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聚仁是一九五〇年从上海到香港来的，那正是许多人“避秦”南来的年头。曹聚仁却不是这样，他说他从光明中来，并不认为那边有如秦朝的黑暗。那他是为了什么来的呢？
他说，他是为了写许多人的传记，连自传在内，才到香港来的，而第一部，就是要写鲁迅评传。
他说，鲁迅生前知道曹聚仁有为他立传的意思。早在一九三三年冬天的一个晚上，鲁迅在他家中吃晚饭，看到书架上有一堆关于自己的著作和史料，就问他是不是准备替他写传记。曹回答说：“我知道我并不是一个适当的人，但我有我的写法。我想与其把你写成一个‘神’，不如写成一个‘人’的好。”
三年以后，鲁迅死了，又过了二十年，到了一九五六年，曹聚仁的《鲁迅评传》才出而问世。他迟迟才动笔，一个原因是这中间经历了八年抗战和其后的三年内战，兵荒马乱，无暇及此。另一个原因，是不是由于他对鲁迅的看法和大陆上主流意见有分歧，因此在下笔时不免有顾虑？
他说：“目前所见的写鲁迅传的人，都是没见过鲁迅，不了解鲁迅的人，而和鲁迅相熟了解鲁迅的人，所写的却是鲁迅传记的史料，并不是鲁迅传，这也可见鲁迅传之不容易写。不容易写的因由有二：一、鲁迅本人的言行，并不符合士大夫的范畴的，所以写他的都不容易像他。二、中共当局要把他当作高尔基捧起来，因此，大家一动笔就阻碍很多，连许广平也不敢说真话。”
鲁迅死后的第二年（一九三七），毛泽东就在延安陕北公学纪念鲁迅逝世周年大会上演讲中说，鲁迅“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是新中国的圣人”。在曹聚仁笔下，也曾经有鲁迅是圣人的说法，他说，“依孟子的标准来说，他（鲁迅）是属于‘圣之清者也’的。这却是另一层意思了。”
圣人虽然不是神，却近于神。曹聚仁的非“神”的《鲁迅评传》出版后，自然不为持主流意见的人所喜，但也有人认为他自有见地，私下里在议论它推介它。
曹聚仁和主流派的不同之处，首先是在“神”与“人”。其次是在上海时期的处境和作用。
他认为，“有一部《鲁迅传》（王士菁编），他是把鲁迅在上海的十年，当作被围攻的时期，那是错误的；而另一位写新文学史稿的王瑶，把那一段时期，当作鲁迅领导文学运动的时期，也是错误的。国民党主政时期，它对鲁迅的迫害是有的，带恐怖性的谣传也是有的；但国民政府是官僚主义的政府，上海租界又带上几分洋大人的气息，所以他们的斗争手法常是十分可笑的，他们对左翼文人普遍加以打击，笔者也曾身与其痛，但对有组织的中共文化人，是鞭长莫及的。鲁迅的声名与地位一方面既受中共组织所掩护，一方面又为国民党特务所不敢触犯（投鼠忌器），所以那十年间，有惊无险，太严重的迫害并不曾有过。而他由广州到上海后，便由许寿裳推介，由蔡元培聘任为大学院（即后来教育部）特任的写作员，迄‘一二八’战役后国民政府改组为止，达五年之久；说起来，还是国民政府工作人员之一呢！”
至于领导文学运动，曹聚仁说：“中共在上海的文化工作，无论左翼作家联盟，或是社会工作者联盟，或戏剧工作者联盟，都有主要负责人，如瞿秋白、周扬、潘汉年，他们对于鲁迅，只当作同路人看待，处于尊而不亲的地位。他们有其领导文化运动的路线，并非要鲁迅来领导。”
他又说，“鲁迅在上海虽然参加过‘三盟’，‘自由运动大同盟’、‘左翼作家联盟’及‘民权保障同盟’，到他死为止，他只是一个文化斗士，并未参加政治组织”。
曹聚仁把上海当年的情况似乎说得轻松了一些，实际上应是相当紧张的，如柔石等五位作家的被捕杀，如杨杏佛、史良才的被暗杀，都是彰彰在人耳目的事。鲁迅当时的处境不可能风平浪静的。
“鲁迅的真正敌人是谁？”曹聚仁说，“那是张道藩、王平陵和许绍棣，至于鲁迅说许绍棣系复旦学生，因为《语丝》刊载了一篇复旦通讯，所以许绍棣要仇视他，那又是推测之辞……打击鲁迅乃是CC系文化政策之一，所以CC系文人都对鲁迅作恶意的攻击”。
曹聚仁提到一个一般人没有注意到的问题，为什么鲁迅文章中没有骂他的？他说宋云彬问过他，他没有说怎么答复，只是说鲁迅对朋友并不那么刻薄的，许多人都不曾受过他的讥刺。他说，他并不想说“我的朋友鲁迅”，又说“我也不是他的门徒”，只是说他和鲁迅之间“有一段极机密的交游，此刻并不想说出来，留着将来，作为‘逸话’罢”。此刻是他写作《评传》的时候，但后来直到他七十年代逝世，都并没有把这“逸话”说出来。
他说鲁迅给他的信有四十多封。
他后来说出了的，却是不大为人知的陈仪和鲁迅的关系。这是孙伏园记下来的一段话：“陈（仪）先生与鲁迅情谊之厚，几与许（寿裳）先生不相上下。不过陈先生学军事，（从早年）回国以后又带兵，又主持中央军政、地方行政，工作的性质相差太远，过从便没有许先生那么多了。鲁迅过着战斗的生活，处处受着绅土们的压追，大学教授中绅士居多，使他不能好好的教书，批评家中绅士也多，使他不能好好的创作。被绅士们包围乃水泄不通的时候，好像我们在敌机临空时想念防空洞一样，他常常会想念他幼年同学时的好朋友，说‘不教书了，也不写文章了，到公侠（陈仪）那儿做营混子去了’。我从没有听说过‘营混子’的名称，鲁迅先生给我解释，我想这也无非为要达到敢说敢笑敢爱敢恨的无可奈何时的一个理想的无职业的职业而已。”
