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西学院的杨国学、朱瑜章经研究，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西游记》中故事涉及的许多地方与今天丝绸之路上的不少地方有着直接的关联。如“高老庄”遗迹，今甘肃省清水县丰望乡高河村就有个局老庄，还住着姓高的农民。在青海省玉树州巴颜喀拉山口与吉古镇之间，据说就是高老庄所在地。还有“通天河”与“晒经台”遗迹，目前就有甘肃天水市社棠镇西北的山包、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大夏河畔的“晒经台塔”、青海省玉树州巴颜喀拉山口与吉古镇之间的晒经台、甘肃省临泽县板桥乡土桥村二组黑河东岸、甘肃省高台县西十公里的宣化乡台字寺村和新疆巴音郭楞州和静县的开都河下游等六处。还有“牛魔王洞”遗迹，就在今甘肃省临泽县板桥乡土桥村东北处，洞内凉风飕飕，无人敢进。再如《西游记》里的“黑河”、“火焰山”，都能在甘肃和新疆找到。这些故事和“遗迹”，有的可能产生于《西游记》成书之前，属于《西游记》创作过程重点重要素材；有的显然产生于《西游记》成书之后，属于《西游记》传播过程中的衍生物，或是出于对玄奘取经的附会，或是以此为由头，凭空杜撰出来的民间故事。有了这些“遗迹”，往往使得十分虚幻离奇的故事变得格外真实可信起来。
孙悟空陷入“进口”与“国产”之争
学者钟雯在《孙悟空形象原形研究与石槃陀》一文中综合了学者们的歧见说，孙悟空形象的原型研究始终包括文化原原型和现实原型两个层面。其中文化原型的探讨几乎构成了研究的主体。本世纪初鲁迅和胡适两位文学史大家的结论使得孙悟空文化原型的研究显得更具有原型意义的主要因素。
就孙悟空的文学原型的来源而言，大体有三种说法：
孙悟空形象“国产”说
其主要代表是鲁迅。他在自己的《中国小说史略》和《鲁迅全集》中认为，魏晋以来，西来的佛经多了起来，一些印度的故事也在民间广泛流传，慢慢变得中国化。具体到孙悟空的形象就是唐代李公佐在山洞里发现的《古岳渎经）〉中所说的怪兽——淮涡水神无支祁演化而来的。到了上世纪80年代后期，哈尔滨师范大学教授张锦池将CE藏法师传》等取经故事纳人研究，扑捉出潜隐于孙悟空形象流变过程中的宗教文化密码，指出孙悟空形象孕育于道教猿猴故事的凝聚，发展于释道二教思想的争雄，定型于个性解放思潮的崛起。具体说他认为孙悟空的原型为《藏法师传》中玄奘在瓜州所收胡人弟子石槃陀。这个论点也为鲁迅的“国产说”提供了有效的论据。
孙悟空形象“进化”说
主要代表人物是胡适。在他的《中国章回小说考证》中，胡适论证认为，孙悟空形象是由印度诗史《泼摩衍那》里的猴子国大将哈奴曼演化而来的。他说：“我总疑心这个神通广大的猴子不是国货，乃是一件从印度进口的。也许连无支祁的神话也是受了印度影响而仿造的。”史学大家陈寅恪也认为孙悟空的原型也确系哈奴曼。
孙愣空形象“浞血”说近二十多年来，又出现了一种孙悟空形象的“混血说”，代表人物是北京大学著名教授季羡林。他写了一篇文章《泼摩衍那初探》，他说：“孙悟空这个人物形象基本上是从印度《泼摩衍那》中借来的，又与无支祁传说混合，沾染上一些无支祁的色彩，这样看恐怕比较接近事实。”这种观点目前也逐渐形成气候。
至于孙悟空的现实原型的来源，影响较大的有两种说法：
释悟空说
因为在玄奘之后的40多年，有一个叫车奉朝的僧人于唐天宝十年（公元752年）随张光韬出使西域，他取了一个名字叫释悟空，后来因在犍陀罗国病倒，遂出家。贞元五年（公元790年）回到京师。他和玄奘的经历有点相似，都从长安出发，出使西域返回时也在龟兹、于阗等地译经传教，也在民间流下了很大影响。所以一些学者认为，在取经故事的长期流变中，人们也许把释悟空的名字与传说陪同玄奘取经弟子的名字联系、揉杂在一起，逐渐形成了后来《西游记》故事里的艺术形象。
石槃陀说
