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做好征日的充分准备，至元十一年（1274）三月，忽必烈命令凤州（今吉林怀德县一带）经略使忻都、高丽军民总管洪茶丘等，将屯田军、女真军、水军组建了一万五千多人的水陆联军，又筹集了战船九百多艘，由元帅忽敦率领，浩浩荡荡直趋日本。此时，日本后宇多天皇上台，改元建治，很想有番作为。八月，元军至对马岛，日本将领允宗助国率八千骑兵防御，元军连下三岛，日军头目助国丧命，天皇急调藩属兵十万两千人支援，两军战于博多，忽敦凭借有利地形，以铁炮轰击日军，日军大败。元兵又进至今津，大将刘复享被日军射下马来。由于战斗频繁，元兵所剩箭矢有限，有人建议不可再行深入。忽敦认为言之有理，决定让刘复享先归。是夜风大浪高，元兵船只多被崖石撞坏，连夜无功而返。这是元军的首次征日，日本人领教了元军的招数，只是有惊无险，称之为“永文之役”。
对于这种消耗性的征讨忽必烈很不满意，第二年他又派礼部侍郎杜世忠、兵部郎中何文著再次出使日本，不想杜世忠一时不慎，竟被日本国王杀死，忽必烈闻之大怒，决定再次武力征讨。至元十六年（1279）二月，敕命扬州、湖南、赣州、泉州四省建造战船六百多艘，不仅扩大了舰队规模，也提高了战船的质量。至元十八年正月，忽必烈宣召阿剌罕、范文虎、囊加带到大都研究征日策略，决定以拔都、张弘、李庭负责后勤保障，听从范文武的建议，增加汉军万名，提升阿剌罕为光禄大夫和左丞相，统一指挥征日大军。二月，大将军忻都率蒙、汉、高丽联军十余万人由高丽合浦出发，大将军范文虎率领南宋新附军十万人由江南出发，携带充足的给养，两路合击日本。忽必烈和阿刺罕都认为，如此规模的大军（两路合计实为十四万人）对付海中一个小国，如同瓮中捉鳖，只待胜利消息。
岂料战事又出意外，此次征日元军招致更大惨败。十人仅存一二，船只丧失殆尽，战败的元军被掠为奴，狼狈逃回大陆者仅有三人！日本人不仅再次避免了元军的洗劫，还获得大量战俘，可谓千年难逢之幸，他们高兴地称这次战事为“宏安之役”，举国上下欢庆胜利。元帝国的常胜统帅忽必烈坐不住了，想想几年的辛苦准备，居然全部付之东流，两次征日，两次失败，而且败得如此之惨，是人算失利还是天意如此？满朝文武，竟无一人能说明白。
从《元史》《新元史》有关记载看，元军第一次征讨日本可以说连战皆捷，形势很好，只是由于兵力太少，部队又很疲劳，不敢长驱深入，不得不悄悄撤退，所以才有了忽必烈的第二次征日。那么，第二次的行动准备不可谓不充分，兵力不可谓不充足，给养不可谓不充实，为什么失败得更彻底？《元史·日本传》借一名逃兵于阊之口是这样说的：官兵六月人海，七月船队行至平壶岛，随即又向五龙山转移。八月一日，忽然刮起了大风，船只彼此相撞，损失十分惨重。挨到五日这天，范文虎等将领各自乘好船逃跑，把十多万士兵抛于五龙山下。大家推选张百户为主帅，号曰张总管。他与众人商议伐木做船返回大陆，正欲行动，不料被日本人窥知。八月七日这天，日军一齐杀来，准备不足的元军大部战死，所剩二三万人被其虏去。八月九日，至八角岛，日军开始大规模屠杀蒙古、高丽、汉人。因为于阊属新降元的“唐人”，日军给予优待，留下性命当了奴隶。《元史》总结这次失败的原因是：“盖行省官议事不相下，故皆弃军归……十万之众，得还者三入耳。”
元军的这次失败在《癸辛杂识》等古籍中也有记载，情节基本相似，故不重复。
元军两次征日，两次均告失败，而失败的主要原因，无不与遭遇大风雨有关。第一次征日虽然也告失败，但是人员伤亡不算太大；第二次征日，暴雨坏舟，船只互撞，又逢日军袭击，结果“十万之众，得还者三人耳”。把元军两次惨败归结于恶劣天气确有一定道理，就连《东国通鉴》和《高丽史》这类古籍也清清楚楚写明了这点，因此这种说法在中日史学界很有市场，已经形成了传统观点。
不能否认，元军两次征日的失败，恶劣天气是一个重要原因，但是倘作深层分析，感到又不尽然。
先看元军第一次征日的败因。
《元史·日本传》载：“冬十月，入其国，败之。而官军不整，又矢尽，惟掳掠四境而归。”《新元史·日本传》提到了元军撤退之夜遭遇大风雨，“官军战船触崖石多破坏”也确是事实。再就是由于元军士气不振，加之箭矢又快用完，只好匆匆捞上一把，不得不被迫退兵。只是在退兵的夜里遇了恶劣天气，船只撞了崖石才被损坏。这样看来，天气并非元军失败的主要原因。
