巍巍昆仑，不尽长江，滚滚东流。望巴山蜀水，沃野千里，人杰地灵，满天星斗。夔门天险，巫峡奇峰，山川壮丽冠九州。出西陵，看大江南北，繁荣锦绣。却惜无情风雨，滔滔洪水，万姓悲愁。众志绘宏图，截断波涛，高峡平湖，驯服龙虬。巨轮飞转，威力无穷，功在当代利千秋。展宏图，恰逢新时代，万丈潮头。
由傅作义领导的中国第一任水利部班底中有一位29岁的女子特别引人注目。这位新政府最年轻的副部长名叫钱正英，也许从她跨进水利部大门的那一天起，她就注定要成为中国水利界叱咤风云的人物。钱正英的诞生地嘉兴地处杭州湾畔，京杭大运河穿城而过，停泊在南湖烟雨楼下的那艘红船，后来成为一个执政党起航的标志。嘉兴既可观钱塘狂潮，也可看江南的小桥流水人家。所以，千百年来，在这座被潮、湖、河、海润泽的锦绣城市里理所当然地出现了如沈钧儒、王国维、茅盾、李叔同、丰子恺、徐志摩等等数不尽的风流人物。钱正英出生的时候，曾经因曾祖父是清朝军机大臣的钱氏家族已经败落。从小体质虚弱、多愁善感的娇小姐钱正英学习成绩优异，她的家人以为她或许会沿着故土前人曾经走过的道路而成为一名忧郁的诗人或者勤奋的学者，因为在她身上似乎没有丝毫预兆后来居然会投笔从戎，在上海大同大学土木工程系学习3年后去了淮北解放区。钱正英不仅实现了曾留学美国成为中国最早一批硕士的父亲对她提出的希望，成为新中国第一批女工程师并且成长为中国治水女帅。
钱正英终于没有成为一名诗人而成了一位中国工程院院士。但是她的确在修复淮河大堤时写过一首被她自己称作打油诗的诗歌。那一年她只有21岁，她的指挥才能第一次崭露头角。淮河泛滥，两岸一片泽国，钱正英所在的新四军第四师师部和淮北行政署组织修复北岸堤防，钱正英负责修堤的技术领导工作。就在那场修复淮河大堤的过程中，钱正英写了她一生中颇为难得的一首诗：
夕照映远山，大堤临长淮。足下黄水去，天边白云来。跃跃女儿志，浩浩祖国怀。笑指对岸敌，中华屹然在。
再一次印证钱正英治水才华的是在1948年春天，当时，正在前线忙于为野战部队架桥铺路的钱正英奉命调任山东解放区黄河河务局副局长，并指挥了一场事关两岸百姓生命财产安危的防凌斗争。问题的出现并且越来越严重是由于山东境内的黄河尚未解冻，而纬度较低的上游河段却已冰雪消融，于是，河水下涌形成冰坝，水位越涌越高，若河水继续下泄，溃岸就势不可当。在没有大炮的前提下，钱正英决定在冰上凿窟窿埋炸药炸冰。随着一声巨响，被炸裂的冰凌拥挤着推搡着行进，黄河开河了，洪水警报也因此而解除。第二年，加固黄河堤防的工作全面展开，那一年的9月，也就是在新政府成立前夕，黄河再一次发了大水，但因为加固了堤防，所以没有决堤，也没有给两岸造成危害。当时，钱正英在办公室等候黄河水情报告，她第一次有了一种感觉，她仿佛是在倾听黄河的脉搏，并渴望医治她的创伤。从此，钱正英与水利有了割不断的情缘，用她自己的话说，她已被黄河的巨大魅力所吸引，深深地爱上了她，也深深爱上了水利这门职业。1952年，被长者们称作黄毛丫头的钱正英从华东军政委员会水利部副部长的任上去了北京，担任国家水利部副部长，与傅作义合作共事。那一年，钱正英刚刚29岁。
熟悉钱正英的人都知道她最喜欢林则徐的两句话“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她请人书写了并挂在书房里。钱正英对这两句话的理解有她的视角，在她看来，水利工程是非常复杂的事情，是人和自然直接关系的事情，一定要容百家之言，广泛听取不同的意见，特别是反面的意见，要慎重决策，尽量避免失误。在钱正英水利部长任上，她指挥了葛洲坝截流，这是中国人第一次与长江较量并且获得了成功。后来，钱正英又负责了长江三峡的论证。对于她参加三峡论证，其实她的家人是反对的，在她的孩子们看来，母亲已经搞了不少可以光照千秋的水利工程了，为什么要再搞一个挨骂的。孩子们对他们的母亲说，这次搞得不好还得坐班房，杀你的头也不足以谢天下。但是，钱正英在心里对自己说，我还是有一点历史责任感的，搞了那么多年，三峡究竟是怎么回事？我有责任闹清楚。
当然，在钱正英的心头，也有抹不去的伤痛。她和同事们付出巨大心血的三门峡水电站工程尽管后来经过了改建，但是效果依旧不理想。面对这个顾了发电灌溉却造成上游渭河河道淤积的问题工程，钱正英坦承：“在新中国水利历史上，应当讲教训最深刻的一个例子就是三门峡。如果当年三门峡没有建，现在我们解决黄河的问题，就不会选择修建三门峡的方案。当然三门峡也发挥了相当的作用，但如果以现在的认识水平考虑黄河第一期工程，我们可能选择建小浪底，而不是建三门峡。如果建也不用当年的设计。”