一些文章说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段文杰先生在《新发现玄奘取经图探讨》中，对六组西夏时期的壁画研究后认为，壁画中的猴形人即孙悟空的原型，名叫石槃陀，其家乡在今甘肃省安西县锁阳城一带，所以孙悟空应该是甘肃人。
实际情况是在1990年的敦，煌国际研讨会上，段文杰先生发表了名为《玄奘取经图研究》的论文。他经过对榆林窟2号西壁北侧3号窟西壁南侧、东壁北侧、榆林窟29窟北壁东侧、东千佛洞2号窟南壁和北侧共6幅玄奘取经图的反复考证后，做了描述，并绘制了白描附图。段先生归结了6幅壁画的共同点是：出场人物只有玄奘和猴行者及马；悟空为猴相，造型各有不同。这些壁画多数画在水月观音变图内是有原因的，说明玄奘是观音的崇拜者，壁画表现了观音菩萨是玄奘意念中的保护神。段文杰认为：“猴行者悟空，与民神话中的无支祁有密切关系。但猴行者是佛教的产物，与佛教文化没有关系是不可能的，何况佛教文化对我国的哲学、文学、艺术、美学等各方面影响既深且广。因此，我认为，猴行者的形象，是以淮水神猿为主体，又受到佛教经典和艺术中所描写的猕猴故事的影响，融合创造而成，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混血猴，但取经图中猴行者和《西游记》中孙悟空表现的机智、勇敢、正直、忠诚、不畏强暴、随机应变等精神和朴实、憨厚的品格，都表现玄奘故居井旁原有一棵三人合抱的古槐，玄奘西行前，抚摩着槐树说：“吾今此去西天，汝可向西长，吾如东归，汝可东长，以使家人知我归也！”后来老槐果然灵验。在玄奘病逝的当天夜里，它驟然倒下。后来又长出一枝皂角树和一株幼槐，相抱生长，浓萌如盖。人们称之为“皂抱槐”。
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因此它的艺术生命力，在千百年后仍然光彩照人。”对于这个问题，学者杨国学认为，东千佛洞2号洞窟取经图中的行者，既不是《唐三藏取经诗话》阶段的猴行者，更不是《西游记》中孙行者。从画面上玄奘、行者身上及其身后的马背上无经卷包裹，说明此图为游成书过程中的第一阶段，是真人真事阶段的写实性画面。壁画中玄奘身后的人，应该是当年玄奘路过瓜州时所收的徒弟石槃陀。此人是西域胡僧，可能是“昭武九姓”之一的石姓胡人，到瓜州已经多年。这个时候，瓜州的佛教信徒选择玄奘取经的故事作为壁画，有很强的现实性。把取经图放在水月观音壁画中，是因为观音菩萨以救苦救难著称，放在这里保佑玄奘，意图也非常明了。而榆林窟3号窟壁画中的取经图，画的是玄奘取经大功告成时的情景。壁画在玄奘身边增饰了祥云，马鞍上增放了熠熠生辉的莲花座，经包置于莲花座上。这时的石槃陀修改成了真正的猴行者，可能已经吸收了印度神猴哈奴曼的某些特征。这说明，这两幅壁画的时代还没有出现《唐三藏取经诗话》。也说明东千佛洞里的取经图要比榆林窟的时间要早，榆林窟则要迟10年-90年。同时也说明，“唐僧取经故事中出现猴行者可能产生于宋太祖乾德四年至宋太宗赵光义即位初的十年间或稍后。”因为当时由勤行等157人组成的大型僧团到西域求取佛经，十年后由原路返回。一路上少不了讲经说法活动，也应包括在西域听到的与玄奘取经相关的神话传说和传奇故事。
关于取经图为什么在瓜州，而不在其他地方出现的问题，段文杰先生说，取经图只所以出现在瓜州，也是因为玄奘在瓜州一路上险情不断。这些故事必然在当地人民中流传。敦煌藏经洞出土的有关玄奘西游取经事迹的写本就说明了这一点。南宋时代，也就是敦煌的西夏时代，这里诗话流传，玄奘取经诗话就是唐代的变文形式，玄奘取经的惊险故事必然为取经故事故乡的瓜州人所喜爱。画师们把流传的故事画到墙壁上是情理中事，把现实的历史人物与想象的神灵世界结合起来的画面，便形成了西夏壁画的一大特色。学者杨国学认为：西夏时期，当时的人们为什么集中地把玄奘取经的故事绘制在瓜州的东千佛洞和榆林窟呢？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西夏的李元昊为了用武力征服河西走廊，统治住大多数汉人的思想，他借助了佛教的力量。他们在推崇密宗教派的同时，也没有排斥汉传显宗各派的思想。他们在东千佛洞和榆林窟的密宗石室里，绘制上了玄奘取经的壮举，这样就有了巨大的感召力。另一个原因，就是学者霍熙亮所下结论说的：“取经图不见于沙州各窟而独见于瓜州榆林窟、东千佛洞，显然与瓜州民众对当年瓜州刺史独孤达和州吏李昌违背圣旨、撕毁捕牒、偷送玄奘渡葫芦河、出玉门关越境去西域的自豪心态有关。瓜州石窟中出现取经图，具有强烈的地方民众感情和地方文化色彩。”
