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自己编选文章大概是很难的，从一方面说，对过去写过的文章，现在看它，总有些不满意；从另一方面说，又会觉得自己写的文章，每篇皆有可取之处，不知选哪篇好。至于用“随笔”这样一个名目来选文，又更增加了一层困难。因为我写的文章大都是一些讨论哲学与文化问题的论文，论文能否叫“随笔”这可能是个问题。不过我想，我们给“随笔”一个新的解释，或者我的这些论文也可以算“随笔”的一种了。随着自己的所思所感而成文者或可曰为“随笔”之一种。我自认为，我写的这些文章大都不仅是我所思，而且也是有感而发的。
半个世纪以来，由于大家都知道的客观原因，在我们国家里没有出现过在世界上有着广泛影响、划时代的哲学家和文化理论家，这主要不应责怪这些受制于人的学人，他们在一种非常困难的条件下治学，人们还能忍心对他们苛求吗？尽管这样，仍然有一批学者在夹缝中默默耕耘，希望在学术上有所突破和创新，从而也取得了若干可喜的成绩。我自己现在也可以算是一个从事哲学与文化研究的从业员。回想我在年轻的时候（大概在22岁以前吧！）也曾梦想过当个大哲学家，可是到22岁以后，我再也没有想过当个哪怕是个小哲学家了，而只是希望老老实实地当个“哲学工作者”。最近我为台湾的一套丛书《我的学思历程》写了一本我几十年来走过的道路，书名叫《在非有非无之间》。这本书想说明，我是我自己，我又不是我自己；我似乎在做我想做的，我又似乎总在做我不想做的。因此，我作为一名“哲学工作者”来说，我所做的是有意义呢？还是没有意义呢？由于我自己也没有弄清，因此给那本书定名为《在非有非无之间》。如果从“非有”方面说，我自己明白，我写的这些东西，不要说一两百年，就是在一二十年后很可能就被人们遗忘了，可以说它并没有什么意义；但从“非无”方面说，我的这些文章，又可以说是从某个角度反映了这个时代的一个侧面，那么它又并非没有什么意义。如果从后一方面看，我或者应该在这本《随笔》中谈点什么。
到1994年底为止，我共出版了五本书；其中一本是英文的，发表了长长短短的文章大概总有两百来篇吧！还有两本书明年可以和读者见面。我从这几本书和众多的论文中选出了二十六篇，把它们分为六编，这从目录中就可以看出。在这里我想作几点说明：
第一，在22岁以前，我曾想做个哲学家，但在22岁以后，我只希望做个合格的“哲学工作者”，其实在1979年前就连个合格的“哲学史工作者”也做不到。只是在1979年我们国家提出改革开放之后，才有时宽时紧的自由研究的条件。于是我就考虑能否对中国传统哲学作一个总体性的研究。照我看，一种哲学（我们可以把“中国传统哲学”看作一个整体）大体上是由一套概念范畴，又由这套概念范畴构成若干判断（即命题），进而经过推理的活动而形成理论体系。在我的《随笔》中，我想向读者介绍我这样一个想法：中国传统哲学是由一套不同于其他民族的哲学的特殊概念范畴而构成了三个基本命题，即“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这三个基本命题表现着中国传统哲学关于“真”、“善”、“美”的特殊观念。从这些特殊观念出发而形成了一个不同于西方，也不同于印度的理论体系。我认为，中国传统哲学的理论体系或者可以说由三个相互联系的部分组成：“普遍和谐”的理论，可以说是中国传统哲学的宇宙人生论；“内在超越”论，可以说是中国传统哲学的境界修养论；“内圣外王”论，可以说是中国传统哲学的道德教化论。在我分析中国传统哲学这套理论体系时，我既肯定了它的现代意义，而更提出它存在的问题，并把它和西方哲学传统（以及宗教传统）作了总体上的比较。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种使中西哲学不仅是互相对话，而且能相互吸收的可能性的构想。我这样来研究中国传统哲学也许是自不量力，我虽自知不能实现早年的梦想，而总想在老年给自己以及我们的同代人一点心理上的补偿。
第二，和前一点有联系是关于中国传统哲学的真、善、美问题。在中国传统哲学中，没有哲学家明确地讨论真、善、美问题，例如像德国哲学家康德那样在他的著作中讨论了真、善、美三者的关系。但是，我们不能说在中国传统哲学中没有真、善、美问题。我企图用三个命题表现中国传统哲学对真、善、美的看法：“天人合一”是有关“真”的问题，“知行合一”是关乎“善”的问题，“情景合一”是关乎“美”的问题。我认为，中国传统哲学从总体上说是在这三个基本命题上展开的。从思维方式上看是以“合”为基点，在此就与“普遍和谐”论、“内在超越”论、“内圣外王”论联系在一起了。进而我又从价值论的不同取向上，提出孔子是以“善”为最高价值，老子是以“真”为最高价值，庄子是以“美”为最高价值，并把他们与德国三大哲学家康德、黑格尔、谢林相比较。我为什么要研究这个问题呢？这是有见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中国哲学界很少从价值论的角度来讨论哲学问题。