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兵变，士兵拥护，百官赞成，杭州城里也平静无事。广大老百姓对王渊、康履等人的作威作福非常不满，对发动兵变的广大下层官兵抱同情态度。当时的人们觉得这次兵变是：
“诚可以快天下之心，纾臣民忿怒之气。”（《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十一，建炎三年三月庚寅所载吕颐浩奏疏中语。）
苗、刘兵变显然是正义的。官兵们的诉求，例如反对赏罚不公，反对贪污腐败，反对卖国投降，反对向南逃跑，要求抗金救国，要求打回老家去，也都合情合理。王渊、康履被杀，都是罪有应得；昏君赵构被废，更是千该万该。只就这次兵变而言，应该说是已经成功了的。可惜他们的领头人苗、刘都是职业军人，缺少政治经验，在军事冲突迅速结束，城内秩序已经稳定以后，却在政治安排上举棋不定，拖延了时间。兵变之后一切活动又只局促于杭州城内，没有提出鼓舞人心的政治主张，也没有与杭州以外各地有影响的文武官员取得联系，争取同情。
连被他们推举出来垂帘听政的孟太后也提出疑问：“我一妇人抱三岁小儿，如何号令天下？”最糟糕的，是这次兵变的时间没有选好。当时正值金国侵略军最凶狠的头子兀术公开扬言，要乘这次混乱，大举南下追捕赵构。形势极为危险，禁不起慢慢谈判拖延时间。宋廷的一些文官武将如张浚、吕颐浩、韩世忠、张俊、刘光世等人在互相取得联系之后，都同意采取平叛的态度，组织勤王军向杭州进攻。政变迅速失败，苗、刘等人在失败后向江西、福建逃跑，也被韩世忠擒获杀害。这一年的四月一日，也就是这一次军事政变爆发二十多天之后，勤王军攻入杭州，政变流产，南宋的小朝廷复辟。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政变发生之后，不是受到很多人的赞赏和支持么！别人的态度暂时不说，只就宰相级人物吕颐浩来说，他当时很快就表示了自己的态度——苗、刘兵变，大快人心。为什么二十多天之后，这些人的态度就突然产生180度的大转弯，又主张平叛了呢？这是由于政治问题是复杂的，多变的，又是特别敏感的。自从得到金将兀术扬言即将大举南下追捕赵构的信息之后，形势为之一变，宋廷这些官员觉得暂时保留赵构这个班子，比推翻这个班子对大局更为有利。为什么？
一.当时奉金国之命追捕赵构的侵略军统帅是兀术，兀术是金国最强硬的主战派，曾经参与追捕辽国的天祚帝。他们在抓住了天祚帝之后就大张旗鼓地宣布辽亡，如果他能抓住赵构，他也会大张旗鼓地宣布宋亡。这样一来，就会在宋王朝的南方造成一片混乱。杭州的小朝廷存在一天，南方许多地方官还觉得自己是为国家守城，许多地方军队还觉得自己是在为国家保土，虽然财政十分困难，大家互相支持，还能维持正常的秩序。如果赵构被抓，必然投降，兀术要他做什么，他都只能俯首听命。金国宣布宋亡，赵构也承认宋亡，这样必然造成南方各地军政机构一朝瓦解。坚持抗金的与接受投降的军政人员各行其是，可能爆发一场混战。无论这场混乱的结果如何，国家生命财产的损失将难于计算，也许会使江南许多繁华之地立刻成为一片废墟。
二.杭州的小朝廷如果不存在了，对于在这个班子里任职的文官武将也极为不利。他们都将立时成为散兵游勇，面临无处筹粮无处发饷的窘境。这些官员们即使不为大局着想，只考虑自己的利害，也会希望保住这个小朝廷。
三.保留赵构的这个小朝廷既对大局有利，又对在这个小朝廷里任职的文武官员有利。不管赵构本人有多大罪恶，大家不但不能推翻他，还得要想办法保护他。但是兀术率领的十万精兵军锋甚锐，不是东南一隅的几支宋军所能挡得住的。那又怎么办呢？还是吕颐浩的头脑灵活，他早就想到这个问题，而且想好了一个比较有效的对策，那就是下海避敌，逃过这道难关。
