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昚对于赵构已经是够听话够孝顺的了，但是他在继位之后所表现出来的工作作风，还是使人耳目一新。他的办事，为了迅速达到目的，很讲策略。例如对岳飞冤案的平反，他明知道这件冤案是赵构一手制造的，但是假装不知道，却在有意无意之间把罪责一起推给秦桧，这就更有利于表扬岳飞，弘扬正气。他最有魄力的一招，就是乘给岳飞平反的东风，把秦桧执政时一切冤假错案一起平反，掀起了一个平反高潮。这中间肯定有不少案子是赵构定的，但是当今皇帝决定平反，太上皇也不好反对，只有算了。赵构对张浚不满，曾经说过“我宁肯亡国，也不愿意再用此人”这样闹意气的话。但是赵昚很推崇张浚，他继位后，立即对张浚拜相，整顿吏治，削减冗员，改革财政，赈济灾民。他在继位后的五年中，举行了三次全国性大阅兵，选拔将领，整军经武，自己也下校场学习骑射，有一次还为射箭断弦而弄伤了自己的眼睛。在外交方面，他虽想通过外交谈判收回失地，并不轻易放弃和平，但是在内心里一天也没有忘记过北伐中原，洗雪国耻。许多正直的官员看到这位新君朝气蓬勃，深感欣慰。
但是一接触到要用真刀真枪去北伐的问题，阻力还是不小。最大的阻力就是这位太上皇。赵构本人是个死硬的投降派，这是尽人皆知的，他自己也并不隐讳。在秦桧刚死之时，有些抗战派的官员向他建议，应该摆脱秦桧的影响，发愤图强。他立刻郑重其事地表示态度：“秦桧虽死，和议照常进行，因为和议是我的意思。”在朝廷上议事之时，他有时候不能不讲几句漂亮话，但在私人谈话之时，他是厌闻抗金之说的。他退位之后，赵昚按时要去问安。凡是有关北伐、抗金的计划，照理说也该向他汇报一下。他心情好的时候，听了之后不置可否。如果心情不好，就会立刻打断赵昚的话头，不耐烦地说：“小哥！我不想听这些国家大事，你还是说点别的。这些大事最好等我百年之后再商量吧！”弄得赵昚啼笑皆非。
当时赵昚身边支持北伐最坚决的人就是张浚，赵昚任他为枢密使，全权负责江淮战线的军事行动，坐镇扬州，指挥北伐。但是尚书省、中书省、枢密院内部都有一批不赞成北伐的官员，看着赵构的眼色行事，对北伐大业抱冷眼旁观的态度。赵昚的师傅史浩也不赞成北伐。他和赵昚的关系十分融洽，无话不谈。别人有意见闷在心里不说，他却肯说。赵昚请史浩和张浚两人探讨北伐的得失，两人都愿意谈，结果畅谈五日，谁也说服不了谁。隆兴元年（1163年）五月，南宋的北伐大军出发的时候，赵昚和张浚都为将领们的力量不足而担忧。在二十多年前，张浚也是北伐的统帅，他当时的副手中有岳飞、韩世忠、刘錡等名将，这时他们都已去世，比较能干的将领只有李显忠、邵宏渊两人。北伐之初，宋军在淮河前线节节胜利，李显忠接连攻克灵璧、宿州，邵宏渊攻克虹县（今泗县），沦陷区的老百姓纷纷响应，一时形势很好。
只可惜宋军因胜而骄，李、邵两人又不团结。在金兵进行反攻，进围宿州的时候，邵宏渊不加援手，李显忠害怕被困，匆忙撤出宿州，在符离集被金兵追上，全军溃败。这一次筹划已久的北伐实际上只进行了二十天就收手了。本来胜败兵家常事，符离兵溃，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当时战场还远在淮河以北一百多里的地方，只要坚持打下去，形式很快就能扭转。但是当时他们这一场北伐，是在许多人冷眼旁观的形势之下进行的，多打几次胜仗，并没有人喝彩，打了一次败仗，就会一片哗然。他们不好批评皇帝，却纷纷指责张浚，要求张浚下台，与金人重开和议。起初，赵昚还鼓励张浚不要动摇，一度升张浚为右相，表示信任。后来就有人来劝他，不妨把谈和作为权宜之计，暂时渡过难关。还劝他最好重新起用秦桧余党汤思退，只有用了汤思退，和议才能谈成。并且暗示他，这是太上皇的意思。有时候他去向赵构问安，赵构一再劝他，如今金强宋弱，要想长治久安，还是以谈和为宜。
我们不要忘记，赵昚是在三十年前6岁的时候，作为宋太祖赵匡胤的后裔，被抱进宫来当太子候选人的。进宫的时候只是个民间儿童，什么条件也没有。三十年来，经历许多风风雨雨，虽然长了不少见识，但他来的时候，毕竟只是孤家寡人一个，没有任何潜在势力。一旦落在赵构所蓄意布置的天罗地网之中，他无论如何也摆脱不开，最后只好勉强同意任用汤思退为相，主办议和之事。有了赵构做后台，汤思退也就敢于放手卖国，完全不把年轻的皇帝放在眼里。未得赵昚同意，他就敢派使臣到金营中去谈判议和条件。为了逼迫赵昚答应苛刻的议和条件，他居然秘密派人通知金人，说是宋军主力已经撤回江南，要金人派兵南下，以力逼和。金兵得此消息，迅速攻下楚州、濠州（今凤阳）、滁州。这一丑闻外传，全国舆论哗然。赵昚毫不犹豫，立刻对汤思退法办，押赴永州管制。这时太学生张观等72人联名上书给朝廷，请对汤思退这个汉奸处以斩首以谢天下。汤思退在去永州的路上得到消息，知道自己卖国罪行完全暴露，死罪难逃，忧惧发病而死。
