋味，对穷人也就特别怜悯。他在位时，两次下令，凡是遇到饥荒年景，各地政府要先开仓赈灾，后打报告汇报，可以先斩后奏。
老皇帝知道“一天不吃饿得慌”，也知道官僚机构办事磨蹭，所以他才有这样的措施。否则，没有朝廷发话，擅自开仓放粮，那是要论罪的。
由于救荒是一项例外工作，不能预先打入预算，因此用于赈灾的钱粮要有个来处。明朝的办法是，允许犯罪者交钱赎罪，也鼓励富户出钱赈灾，出得多的可以赐给官员身份。比如捐120石米或者150两银子，就赏给一个正七品的荣衔。
在明朝，动员富户出钱赈灾，是一项制度性的工作，舆论与行政动员双管齐下，这叫“劝借”。全社会大造出钱光荣的氛围，不由你富人不拿出钱来。
当然政府也不是强抢，而是让你灾年拿出粮食贷给穷人，丰年时再由政府出面，让借方还给你。这等于借钱，借钱就要支付利息，明朝在这方面的制度设计很绝妙，就是把免去富户人家的劳役作为利息，借钱粮的穷人就不必向富户支付利息了。
借贷双方的合同，由官府出具，这就有了可靠的保障。
史书记载，从朱元璋时期起，富人参加赈贷就成为“常制”。
在古人那里，是非，情理，就是如此简单。没有哪个富人以“自由权利”为由，抗议政府强迫赈灾。
赈灾的粮食是需要提前储存的，明朝设置了专门的预备仓，每个县四处，由民间有德望的老年人管理。不过到了宣德年间，这个预备仓制度就开始废弛，虽经几次整顿，到万历年间还是名存实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