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保税区
建立保税区是中国政府为扩大对外开放、吸收外资采取的又一重大措施。中国的保税区是一个设有隔离设施的小区域，是一种类似国外自由港兼自由贸易区功能的特殊区域，是兼有出口加工和对外贸易综合功能、实行特殊关税政策和特殊管理手段的海关监管区。
自1990年以来，中国政府先后批准建立了15个保税区，它们是：（一）上海外高桥保税区，位于长江口南缘，面积5.5平方公里，是目前中国开放度最大的自由贸易区。（二）天津港保税区，位于天津港陆域，面积5平方公里，是中国北方最大的保税区。（三）大连保税区，位于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东部，面积1.25平方公里，是中国东北地区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四）深圳沙头角保税区，位于深圳市沙头角，面积0.2平方公里。（五）深圳福田保税区，位于深圳中南部与香港连接的皇岗口岸处，面积1.35平方公里。（六）广州保税区，位于广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东北部，面积1.4平方公里。（七）张家港保税区，位于长江下游张家港区东侧，规划面积4.1平方公里，起步区面积2平方公里，是中国目前惟一的内河港保税区。（八）海口保税区，位于海口市金盘加工区内，面积1.93平方公里。（九）青岛保税区，位于青岛附近的胶州湾西岸，规划面积2.5平方公里。（十）宁波保税区，位于宁波市北仑港北部，面积2.3平方公里。（十一）福州保税区，位于福州马尾经济技术开发区内，面积1.8平方公里。（十二）厦门象屿保税区，位于厦门经济特区内，起步面积0.6平方公里。（十三）汕头保税区，位于汕头经济特区内，面积2.3平方公里。（十四）珠海保税区，位于珠海洪湾工业区内，面积3平方公里。（十五）深圳盐田港保税区，位于深圳大鹏湾，面积0.85平方公里。
五、沿边开放城市
1992年3月以来，中国先后开放了吉林的珲春，黑龙江的绥芬河、黑河，内蒙古的满洲里、二连浩特，新疆的塔城、博乐、伊宁，云南的河口、畹町、瑞丽，广西的凭祥、东兴13个沿边城市，又进一步开放了南宁、昆明、乌鲁木齐、呼和浩特、哈尔滨、长春、石家庄7个边境和沿海地区省会（自治区首府）城市。
沿边开放城市具有发展与周边国家经贸合作的地缘优势。现在，它们都在不断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大力开展边境易货贸易和对外经济合作。按照国务院的规定，13个边境开放城市可以兴办边境经济合作区，实行类似沿海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优惠政策。
文化冲突：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最大障碍
世界银行集团一项调查表明，150家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中国企业面临的最主要挑战是文化冲突。中国企业尚未充分利用各种机制规避商业和政治风险，对当地市场的反应迟缓。
过去几年，中国日益增长的对外直接投资引起广泛关注，但中资企业在对外投资的过程中还面临着诸多困难和挑战，如商业策略、融资渠道、品牌发展、信息管理和人力资源等问题。
为了更好地了解中国企业在对外投资过程中面临的问题，世界银行集团在中国政府的支持下对150家中国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调研。受访企业来自大连、北京、上海、杭州、宁波、深圳、西安和成都。
调查结果表明，受访企业共在76个国家进行过投资。大部分的投资项目集中在亚洲。同时，中国企业正在增加在西欧、北美和非洲的投资。驱动中国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因素主要是，出于寻求市场、资源和战略性的资产，如技术、品牌和分销渠道，但这些因素的相关比重会随着时间的发展而变化。
调查认为，在对外直接投资领域，大部分中国企业还是新手。美国企业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对外直接投资，日本企业是20世纪70年代，韩国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企业现正处于学习阶段，在相关业务的各个方面均需要专业咨询服务的支持。
