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几千年帝王专制下的中国人，因为历史上朝代的变更，只看到一家一姓的兴替，成王败寇，此兴彼灭，似乎成了一定的律则。因此无形中产生了一种牢不可破的因袭思想，就是只有皇帝才能统治整个的国家。乡下老百姓身当乱世，也都不期而然地渴望着“真命天子”的出现。这一种传统的帝王思想，成了民间普通的势力。历史上有很多抱负伟大的野心家，为了这贵有四海的皇帝，引起了不断地杀伐征讨。像刘邦见秦始皇出外，他说“大丈夫当如是也”，项羽也有“可取而代也”的豪语。因此有好几次草莽英雄，崛起民间，向统治的朝廷反抗，结果他们的动机只是为了在争皇帝，等到他们取而代之以后，还是换汤不换药。于是一部悠久的中国历史，始终没有逃出帝王递嬗的范围。历代的无辜民众，在这些野心家争皇帝的战争之下，不知牺牲了多少生命财产，这是一个极惨痛的历史事实。
现在孙先生和他的同志，正酝酿着对满清政府统治的反抗，如果把时间倒退了二千年，正和秦末的陈涉、吴广揭竿而起，有同样的情形。但他们是不是像刘邦、项羽一样的抱着帝王思想呢，在传统思想支配下的中国，掀起革命的运动，能不能跳出历史的圈套，这是值得注意的问题。孙先生从个人对革命信念的建立，已经得到了少数同志的附和，他们“四大寇”对革命的问题，正开始热烈地讨论。但在这初期革命问题的讨论中，他们四人之间的思想，是不是完全一致，或是有相当的距离。这也是我们要知道的事实。
孙先生在《民权主义》第一讲，曾经追述当年的情形，他说：
“当我提倡革命之初，来赞成革命的人，十人之中，差不多有六七人是有一种帝王思想的。”
这的确逃不了历史的圈套，传统的帝王思想，始终深印在人们的心坎。但目光远大的孙先生，他为了救国救民族，只知道为整个国家民族而革命，在夏威夷求学的时候，他目视英国式君主政体，又亲闻美国民治主义的宣传，从这两方面事实中，他已深感着民治思想的兴趣，因此从不憧憬着帝王的迷梦。据杨鹤龄告诉人家，当时“四大寇”在香港，曾经有一位很率直的人对孙先生说：“事成当以帝王属君。”
“帝王岂可为哉？子孙求死所而不可得矣！”孙先生听了这一句话，就很庄重而沉痛地回答他。在这一个回答中，孙先生少年时期的怀抱相当远大的见解，已经充分地表现了。
帝王思想在另一种意义上说，是以迷信思想做基础的，尤其是相信风水星相谶纬的中国社会，可以说二者是相伴而来的一种产物。在革命言论时代的孙先生，他虽有远大的怀抱和见解，能够摆脱历史的传统思想，但要打破这个帝王思想根源的迷信社会，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因此“四大寇”中的其他三位同志，虽然经过孙先生一度郑重地说明，但他们多少还是迷恋着这虚荣的帝王幻想，由幻想而演成了缥渺离奇的梦境。
这真像神话一般的故事，也是“四大寇”中的一位同志传说出来的。
当孙先生和“四大寇”热烈地谈论革命的时候，在晚上，他们谈得高兴了，常常留宿在一起。有一天晚上，孙先生和“四大寇”中两位同志就住在一个地方。第二天早上，孙先生已经醒了，但还在静静地躺在床上，凝神思索革命的问题。有一位没有住在这里的同志很匆忙地从外面进来，走到孙先生床前，把帐子揭开，看见他闭着眼睛。以为酣睡未醒，便不敢去唤醒他，于是走到另外一个床前，毫不客气地把那人推醒了，并且很兴奋地说：
“我告诉你一件故事！”
睡在床上的那位同志说：“人家正好好地睡着，给你一早跑来吵醒，有什么故事？你讲吧。”
于是那位进来的同志就开始讲他的故事：
昨天晚上，我父亲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一个白须的神人，叫我父亲跟着他走，我父亲问他：“走到什么地方去呢？”那白须神人说：“不必多问，你跟我走就是了。”于是我父亲便跟着他。走了一会儿，忽然好像腾云驾雾，身体飘飘忽忽地只是往天上升，一下子，就到了天空。在一个地方停了来，我父亲偷观一眼，见是一座宫殿，心里不觉慌张起来，因为在专制时代，如果闯入金銮殿上，是要犯很大的罪的，因此踌躇地不敢进去。可是那白须神人很镇静地还是拖着我父亲往前走，他说：“怕什么，跟着我来吧！”于是走进了那座宫殿。举目一望，里面的陈设，华贵极了，恍惚从戏台上的布景中所见到的一样，中间挂了一个灿烂的绣幔，两旁站立着许多宫娥妃嫔。我父亲心里一怔，又低下头，不敢再看了。那白须神人便告诉他：“这就是你的家，怕什么呢？尽管抬起头来看好了。”我父亲便抬起头来，想看看坐在中间龙椅上的皇帝是谁。你说奇怪不奇怪，原来不是别人，就是我，他的儿子！