在苗、刘兵变平息以后，天气已经转暖，兀术虽然做好了大举南下追捕赵构的准备工作，却并不立刻进军，因为金人是北方的游牧民族，怕热不怕冷。他们每次大举进兵，都要等到秋高马肥的时候。在这一段等待的时间，也就是建炎三年（1129年）的五、六、七、八这几个月中，宋廷的文武官员为了顾全大局，挽救危亡，一方面尽量互相协调，避免内争，保持稳定，另一方面还要竭力保护赵构的安全，宁肯退让，宁肯逃避，也不能让他被金兵追到。在这一段时间里，赵构本人又是怎么想的呢？经过扬州之败，经过苗、刘兵变，他是两次大难不死，侥幸捡到了一条命，又被群臣拥戴复辟，事后还是高兴不起来。因为他自己心里明白，群臣拥戴他复辟，不是由于他有德有才，而是大家还需要小朝廷这块牌子。在军情紧急的时候，君臣之间也只好坦诚地商量对策，说几句真心话。你不老老实实地听从安排，大家想保护你也保不住。
从扬州之败到苗、刘兵变，在这几个月之中，他的面子丢光，洋相出尽，丢面子倒是小事，他最担心的是金兵的追击。一想到这里，他就丢魂落魄，六神无主。他虽然一心想当南方各省的奴隶总管，但是金国不放心，不要他，而且让兀术统率十万精兵追捕他。他估计自己无处可逃，一旦金兵大举南下，他的生死只在旦夕之间。金国虽然抛弃了他，他还想作最后的努力，再做一番乞哀求降的活动，死马当活马医，因为他认为自己这时的确没有第二条路可走。于是，在这几个月中，他一口气写了四封《致元帅书》（给金兵的元帅，既致金兵统帅粘罕，又致他们的前线总指挥兀术，还请转给金国的皇帝吴乞买）。这几封“字字血泪”的卖国求降书，又叫乞哀书。其卖国求降的迫切是一封超过一封，特别是八月份写的这一封，几乎把所有要说的话都说尽了，说绝了。请读者注意：这封八月份写的乞哀书就是赵构卖国的证据，白纸黑字，铁证如山。
什么叫“乞哀”呢？说通俗一点，就是：
哀求您可怜我！
请问古今中外，有这么不要脸的人吗？侵略军正在自己的国土上烧杀淫掠，到处横行，而且一再屠城，好几座城市满城尸身重迭，无人敢去掩埋，臭闻数十里。作为南宋小朝廷的皇帝，能向敌人这样低声下气，乞哀求怜吗！
建炎三年（1129年）八月赵构写给金人的这封卖国求降信，也就是他决心卖国的铁证。这封信是怎么送出去的？出自什么史料？答案是：当时赵构在离开建康（今南京）回到杭州的前夕，派杜时亮将此信送入金营。（《宋史·高宗本纪》：“（八月）丁卯，遣杜时亮使金军前。”）这一记事出自《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十六，建炎三年八月丁卯条引《国史拾遗》。虽然事隔八百多年，我们要想查明南北宋之间有关的史事，还不算十分困难，因为有好几部私修的史书详记当时史事，有幸一直流传于今。一是徐梦莘编的《三朝北盟会编》，内容记徽宗、钦宗、高宗三朝与金国之间和战之事。二是李心传所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用编年体详记高宗一朝三十六年史事。三是李心传所撰《建炎以来朝野杂记》，是“系年要录”的补充。一切重要史事，都可以从这几部史书中核实，而且互相补充。
如果记事可靠，我们还需要提出一个问题：这封信究竟是出自赵构本人之手，还是由别人代笔？因为《宋史·高宗本纪》中说：赵构当了六十年皇帝，前受惑于汪（伯彦）黄（潜善），后受制于秦桧。我们核对时间，查明秦桧是1130年才被金国放回来的。1129年苗、刘兵变失败，赵构复辟以后，汪、黄已经被贬，离开了小朝廷。在赵构的一生中，只有这短短的几个月里，身边既无汪、黄也无秦桧。因此，这封信只能是出自他本人之手。从这封信的内容来看，我认为这样的信也只能是他的亲笔，不管是汪、黄，或者秦桧，都没有这么大的胆子，敢于写出这样露骨的求降书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