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聚仁说，当年他准备替鲁迅作传记，首先想写的是鲁迅年谱。他同意胡适的看法，认为年谱是中国传记的一大进化，最好的年谱可算是中国最高等的传记，胡适他自己写的《章实斋年谱》，可算是中国进步的新传记。
年谱是把一个人的一生，以年系事，逐年编下来，如果年谱的主人是学者、文人，就把表示他思想主张的变迁沿革，都择要录下，按年编入。向来的传记只记其人的好处，不说坏处，胡适的《章实斋年谱》却好坏都写。曹聚仁说，他理想中的《鲁迅年谱》，就是这么一部史书。
但他首先写成的却是《鲁迅评传》，出版于一九五六，也就是鲁迅逝世的二十周年。他为什么不写年谱呢？据说是材料不足。到了一九六六年，鲁迅逝世三十周年时，他终于完成了这部《鲁迅年谱》。
这部年谱分上下卷，上卷是年谱，下卷是作品评论及印象记。
《年谱》从一八八一年（光绪七年，辛巳）九月二十五日鲁迅诞生开始，到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以至二十二日葬仪结束为止。
《年谱》如一般体例，把当年的大事和有关人士的生死都附录。如第一天，记下了“鲁迅生于绍兴城内东昌坊”，也记下了“上距曾国藩之死，恰好是十年”，还记下了“是年，李鸿章五十八岁……孙文十六岁……陈独秀三岁，章士钊是年生”。又如一八八五年记的是“五岁”，“是年，弟周作人生，幼名槲寿”。“是年，汪精卫生，左宗棠死……”一八八六年记的是“是年，蒋介石生，朱德生”。一八九三年，记的是“是年，毛泽东生，梁漱溟生”。
《年谱》中对鲁迅的创作有记载的，开始于一九一八年。“这一年四月，他的创作小说《狂人日记》在《新青年》刊出，这是鲁迅生活史上一个大发展”。“《狂人日记》的中心思想是礼教吃人，这是鲁迅在《新青年》上所放的第一炮，目标是古来的封建道德”。“那时，他就在《新青年》连续写随感录，这便是他后来所擅长的匕首式杂感文的初试”。
继续下去，是一九二一年，“《阿Q正传》当时是在孙伏园主编的《晨报》副刊上，以巴人的笔名发表的……正传共分九节，每星期登载一节，计九星期。《阿Q正传》是一篇典型的现实的讽刺小说，阿Q是‘乏’的中国人的结晶，所以《阿Q正传》的诙谐，即使最初使你笑，但立刻使我们失却了笑的勇气，转而为惴惴的不自安了。周作人说：‘用幽默的笔法写阴惨的事迹，这是果戈里与显克微支之得意的事，《阿Q正传》的成功，其原因亦在于此。’”
《年谱》和《评传》的很大不同之处，就在于《年谱》中把每个时期鲁迅的活动情况，特别是创作活动都记得较为详尽，《评传》多半是记一下就过去了。
曹聚仁说，他在着笔之初，就知道其中有若干要点，一定不会为若干人士所同意。第一，“鲁迅并不是圣人，他的思想本来有若干矛盾的，思想上的矛盾并无碍于其在文学史上的伟大”。第二，“鲁迅自始至终是个‘同路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并不是共产党员……作为‘同路人’，鲁迅在革命道路上的贡献也是同样伟大的”。第三，“若干文化运动，如大众语运动、手头字运动，都不是鲁迅所领导的”。第四，“鲁迅所攻击的人士，有时他批评得非常尖刻，那一类人也只是《儒林外史》中的腐迂书生，却不一定是‘坏人’”。
曹聚仁说“这些为若干人士所不能同意的要点，我却不能不老实说出来，就因为我要保留史人的公正立场，不想阿附曲从某一种的说法”。他自命是“史人”，执的是“史笔”，著的是“史书”，不愿随随便便去附和别人。
他也提到，鲁迅如果不是那么早死，活到了新中国的时期，中共对他如何？中共对他将如何？他不同意胡适的看法，胡适见胡风被清算了，认为鲁迅也不免被清算、斗争。他说胡适这是“坐井观天”，不懂中共的政策。他认为胡适如果在北京，决不会被清算，还是可以做他的历史研究，红学考证，也有时间去完成过去发了愿而没有时间去完成的工作，不至于再出现那些徒有上半部、没有下半部的未完成的著作，如《中国哲学史》那样。他认为鲁迅如果还在，在学术研究上一定有惊人收获，至少那一部中国文学史一定可以写成。曹聚仁这《年谱》是一九六七年完成的，“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暴雨他还没有领教过，他更加不知道毛泽东说过，鲁迅如不听话，再写什么投枪、匕首式的文章，就不免要被送进牢狱的话了。
《年谱》的下卷，作品评论及印象记中，既有正面肯定鲁迅的文章，也有反面讽刺的作品。苏雪林是有名的大骂鲁迅的人，她数了鲁迅“十大罪状”，却赞扬鲁迅的创作，她的骂鲁迅的文章并没有被收入，收入的只是赞扬《〈阿Q正传〉及鲁迅创作的艺术》。这似乎有些背离曹聚仁的既说好也说坏的主张了。
但下卷之中，却有陈源（西滢）的《致志摩》的一封长信，那是大做鲁迅的反面文章的。开门见山，就判定鲁迅是一位“做了十几年官的刑名师爷”（旧时官吏身旁的智囊），说他“一下笔就想构陷人家的罪状”，“不是减，就是加，不是断章取义，便是捏造事实”。陈西滢说赵子昂画马，先对镜伏地做出一个姿势，然后才画，鲁迅的文章也是对着大镜子写的，“没有一句骂人的话不能应用在他自己的身上”，“他没有一篇文章不放几支冷箭”，“他常常‘散布流言’和‘捏造事实’”，“他常常地无故骂人”……这一切都是不提具体事实的谩骂，并没有针对性的反驳文章，仿佛这骂得都很对，都正确无误。
不过，曹聚仁在《编者小言》中特别提了一提：“陈源写给徐志摩的信，乃是鲁迅自己要收集在关于鲁迅那小册子中的，我依旧保留在下卷中，显得鲁迅的胸襟是宽宏的。”所谓“那小册”，是指鲁迅当年同意编一本《关于鲁迅及其他》，由北新书局印行，后来并没有出版。鲁迅愿意转载陈西滢这封信，固然显得他的宽宏大量，但其中提到的事实，还是说明一下，以见到底谁在“捏造事实”为好。
关于《鲁迅年谱》，曹聚仁这书并不是第一篇，许寿裳早己有过《鲁迅生平和著述年表》，只是太简略了一点，曹书把它附在下卷的最后。
日本岩波书店后来出《鲁迅选集》，竹内好以许寿裳的年表为底本，又增加了许多材料，重新编过。
曹聚仁说他这年谱既不是以许寿裳的年表为底子，也不是竹内好年表的中译，他的材料更多了。而且比较全面，自认为是“近于史人的史法，力求其客观、平允，不作偏畸之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