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总算是清洗掉所背负的一个“恶名”，不再是“文化沙漠”了。
七八十年代以来，香港名符其实地成了“东方之珠”。这颗珠当然是财宝。这财宝尽管并不包涵“文化财”，但却包涵了不是骄人财富的文化。没有人再说她是没有文化的地方，虽然也没有人说她已经是文化灿烂的地方，以自己特有的文化而形成的灿烂。
香港已经是第一流的国际大城市，一个经济灿烂的大城市。
文化上，文学上，谁也没有想到，忽然之间受到了极大的赞誉，被戴上了顶“革命”的桂冠，使人受宠若惊，甚至怀疑是一场玩笑。然而，事情却是发生在一间严肃的学府里，一个严肃的场合，由一位严肃的学者加的冕。桂冠是间接献上的。中国第一号学府的北京大学，把荣誉学位授给香港第一流的新派武侠小说作家金庸时，代表北大致词的是严家炎教授，一位严肃的文艺理论家，称赞金庸的武侠小说已经引起了中国的一场“文学革命”。他不是开玩笑，是在说正经。
“文学革命”在中国，还是从“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展开之际才开始听到的，没想到差不多八十年以后，又在北京听到了。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首先提出了这个口号，一场真正的文学革命从此展来，改变了中华大地上的文学面貌，把中国文学推进了现代的领域，有着十分重大的历史意义。
依照严家炎的说法，是不是香港的新派武侠小说，主要是金庸的武侠小说，正是发生着划时代的作用，把中国文学也推动得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了呢？
一直还没有产生登高一呼，群山响应的效应。
只是在这以前，北京的另一间著名学府——北京师范大学有人发出过相似的异声，把金庸的武侠小说推为“大师”级的文学，把金庸推为排名第四的中国文学“大师”。地位在老舍一些人之上。
这一惊人之论和新派武侠小说带来“文学革命”之论，是有相通之处的，都把新派武侠小说推到了文学殿堂中极高的地位，甚至是压倒的地位或推倒的地位——也就是“革命”的地位。
当然，这些都还是绪论，都没有经过争论，而至于定论。“大师”说有过一些争论就似乎停息了下来，“革命”说还没有激起什么争论的浪花。
但无论如何，香港在中国文学上使人感到的，不仅是已经取得一席地位，而且是一席颇为崇高的地位了，靠了金庸的武侠小说。
从“沙漠”，到“大师”，到“革命”，其间何止以道里计。
这只是发生在最近三几个年代里的事。
这样的变化，从文化的无到有，从文学的无到有，当然会引起我们这些香港人的欣喜。这样的变化，从文学地位的卑微到提高以至崇高，却似乎还未受到太多的重视。受到重视的只是新派武侠小说作品的本身，金庸小说中的人物和故事，不仅成为人们时髦的谈论，还往往出入于严肃论题之间，在一些论文或报纸社论里成了引经据典的典故。这实在是使人不免有些惊异的现象，是很少在其他地方发生的吧。
人们看到的，不仅仅是这片面的提高，香港地位的提高还有着另一面。
自从进入“九七”倒数的日子以后，从北京文学界发出了一个崭新的声音：希望香港产生反映目前她在作世纪转变的伟大作品。
把伟大和作品和香港联系起来，这是前所未有的事。这和当前的时代有关，也和香港在这当中所扮演的角色有关，不是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和伟大作品联系得起来的。这当然又可以引起我们这些香港人的欣喜。
香港也真是有这种条件的。无论从历史的或现实的角度，无论从经济或政治的角度，香港这个城市都有着一个十分突出的地位，包涵着十分丰富的内容。它具备多种多样的题材，可以让有雄心壮志的作者挥笔写作，写出最新最好的作品，可以是伟大的作品。香港正处于一个重大的历史转变期，转变中的事物总是要比静止的事物有更多姿彩。作品的伟大当然并不依靠题材的伟大，但题材的伟大可以增加作品的伟大。
香港又和伟大联系起来了。正像香港的小说可以和“文学革命”、香港的作家可以和“文学大师”联系起来一样，总是使人欣喜的事。
这使人感到可以大有作为。
香港既然可以使武侠小说脱胎换骨，成为文化作品中的一个新品种，征服了许多读者，包括各种不同文化层次的读者；香港的作家（哪怕仅仅限于一位）既然可以被人写为“文化大师”，而且名列前矛；香港既然可以被人认为能够成伟大作品的诞生地——那就不应该自暴自弃了，作为香港人的一分子，作为香港有志于文学事业的一分子，好自为之。
不要辜负这地方，不要辜负这时代！
香港应该是实事求是的，恐怕没有人贪慕什么“革命”的虚名，惟有文学就好。香港今天不愁没有文学，有着不少人为文学而活跃，这是可以欣喜的事。文学当然要有文。香港尽管有无文的作家、不文的作品，但也有了行之能远的作品，不但能远去，还有先行远去而后回国、荣归的，台湾就是这样一个远方。这也不是坏事，但在香港来说，也不能就是好事或太好的事。香港不仅能够孕育，也应该能够诞生、接生自己的好作品。
从无到有，香港能被人期待有作品已经不错，被人期待有伟大的作品更显得地灵人杰，伟大不伟大是另一回事，我们期待的是美好的作品，写此时——二十世纪，写此地——芬芳的海港。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