照我看，不从价值论的基点上提倡“精神文明”，我认为它只能取得某种短期效益，甚至是一种虚假的效益。《随笔》中收录了《略论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正义观》，这篇文章本来是在美国的一次有关政治学问题讨论会上的发言，而我对政治学可以说毫无研究。我当时灵机一动，想作点借题发挥，在这篇文章中以价值论的观点看，也许可以说说人文学的基础学科：哲学是讨论“真”的问题，文学是讨论“美”的问题，而历史学则是讨论“善”的问题。说历史学是讨论“善”的问题，可能会有人认为是奇谈怪论，但我认为从价值论的观点看它作为一种“学”，说它是讨论“善”的问题，不是没有道理的。从这些地方，读者会了解我为什么对“真、善、美”问题那么重视。
第三，在80年代中期，我国出现了“文化热”，从北京方面看，有三个团体对当时的“文化热”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一个是《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后来在这个基础上成为“二十一世纪研究院”；另一是《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他们出版了“学术文库”和“新知文库”；另一个就是“中国文化书院”。这三个团体代表了对中国文化看法的三种不同观点，但它们能在一点上取得共识，即对几十年来形成的“左”的教条主义都采取批判的态度。在1984年中国文化书院成立时，我被推为该院院长。这样使我在对中国文化的发展本来就相当关注的情况下，不能不更加投入了。这本《随笔》中有我对中国文化发展的若干看法，在这里我想向读者说明两点：（1）研究文化问题当然要注意文化有其时代性与民族性两个方面，但我认为，在我们的文化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中，应该更注意文化的时代性，也就是说必须在全球意识的观照下来发展民族文化，这样我们的文化发展才不至于游离于世界文化发展的大潮之外。（2）在当前这个文化的转型时期，文化的发展往往是由激进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三种力量的合力推动的。因此，我们既不能像过去相当长一个阶段那样，认为只有文化的激进主义是推动文化发展的动力；同样我们也不应该像现在有些人那样，把五四以来对“传统”的批判看成是错误的。我们不难看到，现在悄然兴起的“国学热”中包含着某种走向意识形态化和国粹主义的可能性，我对此颇为忧虑。
第四，我对宗教的研究一向有着浓厚的兴趣，但我是从文化学的角度来研究宗教问题的。中国文化的发展可以说和印度佛教与西方基督教是分不开的。我曾在一次会上说：中国文化曾受惠于印度佛教，印度佛教又在中国得到了发扬光大。我认为，这个看法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从1989年起，我就打算写一部《西学输入史论》来讨论西学输入和东西文化碰撞及会通的问题。西学的开始与基督教分不开，于是我花了点时间研究了利玛窦以及由16世纪末到当今的一些有关材料，感到这个问题难度太大，绝不是一个人在几年时间能完成的。于是，我想了一个办法，让我的研究生对这一阶段的问题作些专题研究，以便在将来有可能对西学输入问题有个总体上的研究，现在我已毕业的和还在校的博士研究生及硕士研究生有六个人在研究这方面的问题。希望他们都能不断取得新的研究成果，在这个世纪末我们能共同完成一部《西学输入史论》。
我们知道，中国文化吸收并融化印度佛教文化几乎花了一千年的时间，这一过程可以说为人类社会提供了一种原有文化吸收外来文化的成功经验。现在的问题是，我们中国文化能否成功地吸收西方文化，而使中国文化在新世纪重放异彩。这个问题无疑应是当前我们中国学者关注的问题。
第五，在这本《随笔》中，我选用了三篇考证性的文章，以说明研究哲学与文化理论的学者也应重视考证。我给不少书写过序，但多半是给我学生的书或者一些较年轻的学者写的，《随笔》中却选了两篇，一篇是给我父亲的《校点高僧传》写的，另一篇是给印顺的《中国禅宗史》写的。他们两位都是现代佛教研究的权威学者，我给他们的书写序本不适当，可是从特殊的关系看，也许我是比较能真正了解这两本书的价值的。
最后，我还想说明，我不认为这本《随笔》中讨论的问题的观点都是正确的或者说都是有意义的，因为我从来不相信有任何人文学科学者的每一个论点都百分之百正确，而我的一点观点一定有不周全甚至错误的地方。我很希望能和读者讨论，并得到批评和指正。
本文作于1994年12月30日，原收入汤一介：《汤一介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