关于这点，日本气象学家荒川秀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的研究结果表明，日本西部的台风季节为旧历七月到九月之间，元军第一次征日，发生在旧历十月下旬，当时的台风季节已经过去，不可能如《东国通鉴》和《高丽史》所说，元军是在攻日途中遇到台风，无法前进而撤回的。至于《新元史·日本传》提到撤退之夜风大浪高，官军的船只撞崖极有可能，但也不会损失太大。
那么，导致元军失败撤退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日本当代历史学家纲野善彦提出了这样一种观点：元军第一次征日，舰队由蒙古军和高丽军联合组成，蒙古军元帅为忽敦，右副元帅洪茶丘，左副元帅刘复亨，他们先行抵高丽。高丽早已为元军所征服，设为东征行省，建立起攻日基地。被封为左丞相的高丽国王不敢怠慢，派出都督使金方庆等率八千人作助攻。亡国的高丽兵帮着别人打别人，自然没有多少积极性。加之右副元帅洪茶丘又是高丽的军民总管，这样，他率领的蒙古军与金方庆指挥的高丽军实际上成了主仆关系。这样貌合神离的征日联军不可能齐心协力，甚至还会产生矛盾，“官军不整”的表现正是这种情况的真实反映。所以联军元帅忽敦不敢恋战，只好无奈地撤军了。这种说法有其一定道理，从《新元史·日本传》记载看也说明了这个问题。此次战役后期，金方庆不顾兵少马乏的实际，要求背水决战，忽敦一口否决了他的意见：“策疲兵入敌境，非完计也，不若班师。”如果按照金方庆的意见一味蛮干，元军一定会失败得更惨。
再看元军第二次征日的败因。
这次战事发生在当年旧历闰七月，正是日本西部台风旺盛季节。根据日本史料记载，其时确有暴风雨侵袭九州和近畿一带，许多房屋树木被毁，造成很大损失。元军第二次征日极有可能遭遇台风，由此带来意外灾难，这种结论是可信的。
但是，元军的这场惨败仅仅归结于一场台风吗？台风可以毁掉千百艘战船，能吞噬十多万条生命吗？真是这样，能征善战的元军岂不全是木偶？再说，元军上次征日已经吃了台风的苦头，富有实战经验的将军还愿意再蹈履辙吗？回答显然是否定的。那么，元军二次征日惨败的原因还有哪些？从《元史》、《新元史》等有关史料看，有以下五点值得注意：
其一，临阵易帅，犯了大忌。这次远征由中书省左丞相阿剌罕挂帅，统一指挥蒙古、高丽联军和新归附的南军。然而，到了六月，部队行至中途，阿剌罕突然病逝，忽必烈临阵易帅，由左丞相阿塔海代总指挥，想不到他拖拖拉拉还没上任，南军大将范文虎、李庭等却已擅自行动，部队统一控制不力，怎会有取胜把握？
其二，将领不合，军心难聚。这次征日大军由三个山头组成，其中两个山头（高丽与南宋）俱是亡国之兵，将领同床异梦，兵士南北不同，怎会彼此一心？大军出发之前，忽必烈就看出了这一要害，他曾忧虑地说过：“又有一事，朕实忧之：恐卿等不合耳。”事实证明元世祖的这种担心并非多余。按照战前部署，两路大军应在壹歧岛按时会师，但南路军失期，引起了高丽军大将金方庆的不满。东路军首领忻都和洪茶丘不得不率所部与南军会合，“舳舻相衔而进，屡为日本人所却”，导致连连失利，大将忽都、哈思等也因此丧命。后来，征日元军损失惨重，范文虎想要掉转船头退却，平章政事张禧反对，范文虎竟拍着胸脯说：“朝廷问罪我来承当，与你们毫无关系！”强行带兵撤退。如此各行其是，导致力量分散，结果不战自败。
其三，贻误战机，当断不断。《元史》和黄遵宪的《日本国志》都说，元军二次征日抱定战无不胜的决心，船上带了农具，打算长期占领。两军会合之后，将战船联为园营，外面围有大船，设有石弩硬弓。日本人的船小，前后来攻均被打退。当时日本国内人心不稳，市场竟然没有米粜，日本天皇跑到八幡祠祈祷；形势十分危机，可谓一触即溃。然而元军“全将多苦航海，议政议守，迟疑不决”，当断不断，自寻其乱，结果丧失良机，舟师遭遇大风，由胜转为惨败。
