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录”这个词源于法语，是阳性词“成文的记录”（le-mémoire）和阴性词“记忆”（lamémoire）组合而成的词语。它是文学作品中独立的一种体裁。回忆录就如同我们的记忆一样，总是充满着带有偏见的个人情感和扭曲的事实，可以说它压根儿就不存在真实的地方。
自传中的谎言我想大家都应该略有耳闻。詹姆斯·弗雷的《百万碎片》和米莎·德丰塞卡的《米莎：大屠杀年月的记忆》里的细节就禁不起推敲。他们自传里的谎言最终被戳穿，并见诸报端，所以舆论当然不会放过他们，他们也因此声名狼藉，落了个灰头土脸。脱口秀女王奥普拉·温弗瑞在第二次采访弗雷时评价道“上当了”。
弗雷应当为此感到羞愧，因为他违背了回忆录的一大原则，那就是真实，不能欺骗读者。这也是回忆录与小说等一些故事性读物之间的区别。
弗雷最大的问题是他谎报事实，并且是在深思熟虑之后有预谋地进行的，就像谋划一场刺杀一样，他当然要为此受到惩罚。而回忆录作者面临的另一个写作挑战——为了便于读者更好地阅读而将生活美化，就是另外一码事了。
所以有些人会批判自传的作者不讲道义。在过去，如果想写自传，自传作者就算没有丰功伟绩，起码也得拿出点有价值的东西来。但据《纽约时报》的一位记者讲：“现在的回忆录，要不就是在讲自己抗癌的经过，要不就是在描述父亲或母亲死亡的场景，再不然就是罗列自己和多少男人有染。”严格意义上说，回忆录的作者不是作家，而是施虐者，他们将读者拖入平庸空洞，或拽入烦琐芜杂。
当然，我在书中也写到了罹患癌症、痛失至亲甚至乱性。在此，我向诸位读者道歉，因为我也是普通人，没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要想解决这一问题，最简单的就是放弃“回忆录”这一体裁标签，直接更名为“创造性非小说”，这样真相就不再是衡量标准了。而我也就可以通过想象将一切索然无味脱胎换骨，使它们引人入胜。又或者说“创造性非小说”的说法只是为了给说谎开个后门。
不过我并不想说谎。
但在实践中，尽管下笔前我们一再提醒自己不要说谎，可不论我们写的是什么题材，总会不自觉地在其中夹带个人情感，于是欺骗就堂而皇之地粉墨登场了，毕竟我们的大脑可没那么有良心地对读者甚至是我们自己负责。每一天，大脑皮质都会产生新的神经通路并改变旧有的那些神经通路，同时也会做些修葺和强化的工作。我们的记忆其实不具有永恒性，就如科学家所说，我们的大脑是有可塑性的，那么记忆又何尝不是呢？
那些早已斑驳的记忆重新被唤醒，经梳理后归档大脑前额叶，所以说大脑前额叶也是谎言的策源地。听众在变，时间在变，谎言也要跟着改头换面，记忆也如此，每讲述一遍，记忆就会被刷新一次。如果前额叶同时负责欺骗和记忆，那么得出谎言和记忆有交叉重叠的结论也就不足为奇了。
我们想象和定义自己是谁，所依靠的不是我们所说的谎言，而是往事所累积的记忆。要是记忆丢了，那就是把我们自己弄丢了。我们每个人都由无数个时刻构成，我们试图用叙述将这无数个时刻串联起来，凝聚成连贯统一的一生，我们试图用记录将已经逝去的不复存在的岁月留存下来直至永远。记忆和说谎一样，都是一个再加工的过程，会将片段拼接起来，用我们对自己的期待和假设填补空白。记忆的构建与谎言的编造并无二致。
对于如何填补这些空白，专门研究伪记忆的伊丽莎白·洛夫特斯曾做过一个实验，给被试者灌输了他们小时候在商场里走丢了的记忆，并成功地使四分之一的被试者相信了这段“伪记忆”，可事实是他们并没有在商场里走丢过。她认为伪记忆来自外部暗示和“想象膨胀”[6]，就像上面“在商场里走丢”的情况，在被欺骗和暗示之后，我们就开始相信这是真的，并去构建这种记忆。
对于自传来说，构建记忆是不可避免的。想要把一个人的一生写好，就得重新组织记忆，不能还按年龄这种线性方式去记录，而是要选取最适合写作的部分。在撰写的过程中，要考虑读者的反应，从而对叙述做出调整，磨得越到位的故事越能让人信服。
我也不打算瞒着诸位了，开诚布公地讲其实这本书在一些地方，我也说了谎。比如编了几段不再记得的对话，删了几个不需要的角色，不得已也改了几个名字。为了写这本书，我对前尘往事进行了梳理，可在我把支离破碎的生活片段串联起来时，我就已经把记忆整了容。我信誓旦旦地说要给大家拨开迷雾看“真相”，但故事讲到最后可能会漏洞百出、谎话连篇，因为我也只能通过构建记忆来填补过去的空白。通过此方式梳理过去，我发现了潜藏着的无数谎言，更没料到它们都是从我嘴里说出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