世界银行集团认为，除性价比和质量外，中国企业在中国市场拥有的所有其他比较优势均未能在国际市场上体现。
影响未来人类生活的世界三大新科技
世界科技浪潮波涛汹涌，一个个新进展、新突破令人目不暇接。目前，众多的国家和地区在科技前沿展开竞争，竞争热点领域则是信息通信技术、生命科学和纳米科技三大领域。
其中，信息通信技术被认为是当前最关键的技术，在21世纪上半叶仍将起主导作用。此外，生命科学将对人民健康、财富创造和环境质量产生重大影响，将为人类生命护航；纳米科技作为未来的启动技术，将为人类生活提速，一个全新的宽广视野将由此展开。
一、生命科学潜力无限
破译生命密码的人类基因组计划日渐进入尾声，随之而来的以蛋白质和药物基因学为研究重点的后基因组时代已经拉开序幕，人类进一步迈向对自身的深入了解。
人类基因组计划的顺利进行为后基因组时代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000年6月26日，参与人类基因组计划的中国、美国、德国、日本、法国、英国等六国科学家向全世界宣布人类基因组工作草图绘制成功。人类基因组工作草图涵盖了人类基因组97％以上的信息，标志着科学家基本完成了人类基因组测序计划。2001年2月12日，上述六国科学家和美国塞莱拉公司联合公布人类基因组图谱及初步分析结果。科学家认为，“人类基因组计划”是继“曼哈顿”原子弹计划、“阿波罗”登月计划之后自然科学史上的第三大计划。
如今，世界上多家制药公司和生物技术公司正在后基因组时代的研究中展开竞争。但是，目前测定蛋白质的技术还远远落后于破译基因组的工具。据估计，人体内可能有几十万种蛋白质，大概需要10年时间进行识别。
人类基因组研究的发展还将促进生命科学与信息科学等相结合，带动一批新兴高技术产业的发展。据预测，在未来10至20年里，基因组研究重点将进入确定基因结构与功能等应用研究阶段，生命科学因此将迎来新的大发展。
2001年7月2日，世界第一颗全植入人造心脏开始起跳。这一天，生命垂危的心脏病患者罗伯特·图斯在美国肯塔基州被成功植入了一颗与体外彻底隔绝、能够自主运行的人造心脏。这一新型的人造心脏被命名为“阿比奥科”（Abio－Cor）。
尽管这名接受移植的59岁患者在手术两天后出现肾衰竭、糖尿病等病症，并于2001年11月30日因慢性疾病引起腹腔出血而死亡，但这历史上第一颗被完整植入人体、无须与外界进行管线联接的完全意义上的人造心脏运行了将近5个月。这次手术被认为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工心脏技术中的一大飞跃，是人造心脏移植手术发明近20年来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巨大进步。
二、纳米技术挑战极限
晶体管是当今计算机的基本元素。Intel的创始人之一戈登·摩尔于1965年预言，到2010年，一个芯片上晶体管的数量将超过10亿。科学界中绝大多数人都认为，传统的硅芯片技术将在未来的10至15年内达到物理极限，到那时硅不可能再缩小。那么用什么来取代硅晶体管呢？纳米晶体管是取代硅晶体管的首选。
美国朗讯科技公司的贝尔实验室宣布，用一个单一的有机分子制造出了世界上最小的晶体管，针尖般大小的尺寸上可以容纳1000万个这种晶体管。这种晶体管被称为“纳米晶体管”，因为它们的大小接近1纳米，即十亿分之一米。纳米晶体管的问世对芯片产业具有革命性的意义，表明科学家在超越晶体管技术障碍方面迈出了新的一步。
纳米科技的最终目的是以原子、分子为起点，去制造具有特殊功能的产品。其应用主要在纳米材料和纳米器件两方面，而对人类社会生活及生产方式产生最深刻且广泛影响的将是后者。纳米器件的研制和应用水平是进入纳米时代的重要标志。
作为被美国《商业周刊》列出的本世纪最有可能取得突破的3项技术领域之一（另两项是生物技术和从外星球获得能源），纳米科技必将在广泛的领域极大地影响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
三、高精尖科技从梦想走入实际
美国IBM公司宣布该公司的阿尔美登研究所成功地进行了量子计算机的复杂运算。IBM的科学家将专门设计的多个分子放在试管内作为7个量子bit（比特）的量子计算机进行“绍氏算法”运算，结果准确地确认出整数15的因数为3和5。
尽管目前量子计算机的研究仍处于实验室阶段，但不可否认终有一天它必然会取代传统计算机走入寻常百姓家。据专家预见，在不远的将来，会出现一种工业，可以将量子计算设备嵌入到任何东西当中去，不必再像现在这样将一台个人电脑放在桌上，也许到那时桌子本身就是一台计算机，汽车轮胎可以计算速度和闸动力，医生可以将量子微型计算机插入到人体血液中以杀死肿瘤细胞……尽管现在这些还只是科学幻想中的故事，但大多数专家相信在2020年以后，这些领域的发展将非常迅速。