再后来，钱正英因为主持“中国可持续发展水资源战略研究综合报告”率中国工程院专家组去了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的塔里木河边。在西大海子水库的大坝上，钱正英看到了一个令她诧异的景象，西看碧水盈盈，郁郁葱葱，东望却河道干涸，生命的迹象已经消逝。再走到塔里木河下游的终点台特马湖，沿途那些十分耐旱的胡杨林却因为长达8米的根系够不着地下水而一片片枯萎死去，天然绿洲已经变为沙漠。钱正英心如刀割，问陪同的新疆同行，西大海子水库是什么时候建起来的？塔里木河下游又是何时断流的？经过询问，钱正英得知，水库建成之日，就是塔里木河下游断流之时。这件事对钱正英的触动极大，当初修水库是出于好心办好事，却无意中产生了副作用。钱正英主动在国务院承担了塔里木河下游断流的责任，她说，这不是现任水利部长的责任，是我当年当部长时的责任。所幸的是后来国务院批准了塔里木河综合治理的规划，具体来说是把水库的闸门打开，把水调下去，灌区的人工绿洲用一半，下游的天然绿洲用一半。钱正英把这种做法称为人类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分享水资源。当钱正英在2003年再一次来到塔里木河下游时，她看到那些死掉的树上，又长出了绿叶。
六
林一山在“长江”号军舰上与毛泽东主席一起度过了三天三夜。毛泽东的那次长江之行和中国后来先后开工的三峡工程与南水北调紧密相连。1953年初春在朝鲜打的那场战争差不多尘埃落定，毛泽东可以腾出一些精力关心国家的水利事业了。这一年的2月19日中午，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林一山带上必要的资料跟随毛泽东从汉口登舰，然后起航沿江而下。毛泽东和林一山在军舰上的一些对话在很多年以后依然被媒体所津津乐道。那些对话除了说明林一山对长江的认识与理解深度有别于常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林一山作为早期最著名的三峡工程主建派地位在那时就开始得到了确认。林一山一生中有7次与毛泽东专门面谈水利问题，这还不包括在其他场合见面时所涉及到的类似谈话。很显然毛泽东一方面看重林一山的见解，另一方面心里也一直放不下长江水力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后来林一山有一个响亮的外号“长江王”就是毛泽东给起的。
关于修建三峡水库的话题首先是从长江的水患挑起来的。毛泽东问林一山长江洪水的成因是什么？这个问题对于林一山而言不难回答，他几乎是脱口而出：“暴雨。”林一山列举了1935年7月1日开始下的那场暴雨来支持他的答案，那场中心在湖北五峰县的暴雨降雨量为1500毫米，一个晚上就淹死汉水中下游8万多人和澧水下游4万多人，而有“天漏”之称的川西，年降雨量则可达2000毫米。毛泽东又问林一山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长江的水患。林一山就把他，事实上也是长江水利委员会经过深思熟虑的想法向毛泽东和盘托出，这个想法被林一山称作综合治理长江流域水利资源规划方案。在这个规划方案中就包括修建一系列水库。毛泽东此时的思绪显然要飘得更远一些，他对林一山说，这些水库都加起来还抵不上一个三峡水库，要毕其功于一役，先修那个三峡水库如何？
毛泽东一语破天惊。走下“长江”舰的林一山回忆在舰上与毛泽东有关三峡水库的探讨依旧心情激荡。但是林一山更清楚这是一个世界级的水利工程，专家们普遍担心的因泥沙淤积而导致水库淤死带来的水库寿命问题是一个世界范围内尚未解决的难题。毛泽东专门就这个难题征询过林一山的意见，毛泽东给了林一山一个假设，如果三峡工程建成了，能使用多少年？林一山的回答是200年。毛泽东似乎对这个数字不太满意，他在沉吟片刻后说了让林一山终身难忘的一句话：千年大计呀，200年就淤死了。三峡工程在经过那次长江航行后暂时没有再被提起可能与毛泽东考虑的千年大计有关。“长江”号到南京时毛泽东对林一山说：“三峡问题暂时还不考虑开工，我只是先摸个底。但南水北调工作要抓紧。”然而第二年长江流域暴发的那次自20世纪以来最大的洪灾动摇了毛泽东“现在不干”的想法。而林一山主持的长江水利委员会也没有停止对三峡工程与长江流域的规划与设计。1956年毛泽东再次到武汉视察时见到林一山时心情不错，他问林一山，你能不能找一个人替我当主席，我来做这个三峡大坝的坝长？在场的李先念也高兴地说，这个坝长啊，我也想当。