那睡在床上的同志听了这故事以后，披了衣服，马上起来，一点没有惊奇的表示，却淡淡地说：
“你这个故事，一点也不奇怪。我也是正在做一个比你父亲更奇怪的梦，也梦见了一个神人，你来的时候，我正好梦方酣，却给你打断了。那神人把我带到一个小山上去，因为风吹得很厉害，于是我就问他：这样大的风，你把我带到这地方做什么？”那神人把手向前面一指说：你看这远远的地方是什么东西？“我一看是个坟墓。便说：这不是坟墓吗。”神人说：不错，可是你知道这是什么人家的坟墓？“我说：这话怎么说呢？”神人说：这是你祖先埋葬之地。“我便问他：我祖先埋葬之地，又有什么特别呢？”他说：你知道这个坟墓与普通的坟墓不同，是很有来历的，你们的祖先是埋到了龙眼，是一个真正的龙眼。“当时我便问他：有什么方法能够证明是龙眼呢。”那神人用拐杖向前面一指，就有一条很大的金龙，从坟墓中出现，在天空绕了几圈，又回到里面去了。我说：不错，是龙眼了，可是龙眼又有什么好处呢？那神人说：你祖先埋到了龙眼，便应在你身上，你要做中国的皇帝了！
他们两人彼此胡言乱语，孙先生都听得非常清楚，因此引起了他很多的感想。帝王的迷梦，支配了中国几千年的人心，造成了一部相斫相伐的惨痛历史。他们两人互说祥瑞之征，完全是帝王迷梦的下意识的浮现，也就是历史的传统观念的反映，这是中国革命进程上最大的危机。
就中国历史讲，每换一个朝代，都有战争。比方秦始皇专制，人民都反对他，后来陈涉、吴广起义，各省都响应，那本是民权的风潮，到了刘邦、项羽出来，便发生楚汉相争。刘邦、项羽是争什么呢？他们就是争皇帝。汉唐以来，没有一朝不是争皇帝的。中国历史常是一治一乱，当乱的时候，总是争皇帝。
这是孙先生后来在《民权主义》第一讲所说的，大概就是当年听了那两位同志胡言乱语以后的最重要的感想，因此在那一讲上特别追述一下。争皇帝为什么能引起战争呢？这原因是很简单的，因为皇帝只有一个，有能力的人都要去做皇帝，但皇帝只有一个。就非争夺不可，因为要争夺，就非互相厮杀不可，这是多么悲惨的一回事。革命的目的，是在解除人民的痛苦，如果为了争皇帝而革命，岂不是将因争皇帝而更加重了人民的祸害？那就非失败不可。现在革命还没有发动，但同志中四个人已有两个人怀抱帝王的思想，将来演变的结果，一定不出这样两途：一是同志要打同志，二是本国人要打本国人，全国长年相争相伐，人民的祸害，便没有止境。因此，孙先生后来在民权主义上坚决地说：
“共和国家成立以后，是用谁来做皇帝呢？是用人民来做皇帝，用四万万人来做皇帝。照这样办法，便免得大家相争，便可以减少中国的战祸。”
这是孙先生眼光远大的地方，也就是他提倡民权主义的一个重要的根据。从历史上研究，太平天国的失败，是一个最好的教训，孙先生对于他们失败的原因，曾经有过精确的论断：是不在洪秀全的不懂外交，或得到南京以后不乘势长驱北伐。最大的原因，是他们那一班人到了南京以后，就互争皇帝，闭起城来自相残杀。这残杀的事实，经他简明扼要地这样指出：
第一是杨秀清和洪秀全争权，洪秀全既做了皇帝，杨秀清也想做皇帝。杨秀清当初带到南京的基本军队有六七万精兵。因为发生争皇帝的内乱，韦昌辉便杀了杨秀清，消灭他的军队。韦昌辉把杨秀清杀了之后，也专横起来，又和洪秀全争权，后来大家把韦昌辉消灭。当时石达开听见南京发生了内乱，便从江西赶进南京，想去排解。后来见事无可为。并且自己也被人猜疑，都说他也想做皇帝，他就逃出南京，把军队带到四川。不久也被清兵消灭。因为当时洪秀全、杨秀清争皇帝做，所以太平天国的洪秀全、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那四部分的基本军队，都完全消灭，太平天国的势力便由此大衰。推究太平天国势力之所以衰弱的原因，根本上是由于杨秀清想做皇帝一念之错。
孙先生这些断续的感想和论断，虽是在民国十三年演讲三民主义时说的，但他的概念的构成，早已发生于三十多年前“四大寇”中两位互说异梦的时候。革命运动是必须朝向一条预定的大道前进，所以在开始发动的时候，如果就走错了路，那是最危险的事情。有远识定见的孙先生，他早已确定了未来的中国革命的大道。三民主义的民权主义思想的根苗，从当时两位同伴幻灭的梦境以后，已经在孙先生脑海中深深地种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