中国不能永远为世界打工
一个普遍贫困的国家，是不可能崛起为真正的世界大国的。过去20年，中国一直遵循着贫困国家的发展战略：利用自己劳动力价格低的优势，在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中，靠低廉的价格打败对手，占领世界市场。如今“中国制造”遍布全球，正是这一战略成功的明证。
然而，当中国发展成一个小康社会后，这样的战略就会失误。在未来几十年，如果中国的劳动力还是这么便宜，就说明中国的大部分人并没有从经济发展中获益，由此引发的社会问题，将制约中国的发展。一个穷国要崛起成一个世界大国，就是像跑一场马拉松。如果只看眼前的便宜，拼命快跑，而完全不考虑后半程的战术，到时就会精疲力竭，被迫退出竞争。
常识告诉我们，一个马拉松运动员的后半程战略，绝对不应该建立在其前半程的身体状态透支之上。中国小康后的发展战略，也绝不能以中国人便宜为前提。相反，我们从现在起，就应该想想中国人“贵”起来以后怎么办。
不错，美国的劳动力价值确实高，但是，高工资带来的，并不仅仅是高消费，而且还有高投资。个人的小规模投资，常常比企业大规模的投资更有效率，就像企业的投资常常比更大规模的国家投资更有效率一样。且不说一半美国人手中持有股票，成为“投资阶层”，高工资还使美国人能够对自己和自己的家庭进行教育投资。干粗活的父母，能够培养自己的孩子上“常青藤”。结果，干粗活的美国人越来越少，从事高技术、高智能产业的人越来越多。我们这里呢？我们给工人的工资仅仅够他们维持生存，他们很难对自己和自己的家庭进行投资。
劳动力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经济资源。要有效地开发这一宝贵资源，第一是要对人进行投资，第二要保证这样的投资是自由的、非计划的（既不能由国家来计划，也不能由企业来计划）。日本明治维新以后，一直靠压低工人的工资来完成初期的资本积累，结果虽然迅速崛起，却是“脱亚”而不“入欧”，在经济上一直没有达到主要西方工业国家的水平。二战后日本再度以廉价的劳动力崛起，但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及时完成了小康社会的战略转型，把高工资、高生产力作为未来发展的目标，终于改变了战前“跑得完工业化的前半程，跑不完后半程”的局面，一举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大国。再看印度，在教育投资、法治、高技术产业等方面，比中国有相当大的优势，但是由于贫富差距太大，占人口大多数的穷人没有资源对自己和自己的家庭进行投资，所以发展的动力一直赶不上中国。中国在崛起过程中，哪怕前半程跑慢些、少吸引点投资，也要保证劳动阶层的基本权利和生活水平，使他们有足够的资源对自己投资，向上发展。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人力资源是一种再生的资源，保证我们的“后半程”有足够的动力。
中国必须提高产业层次，中国的政经界并非没有意识。联想以17.5亿美元的天价买下IBM的PC系统，在国际上被认为是一个大手笔。这笔交易，把人们的目光转向了中国企业的海外扩张。英国《金融时报》最近发表的文章，称中国的一些大企业，如华为、ZTE、海尔、TCL等等，竞相到海外收购、兼并、联营，试图创造中国的世界级跨国公司。
实际上，这些大企业的行为有极大的风险。企业兼并，并非是在国际竞争中成功的必由之路。相反，野心过大的兼并，最终常常制造“白象工程”。耗资甚巨，高成本压低了盈利，甚至使企业长期负债，最后吃不了兜着走。真正的企业成功，在于提供领先的技术，而不在于规模的大小。像当年的索尼，并不是现在这样的庞然大物，但在电器市场上几乎处处领先。现在的丰田，也比如今的通用汽车规模小，但总是能够比美国的汽车制造商早走半步。
相比之下，中国的企业，在技术上没有一处领先，全处于跟跑的状态。海外收购，一个主要原因是自己没有技术，创不出名牌，于是希望通过收购一些知名的大企业，获得人家的技术和品牌。但是，借来的拳头打不了人。真正技术领先的企业，一般不会让外人染指的。能够收购的，大多是一些垂垂老矣、在技术和品牌上已经丧失了竞争力、并有许多不良债务的企业。如上海的汽车制造商，就收购了这样一家英国汽车公司。这样花大价钱把昔日的名牌买到手，就像是斥巨资请现在已经快走不动的马拉多纳来为我们踢球一样，最后可能输得更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