三峡工程的搁置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林一山与李锐的那场争论。那场争论在水利界十分著名，被称之为“林李之争”。争论的焦点自然是一方主建三峡工程，另一方反对建设三峡工程。林一山自担任长委会主任的那一天起就成了主建派的代表，而李锐在修建三峡工程的问题上则一直站在林一山甚至于更高层次的对立面。后来中国爆发了文化大革命，林一山被造反派关进了“水牢”，还被打断了6根肋骨。但是毛泽东在发动“文革”后依然没有忘记林一山。很多人后来都说毛泽东想起林一山并将他“解放”出来是出于对三峡工程的情结。林一山不在乎别人怎么想，他甚至于在很好的时机也可以为了水利工程而放弃更高的职位。最典型的要算1963年那一次，本来林一山有可能接任刘澜波成为水利部部长的，当时刘澜波要去地方履新，一向以举荐贤能著称的刘澜波向中央推荐由林一山接替他的职务，中央同意了但提出必须要经过总理同意，刘澜波在这一刻显示出他的诚意与古道热肠，他对林一山说我和你一起去见总理。然而林一山因为不忍心放下正在修建的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而婉言谢绝了。
林一山没有当成水利部长，后来却去了他不赞成上马的葛洲坝水电站。那是1970年12月，中央同意建设葛洲坝工程。对于林一山投葛洲坝的反对票不少人迷惑不解，他们认为你林一山那么主张建三峡，同在长江上建一座葛洲坝为何唱反调？林一山的反对理由是葛洲坝工程虽小但从未做过设计工作，三峡工程虽大但有很详细的设计方案。所以林一山得出一个结论，从技术上来说葛洲坝工程比三峡工程要复杂得多。但中央最终还是批准了葛洲坝工程上马。林一山十分理解毛泽东当时的想法，很显然毛泽东的心里还是牵挂着三峡工程，他是想用葛洲坝这个“小坝”，为今后修建三峡这个“大坝”打下基础。从后来披露的史料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三峡工程的复杂心态。葛洲坝对于毛泽东来说可以说是三峡上马以前的一次小试牛刀。湖北省第二次报请中央希望先修三峡反向调节电站葛洲坝的那份报告颇为耐人寻味，报告开篇第一句就是：为了实现毛主席高峡出平湖的伟大构想。毛泽东看了这个报告后说，既然是三峡的一部分，那就干吧。但是批示时却留下了一个被许多人普遍认为是底气不足的尾巴。
葛洲坝工程在开工两年后因为设计问题推倒重来。葛洲坝出现的问题其实在毛泽东批示时留下的那个尾巴上就已显露端倪。毛泽东说，赞成修建此坝，现在文件设想是一回事，兴建过程中可能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那又是另一回事，那时要准备修改设计。葛洲坝工程施工被毛泽东不幸而言中，2 .6亿元人民币付之东流。身体已经十分虚弱的周恩来在面对前来述职的湖北省革委会主任张体学时气愤不已，就是这个张体学在工程开工前信誓旦旦地向周恩来立下军令状，说如果葛洲坝出问题，他就把脑袋挂在天安门城楼向全国人民谢罪。周恩来很清楚，如果葛洲坝放在那儿阻断航运就只能炸掉。面临残局周恩来想起了林一山和李锐，两个人一个反对葛洲坝，另一个反对三峡。那时周恩来已经身患绝症，在会上他听人说李锐关起来了，周恩来说关起来干什么，放出来嘛，发表点儿意见也是劳动嘛。林一山在那次会后由周恩来指定替换原先的设计单位和工程领导去了葛洲坝。
此时的林一山临危受命。他尽管反对葛洲坝工程但在国家作出重大决策以后却顾全大局，并且终于将一个陷于困境的工程引向了成功之路。葛洲坝作为长江三峡的试验工程，是一部雄伟交响曲的前奏，它从某种程度上弥补了毛泽东的遗憾。晚年的毛泽东在中国一言九鼎，环顾天下找不到可与之抗衡之人，只有在面对长江时他才显出些许敬畏。毛泽东对葛洲坝工程的批示用李锐后来的话说是明显违反了基本建设程序原则。基建程序的常识是任何工程必须在一切都准备好之后才能施工，怎么可以设计都不完备就匆匆开工，边施工、边设计，干不下去了又推倒重来呢？但在当时有谁会对毛泽东的批示提出异议呢？幸运的是葛洲坝在经历巨大的坎坷后终于笑到了最后，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水利专家在看了葛洲坝工程后都说中国人能够设计和建设葛洲坝工程，也就有能力设计和建设其他任何水利工程。林一山反对葛洲坝，最后又成全了葛洲坝，在长江上漂了一辈子的林一山将葛洲坝交付出去后也为自己的长江生涯画上了一个漂亮的句号。三峡在林一山的心里或许更多是以梦想方式出现，但是他的梦想因为他在葛洲坝的实践而正在变得越来越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