赵昚和他的养父赵构毕竟不同。秦桧卖国，赵构可以包庇他，一直包庇到死。赵昚虽然被赵构所迫，任用了秦桧余党汤思退，但是一旦发现了汤的卖国罪行，就毫不客气地加以惩处，谁也包庇不了。
赵昚和赵构名为父子，实为政敌。他们两人之间最根本的矛盾就是赵昚主张抗金，坚持北伐；赵构主张降金，反对北伐。两个人在杭州的皇宫里相处了五十多年，表面上关系融洽，父慈子孝。赵昚是出了名的孝子，对赵构非常孝顺，所以死后被谥为孝宗。但是由于政见不同，双方打了几十年的肚皮官司。赵构一直努力改造赵昚，希望他能真正接自己的班，成为一个投降派，但是赵昚无论如何都不接受，改造不了；赵昚也非常想说服赵构，希望他能支持北伐，使得宋室中兴，但是一直碰钉子，说服不成。
双方用嘴巴说服不了对方，就免不了在行动上互相较劲。在舆论上，赵昚经常得到广大军民的拥护，因此赵构有时候也得让他三分；在实际行动上，由于赵构一直控制着这个小朝廷，政府班子大都是自己的心腹，就能在某些关键时刻对赵昚掣肘，甚至对赵昚加以挟制。赵昚支持张浚进行的北伐，就因为遭到符离集的一次小败，而被赵构支持的投降派官员搞垮。但是赵构推荐的宰相汤思退，卖国罪行被太学生揭露，又让赵构大丢面子。宋廷文武百官中抗战派与投降派的明争，赵氏父子的暗斗，使得大家徒耗精力，一事无成，韶光易逝，壮志难酬。
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赵昚对赵构作了有限度的让步，那就是同意与金国签订了一个“隆兴和议”。这并不是赵昚向金国屈膝求和，而是当时的宋金两国都经过了大的动乱，都需要一段休养生息的时间，以谋恢复。这个和约签订以后，双方保持了将近三十年的和平。赵昚当时的想法是：
一.既然宋廷内部还有明争暗斗，显然不利于大举北伐，不如暂时订立和约，既可以停止对外的战争，又可以缓解对内的矛盾，集中人力财力，恢复生产，增强国家实力，等待时机。
二.赵构既已退位，他的势力必然逐渐消退，时间对自己有利。自己正可利用等待的时间，整军经武，为日后大举北伐作好各方面的准备工作。
我们不妨把签订于1142年的“绍兴和约”与签订于1165年的“隆兴和约”具体内容作一番比较，就可以看出两个和约中重要的不同之点：
1142年的“绍兴和约”
1165年的“隆兴和约”
两国关系
金为宗主国，宋为藩属
两国平等，金主为叔父
公文往来
称下诏与上表
互称国书
岁币数字
银绢共计为50万两
银绢共计为40万两
两国疆界
东以淮河西以大散关为界
东以淮河西以大散关为界
一.订立绍兴和约时，赵构一味委屈求和，对金国屈膝称臣，南宋小朝廷实际上已经亡国。订立隆兴和约时，赵昚保持可战可和的姿态，所以能争得对等国的地位，实际上已经复国。
二.订立绍兴和约时，赵构重用秦桧打击抗战派，包庇投降派，一切听命于金人，一蹶不振。订立隆兴和约时，赵昚兼采和战两派的主张，以符合国家利益为依归，对于通敌卖国的汤思退，予以坚决打击，让广大军民觉得宋室中兴有望。
三.绍兴和约是消极的，和约订立之后，全国万马齐喑，一片萎蘼现象；隆兴和约是积极的，和约订立之后，赵昚整军经武，一派振作气象。在后来的几年里，他把希望寄托在创造了采石大捷的英雄人物虞允文身上，曾经有分东西两路大举北伐的长远计划。他要虞允文以宰相的身份经营川陕根据地，到了时机成熟，虞允文从陕西出兵，东出潼关；他自己和张浚率领宋军主力从两淮北伐，共复中原。这个计划因为虞允文的病死而未能实现。后人评论说：历史给南宋的两朝造成了缺憾，赵构一朝是有恢复之臣而无恢复之君，赵昚一朝是有恢复之君而无恢复之臣。
我们不要因为赵昚最后未能完成恢复中原的大计划，就忽视他在历史上所起的重要作用。要知道，在1142年赵构与金国签订了屈膝投降的“绍兴和约”以后，赵构已经“去国号”“去帝号”，向金国称臣，南宋已经亡国。等到1165年赵昚与金国签订了“隆兴和约”，取得与金国平等的地位之后，南宋才得复国。从1142到1165年，南宋王朝实际上已经亡国二十三年。要说赵构是中兴之主，那简直是笑话，在他手上已经折腾得亡了国，只能叫做中衰，哪能叫做中兴！经过赵昚的努力，争取了采石大捷，才得以迎来中兴。换句话说，在赵昚的手上即使没有迎来中兴，至少已做到了“复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