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在俄国访问的情形最能体现他报喜不报忧的特点。俄国沙皇加冕，在典礼过程中出现混乱场面，百姓疯狂的勇向观礼台，结果拥挤造成死伤惨重。李鸿章也坐在观礼台上，看到这种场面，他问俄国财政大臣维特：“是否准备把这一不幸事件的全部详情禀奏皇上？”维特说当然会，李鸿章有些不以为然地说：你们这样做不是很愚昧吗？我做直隶总督的时候，发生了鼠疫，死了数万人，人而我在向黄帝写奏折的时候，只字未提，称天下太平。
他看到维特茫然不解，便说道：您说，我干嘛要告诉皇上说我们那里死了人，使他苦恼呢？要是我担任你们皇上的官员，当然我要把一切都瞒着他，何必使可怜的皇帝苦恼。由此可见，李鸿章为了升官发财，一味的讨好主子、代人受过，都是有可能的。
这样固然可以讨好掌权者，但是并不可取，对付昏庸无能的上司或许还能有一点用，但是对那些作风踏实正派的上司来说，就一点用也没有了，甚至他能一眼看穿这些把戏，从而对为官者的修养产生怀疑，这样就得不偿失了。
因此，“恭”用也要讲究学问，能够因人而异，并不是一位的阿谀奉承、迎合讨好。
小人物对上司的恭敬，最重要的方法是保证自己能对上司惟命是从，即绝对听从上司的，以上司之是非好恶为自己的是非好恶。有不同看法也不说，而只需唯唯称是即可。这显然不是为官的要义，如此为官则和行尸走肉无异了。然而，试想一下，有哪个上司愿意下属总和自己对着干呢？大多数为官者，还是希望下属能够惟命是从，方才心安。
上司自然喜欢那些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思办事的下属，上司开心了，则升官的机会就来了。这在封建官场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就像《官场现形记》说的：“凡是做官的，能够博得上司称赞这么一句，就是升官的喜信。” “得上官一笑则作数日喜，遇上官一怒则作数日戚”。为了让上司喜欢自己，做下僚的大都掌握一条诀窍：惟命是从。
到了清代官场，这种风气更胜一筹。光绪年间，《月月小说·序》里写道：“一言发于上，‘者者’之声哄然应于下，此官场也。”又有清人撰联云：“著著著，祖宗洪福臣之乐；是是是，皇上天恩臣无事。”这种只知唯唯称是，应声虫式的官僚，充斥于清代官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