2007年的初秋，我们从瓜州县南山下的浪柴沟出来，为抄捷路直抵东千佛洞，便驱车跃上了起伏不平的戈壁滩。熟悉地形的瓜州县文化局康付明局长走在前面，我和酒泉市广播电视局局长贾洁紧紧跟在后面。经过了锁阳城后，往东南驶上了一条唯一通往东千佛洞的22公里长的沙石便道。路在死寂中延伸，在荒野里盘旋，两旁无际的戈壁上鲜有其他景物，非常荒芜和远古，寂静得几十里不见一个人影，就像到了月球上一样。
笔直的小路由于很少有车进出，几乎看不到车辙的印记。走到路的尽头，我们进人到一个名叫长山子的古河道里。确切地说，这里位于长山子的北麓，河道早已干涸，极度地干旱。初秋季节里除了红沙、黑柴外竟然没有看到什么绿色的植被，气候极度干旱。东千佛洞到了。东千佛洞的洞窟凿于河谷两岸土黄色的峭壁上。这处洞窟也叫接引寺，共有23窟，主要以技艺精湛的西夏壁画称绝于世，其中的密宗佛教壁画弥补了莫高窟和榆林窟的不足。特别是其中2号窟的两幅《冰月观音》，被称为东千佛洞的稀世之珍。我们破例地被允许进入2号窟，观看水月观音壁画，在这幅珍品上面，绘有玄奘取经图。壁画的色调浓郁，观音端坐于金刚座上，四周彩云环绕，一副庄严气息。眉清目秀的僧人虔诚地站在一条河水前，双手合十施礼，准备渡河。身后站着一位僧人，满脸长毛、两眼呈环形，鼻孔向上，獠牙外露，面部酷似猴子。他牵着一匹枣红马，马扭头看着前进的方向，马背上没有东西。这幅画河岸很低，绿色的大波浪画得很有气势。讲解员告诉我们，这幅画显然要比明朝吴承恩成稿的《西游记》早得多。不少人说，这幅猴相的人就是《西游记》中孙悟空的原型。
有幸目睹榆林窟的3号窟，那是十几年前了。想目睹玄奘取经图的愿望在脑海中幻想了很久。1997年的夏天，我和北京广播学院的张凤铸教授、浙江电视台高级编辑雷发荣一行终于来到了向往巳久的榆林窟。安西县电视台副台长李发明给我们热情引导，我们有幸参观了3号窟。榆林窟紧紧依偎在一条通往肃北县石包城的简易沙石便道旁边的榆林河河谷里。尽管我路过瓜州，到过莫高窟数十次了，但始终没有机会和条件从瓜州县向南再伸进去70多公里。也许是“灯下黑”的缘故，敦煌的大名吸引了大批游客的目光。另外榆林窟一直没有开放，很少有人能到那里。70多公里的戈壁也就无形地阻隔了许多人的行踪。70公里在今天算不了什么，但在当时，显得是那样的遥远和神秘。
莫高窟有着492个洞
窟，它却没有水月观音壁画。3号窟的玄奘取经图在水月观音壁画的左上方，色调较为淡雅，着色不多，也不显得艳丽。它和东千佛洞的2号窟在构图上基本相似，人物前进的方向也一致，但也有明显的区别。在这幅壁画上，僧人显得饱经苍桑，老了许多。身后的人面部更像猴子，仰天长叹。马已经变成一匹白马，紧跟在僧人后面。马鞍上有一个莲花座，座上有一个包袱，用线条画了许多弯曲的线条，显然是取经后满载而归。学者们介绍说，包楸是从印度带来的佛经，那线条是一道道的光芒。僧人前面的河岸比前者壁画深了许多。山坡平缓，画风有了迥然的差别。这张壁画显然比其他几幅水月观音壁画上同类题材时间要晚一些。
解说员说，对于这些西夏的壁画形成的背景，学者们一般认为，玄奘回归后，影响很大。到了西夏时，他西行取经的故事逐渐也传到河西走廊一带，崇拜他的人越来越多。在西夏统治的192年里，佛教得到进一步的弘扬和光大。玄奘取经的故事也就很自然地反映到壁画上。随着时光的推移，取经故事的版本、故事内容和形式也多样化起来。如今张掖大佛寺内元末明初的释迦牟尼涅槃塑像的屏壁背后，也绘有《西游记》的连环画壁画，上面有“大闹天宫”、“火云洞之战”、“唐僧逐悟空”等情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