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战逆境是每个人的人生必修课，几乎所有的生命问题都与会不会挑战逆境有关。要超越“逆境”，必先超越“逆心”。“逆心”者，对所面对的处境、所发生的事情，非理性地进行抗拒、排斥。
班纳德是一位德国老人，他在风风雨雨的人生中共遭受了150多次磨难的洗礼，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倒霉的人。不过，这个世界上最倒霉的人同时也成了世界上最坚强的人。
在班纳德的人生中，一直祸不单行：他出生13个月时，便摔伤了后背，而后又跌断了一只脚，再后来爬树时伤了四肢；一次骑车时，一阵大风不知从何处而来，把他吹了个人仰车翻，膝盖受了重伤；14岁时，他掉进了垃圾堆差点窒息；一次，一辆汽车失控，把他的头撞了一个大洞，血如泉涌；还有一次，他在理发店中坐着，突然一辆飞驰的汽车冲了进来……
在最为倒霉的一年中，他竟遇到了17次意外事故！
但是，更令人惊奇的是，老人依旧健康地活着，而且心中充满了自信——的确，在历经了150多次生命的磨难的洗礼后，还有什么可怕的呢？
看到了班纳德的达观与顽强、快乐与幸福，有谁还会抱怨命运不公，有谁还会怨天尤人呢？大自然让人们在奋斗的过程中不断成长、壮大与进步。这个过程是痛苦的经验还是深刻的体验，要视一个人的态度而定。
人生的磨难可以强化人们的精神和意志，迫使我们向前，引导我们通过逆境的考验，最终获得成功。
每一位读者大概已对超市收银员手里读取商品条形码的机器司空见惯。此外，我们在熟练地使用CD机听唱片、使用激光打印机很方便地打印文件的时候，都已经忘了这些东西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改变了我们的生活。自然，对于这些东西是怎么发明出来的，是谁发明的，就更很少有人去关心了。
克勒默教授就是发明这些东西的理论奠基者，他于1952年获得德国哥廷根大学理论物理学硕士学位，毕业后一直致力于研究半导体设备。
1963年，克勒默提出了双异质结构激光的概念，这一概念远远超过了当时半导体领域的研究水平。他因此而受到别人嘲笑。直到20世纪80年代，这种概念和相应的技术才被大量应用开来。克勒默曾这样描述他当时的尴尬：“如果你把两种不同的半导体组合成一种常规的晶体结构，就会得到新的效应。这种效应能够提高电子器件的性能，并制造出新的器件。我认识到这对物质的性质会有多大的影响，然而要把它转化为实用技术，在当时看来希望非常渺茫。我的反应是，让我们开发技术吧！可是人们却说：忘了它吧。”
克勒默在20世纪70年代到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电子工程系工作时，曾说服学校把研究方向定在化合物半导体上而不是以硅为原料的半导体上。结果，到了20世纪90年代，化合物半导体在信息领域得到了非常广泛的应用。毫不夸张地说，他的思想比别人超前了20年。那么，到底是什么让他坚持这个被人嘲笑的信念呢？克勒默说：我不知道为什么别人没有这样的眼光。
一天夜里，时间指向了两点半，克勒默的妻子突然接到从斯德哥尔摩打来的电话——克勒默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当妻子告诉他说电话来自斯德哥尔摩时，他就明白发生什么事了。但是他没有告诉别人。
在学校的新闻发布会上，克勒默回忆以前自己的学生曾经开玩笑说他会获奖，甚至有很多教授都猜测他会得奖，而他从来不相信。这倒不是因为他不想获奖，而是因为他的工作不是特别基础的研究，太实用了。1998年，当科恩获得诺贝尔化学奖时，有人就预测谁将是这个学校下一个获奖的教授。别人对克勒默说，希望是他。他说不会的，因为他的研究太实际了，而回头看诺贝尔奖的历史，尤其是物理学奖，通常都颁发给那些对基础物理问题有所发现和贡献的人。
现在，科学已成为克勒默生命的一部分，而且是唯一的部分。他非常喜欢做科学研究，且研究得非常成功。他告诉记者，“如果让我重新选择一次的话，我还会选择科学研究的。”
克勒默在高中时开始学习物理，那时他特别喜欢数学、物理和化学。过了一些时候，他对物理的兴趣逐渐压倒了对化学的兴趣，因为物理是建立在一些最普遍、最基本的原理上的，而学化学需要非常好的记忆力。另外，他还非常喜欢数学和物理之间的紧密联系。他说：“我一进入物理领域，就喜欢理论物理，理论物理学家有各种不同的风格，例如：有的喜欢用计算机进行复杂的计算，但我不是其中之一；也有的喜欢非常基础的研究。如果要让我举出最伟大的物理学家，那么波尔是我的偶像，因为他研究物理课题只用非常简单的数学，但却包含了非常深刻的思想。”
在研究如何成功的过程中发现：几乎每个成功者都经历过磨难，而后才获得成功。因此可以说，磨难能使人更坚强，从而更接近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