周作人在《鲁迅的故家》中，也说过“鲁迅在东京时的朋友，同乡中间有陈公侠名毅后改名仪”，原来国民党中也有个大官陈毅，不止是共产党才有陈毅。
曹聚仁说，鲁迅和陈仪的交谊他后来在福建才听到，那是鲁迅逝世后的第三年（一九三八年），那时陈仪任福建省主席。他有一天在书房中和我闲谈，我看见他的书架上摆着一部齐齐整整的《鲁迅全集》，陈氏对我说：‘你不知道吗？鲁迅是我的好朋友。’他还找了鲁迅亲笔题字送给他的各种集子给我看。他还很熟识鲁迅的警句，不假思索地念给我听。于是，我们就谈起鲁迅来。他说：‘鲁迅是我们绍兴的文学家’，他这句话的意义，是说鲁迅是一个富有绍兴味的乡士文学家。陈氏也是绍兴人，在他的心目中，鲁迅的文章风格，有着张岱（宗子）、李慈铭的味道的。陈氏，他是著名的军事家，也是地方行政长官，我却惊于他的文艺修养之深。他对于鲁迅的文学修养渊源，说得有条有理。他也和我谈到显克微支的《炭画》、安特列夫的《七个绞死的人》、果戈里的《死魂灵》，他懂得讽刺文学的意味。他说，鲁迅的轻妙笔致，颇受夏目漱石的影响……
曹聚仁说，陈氏“主福建省政八年，台湾省政三年，浙江省政一年……他的幕府中，有沈仲九的政治智囊，而黎烈文替他主办文化事业（称改进社），郁达夫也是在他的幕中主宣传，他是一个看重实践的人，所以表面上并不‘讳世取宠’的。”
曹聚仁是抗日战争期间在福建看到陈仪的，胜利后陈仪到了台湾，碰上了“二二八”事件，下台后回浙江主持省政，又碰上了“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狮过大江”的烽火岁月，把事情败坏在自己的学生汤恩伯手上。
话再说回到鲁迅。曹聚仁说：“有的人以为鲁迅之为人，不光阴险狠鸷得很，不容易相处，我当初也是这么想，后来才知道他对人真是和易近人情，极容易相处的。我觉得胡适的和气谦恭态度，是一种手腕，反而使人不敢亲近，鲁迅倒是可以谈得上君子之交淡如水的。”
曹聚仁以“君子观人于微”看鲁迅，他举出了孙伏园说的鲁迅在西安的一件小事，他们被邀请到西安讲学，西北大学的工友们招呼他们很周到，临走时鲁迅主张多给点钱，同行的一位先生不赞成，说“工友既不是我们的父亲，也不是我们的儿子，我们又不知道下一次什么时候才来，多给钱没有意义”。鲁迅当面不说什么，退而对孙伏园说：“我很不赞成他‘下一次不知什么时候才来’的话，他要少给，由他少给好了，我们还是照原议多给”。从这件小事可以看出鲁迅的真襟怀。
孙伏园还说，鲁迅的日常生活非常简单，衣食住几乎全是学生时代的模样。他在教育部做了十多年事，又教了十多年书，一切世俗的娱乐，如打麻将、看京戏、上八大胡同，他从来没有沾染过，完全保持了一个书生的本色。房中的陈设也很简单，只有床铺、网篮、衣箱、书桌，什么时候要走，随便收拾几件行李，就可以走了。孙伏园有时和鲁迅一起出门，他的铺盖也都是鲁迅替他打理的。
这些年来，曹聚仁写了好些谈人物的书，也写了好几本带有自传性质的书，看来他还是对这部《鲁迅评传》很为自我欣赏。他在《评传》中屡屡批评王士菁的《鲁迅传》写得糟，乱得像一团草，对王瑶在中国新文学史中对鲁迅的记述，也颇不以为然。他认为最有资格写鲁迅传的人应该是《鲁迅事迹考》的作者林辰。这位年已九十高龄的贵州老作家，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做了多年的鲁迅研究工作，参加了《鲁迅全集》的注释，下笔谨严，却没有听说他有作鲁迅传的打算。
进入二十一世纪，鲁迅的儿子周海婴在二〇〇一年抛出了一本《鲁迅与我七十年》，连同抛出了鲁迅身后的一个大秘密。当年捧鲁迅为“圣人”的毛泽东，反右的一九五七年虽然到上海，翻译家罗稷南大着胆子问他，“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看，他可能会怎么样？”毛泽东认真地沉思了片刻。然后说：“以我的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三十年代的“圣人”，二十年后到了五十年代，却难逃成为囚徒的命运，除非他能“识大体”，能“于无声处”无声，能承认自己“老调子已经唱完”。
对这一惊世骇俗的言论当时在座听到的，都一直保持秘密，不敢说出，因此一般人并不知道。但“文化大革命”以后，各方面禁令松弛，对鲁迅也颇有人表现出与“圣人”不同的看法，而不以为亵渎。大学里有人为文坛大师排位，鲁迅还是居于首席，但已把流俗无意识作品的作者，与鲁迅和其他大师们并列。今年更有人选举文化偶像，鲁迅尽管仍是首位，紧追其后的是一名武侠作家，男女歌星也并列其后，这就是离“圣人”更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