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会议对于起义军退路也作了初步安排。会议决定：“无论如何不能放弃萍安，使敌人断绝我们的退路。”作出这样的决定，说明当时毛泽东等人已经考虑到长沙是敌人统治势力较强的城市，在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没有充分的军事力量配合和支持，要夺取胜利是不容易的，必须作好各方面准备，尤其是退却方面的准备。这一决定，对于后来在暴动形势极为不利的情况下停止进攻长沙，无疑起了重大作用。
（三）毛泽东赴铜鼓组建军队
安源会议后，毛泽东与安源行动委员会立即分别写信给湖南省委，报告会议结论，约定暴动日期。同时，按照会议决定，分头组织民众暴动和军事行动。
9月5日，在毛泽东指导下，驻安源的各路武装队伍合编成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的第三团（后来改称第二团）。这个团是由安源工人纠察队和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的矿警队以及萍乡、安福、莲花、醴陵、衡山5县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组成，共计2000余人，拥有千余支步枪和数挺机关枪。安源路矿工人踊跃参军，成为该团的主力。
在安源改编军队的同时，毛泽东向驻修水、铜鼓的各路部队发出通告和军事命令，告知安源会议决定，命令他们改编为工农革命军，限时进攻长沙。安源会议已经决定将驻修水、铜鼓各部队合编为第一、二两个团。但改编涉及队伍的调配和指挥人员的安排，只有待毛泽东到铜鼓以后才能进行。
9月6日，毛泽东在安源得知留在长沙的湖南省委常委决定的暴动日期：9日开始破坏铁路，11日各县暴动，15日长沙暴动。他立刻以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的名义，向在铜鼓的第三团下达起义计划和部署，通知他们将参加起义的部队名称统一定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并要他们立刻将这个决定和行动计划向在修水的师部和第一团传达。
毛泽东在安源对起义作好安排后，便扮作安源煤矿的采购员，由潘心源陪同赶往铜鼓。
赴铜鼓途中，毛泽东遇到一次险情，被当地民团抓住，幸而机智脱险。毛泽东1936年在同斯诺的谈话中曾经回忆到这件事。当年，毛泽东、潘心源等人在赴铜鼓途中，在走到湖南浏阳张家坊村时，遇上了敌人。张家坊是浏阳县最东边的一个小市镇，位于两座大山之间，是从浏阳去铜鼓的必经之地。毛泽东与潘心源盘山而行，在七溪坳与10余名挨户团的团丁相遇，引起团丁怀疑而被他们抓住。在被押往民团总部的路上，毛泽东正好身上带了几十块钱，他就用这些钱贿赂押送他的人，负责押送毛泽东的士兵是雇佣兵，他们打算释放毛泽东。但是负责的队长不同意。直到走到距离民团总部不到200米的地方时，才又找到一个机会，毛泽东一下子挣脱出来，往田野里跑去。“跑到一个高地，下面是一个水塘，周围长了很高的草，我在那里躲到日落。士兵们在追踪我，还强迫一些农民帮助他们搜寻。有好多次他们走得很近，有一两次我几乎可以用手接触到他们。尽管有五、六次我已经放弃任何希望，认为自己一定会再次被抓住，可是不知怎么地我没有被他们发现。最后，天近黄昏了，他们放弃了搜寻。我马上翻山越岭，彻夜赶路。我没有穿鞋，脚底擦伤得很厉害。路上我遇到一个友善的农民，他给我住处，后来又带领我到了邻县；我身边有七块钱，用这钱买了一双鞋、一把伞和一些食物。当我最后安全到达农民武装那里的时候，我的口袋里只剩下两个铜板了。”一路历经周折，9月8日，毛泽东到达铜鼓。他与在铜鼓的苏先俊等商议后，决定将驻修水、铜鼓部队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以江西省防军暂编第一师师部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部，师部领导成员不变，仍以余洒度为师长、余贲民为副师长，毛泽东不再担任师长职务，而以前委书记身份指挥部队，团长和正、副师长为前委委员；修水、铜鼓部队改为工农革命军后仍分别为第一团和第三团，两个团的领导成员亦仍旧；将安源的工农革命军第三团改称为第二团。
这样，参加秋收起义的军队组织基本组建起来，起义部队不再沿用国民革命军的番号，统一称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卢德铭任总指挥，余洒度任师长，下辖3个团：以原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为主力编为第一团，团长钟文璋；以安源工人纠察队、矿警队和萍乡等地的农民自卫军编为第二团，团长王新亚；以原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一个营和浏阳部分工农武装编为第三团，团长苏先俊。参加起义的部队共约5000人。此外，在起义前，还收编了当地的土匪武装邱国轩的一个团。起义部队以夺取长沙为目标，具体部署了各团的行动计划。
关于邱国轩团的一些情况。邱国轩团是贵州军阀王天培残部。王天培原是黔军袁祖铭的部下，北伐战争中依附国民革命军，任第十军军长。1928年7月参加蒋介石亲自指挥的徐州之战，大败，蒋介石迁怒于王天培，将其处死于杭州，其部属溃散，邱国轩即由此溃逃到修水县一带。后来被余洒度收编。在秋收起义过程中，就是邱国轩团叛变导致了起义军第一团遭受惨重损失。
（四）湖南省委发布起义命令
毛泽东在安源会议上决定起义各项事务后，立即写信给湖南省委，报告会议各项决定。而去中央报告工作的湖南省委书记彭公达也已经回到长沙。彭公达9月1日到达汉口后，向中央汇报了湖南省委关于秋收起义的计划。中央对湖南省委制定的暴动纲领和缩小暴动区域的计划以及注重军事的做法继续表示不满和反对。中央于9月5日写信给湖南省委，仍坚持要湖南实行全省暴动，同时还批评湖南省委忽视了农民暴动的准备而偏重于军事。中央还规定两湖的暴动必须于9月10日开始。接到毛泽东的报告后，彭公达立即组织召开会议，审议安源会议的各项决议，讨论秋收起义各项安排，决定暴动日期。
由于暴动时间已经迫近，而党的精力和经济力量又非常有限，湖南省委来不及按照中央的指示组织全省范围的暴动，会议批准了安源会议的结论，并作了若干补充和修改：关于军队的名称和建制，决定将安源会议所定“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改为“湖南工农革命军第一师”，除已定的3个团之外，决定在株洲组建1个团，列入第一师建制，命名为第四团，以朱少连为团长。关于发动的日期，决定9月9日起破坏铁路，截断敌人交通；同意安源11日发动，即安源决定组建的第一师3个团均于11日开始向各自原定目标进攻，但进攻长沙的日期由18日提前到16日。此外，省委还决定组建6个直辖团，1个直辖特务营，分别在各县和长沙市内执行暴动任务。
9月8日晚，湖南省委和湖南省行动委员会发布起义命令。令各地赶紧动员，限于阳历9月16日会师长沙，夺取省城，建立中国革命委员会湖南分会。这个命令是秋收起义前发布的最后一个命令，但是由于反动势力强大，沟通联络不便等原因，这个命令中的计划并未完全实现。部队的名称仍是安源会议所定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省委所定的第一师第四团和各直属团、营未能组成，实现暴动的只有安源、铜鼓、修水这3支军队的集结点和爆发点，以及这3支军队战斗经过的萍乡、醴陵、湘潭、浏阳、平江和长沙、湘阴等县，还有株萍铁路和粤汉铁路。这样，在8月初即开始酝酿的湖南秋收暴动，从最初计划以湘南暴动为先锋、鼓动全省暴动变为计划组织湘中暴动，而计划付诸实施的结果，是变成了湘赣边界的暴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