其四，战术错误，处置不当。在征日大军之中不乏精明有识之士，如平章政事张禧就是一位善治水军、智勇双全的大将。他率军到日本肥前之后，不再单纯依靠战船，而是舍舟上岸，筑起堡垒，同时他又严格约束战舰，“相去各五十步，以避风涛撞击”。结果台风袭来，“故禧所部独完”。如果征日将领都像张禧这样，及时舍舟筑垒，又注意保护战舰，何惧什么台风？可惜他的这种正确战术不被其他将领理睬，他们舍不得离开战舰，又未拉开适当距离，台风一来，自我撞击，战舰岂有不坏之理？还有，范文虎强行撤退，张禧又分了许多好船给他，严重削弱了元军的实力，这种错误的战术、错误的举动必然导致惨败的结局。
其五，贪生怕死，军无斗志。这次征日所需的水手、海船几乎全部来自江南，而当时的江南被元廷征服不久，人心没有完全归服，自然不肯冒死作战。如范文虎等都是降元高级将领，很会为自己打算，所以八月一日那天台风一来，“诸将各择坚好船乘之，弃军士十余万人于山下”，庞大的部队失去首领如同一盘散沙，遇到日本人来战只顾各自逃命，形不成抵抗力量，自然是“尽败没”了。
由此看来，第二次征日元军的失败，遭遇台风、暴雨坏舟，只是一种外因，而真正致败的症结是以上五点。如果能够克服这些内症，即使有大自然魔力的干扰，元军能败得如此彻底吗？令人遗憾的是，长期以来有人不愿意承认这种失败，总是认为天意如此，没有看到人为如此。《内蒙风鹤》还说日人诈降，设宴犒劳元军，席间把大将军布禄华等灌醉杀死，然后焚烧元军船只，以致元军全军覆没。这种说法颇类神话，不知所据何来？
元军两次征日惨败，据说元世祖发了脾气，他曾折箭为誓，要报此仇。可是没有听说他能好好总结经验教训，依然重用贪生怕死、欺上瞒下的范文虎等人。后来，元世祖又在至元二十年（1283）、二十二年三次备征日本，皆因内外条件所限，大臣们又屡屡谏止，晚年的忽必烈只好放弃了攻日打算。至元三十一年（1294）忽必烈在大都紫檀殿去世，终年80岁。后来，忽必烈的后代又进行过攻日尝试，皆以失败告终，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元世祖征日的失败再次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要想打赢任何一场战争，都要考虑天时、地利、人和诸多因素，如果仅凭个人意志，不顾主客观条件，就是占有很大优势，也难逃脱失败的命运。
朱元璋陵墓疑点多
在明朝的十六个皇帝中，除去建文帝和明代宗无陵墓外（代宗原建寿陵被毁），有十三座陵墓建在北京昌平燕山脚下，即著名的十三陵。只有开国皇帝朱元璋的陵墓建在金陵（今南京），这就是广为人知的明孝陵。
明孝陵坐落在南京市东郊钟山南麓的独龙阜。它以钟山为屏，钟山又有东、中、西三峰（中峰为主峰），合于“华盖三台，尊极帝位”的传统说法。独龙阜的东西分别是龙山和虎山，向南偏西为前湖，北部有位于钟山主峰之下的玩珠峰，这种并不多见的自然地形，分别象征着古老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象，真可谓巧夺天工。在孝陵的正前方，有梅花山作为“前案”，再远处有天印山，似呈俯伏朝拜之状，象征“远朝”而来的“贡臣”。在陵宫东、南两面，有由东北向西南源源流淌的“冠带水”，以保王气聚而不散。审气脉，别生气，分阴阳，明孝陵可谓一块绝佳的风水宝地。
更让人称奇的是，明孝陵同其他皇陵一样，陵宫平面十分规整，中轴对称，气势恢宏，然而它的神道蜿蜒曲折，一改历代帝王陵墓平铺直叙的庸常格局，显示出不拘成式、依山抱水、顺乎自然的理念。陵寝位于京城城墙和外廓之间，成为大明都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设计中大胆突破了唐宋帝陵为上下宫的传统模式，实行了“前朝后寝”和阳间三进院落制度，既突出了皇权观念，又合于儒家的礼制秩序，同时又给这些地理地形特征赋予了很深的传统文化内涵。明孝陵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帝陵制度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是中国帝陵发展史上一座重要的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