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主要论述如何运用谋略以夺取军事胜利的“全胜”战略问题。“上兵伐谋”、“不战而屈人之兵”是孙子所汲汲追求的用兵艺术的最高境界，也是全篇的核心思想。孙子认为，“百战百胜”并非用兵的最佳手段，高明的战争指导者应该做到“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从而实现战略上的“全胜”。同时，孙子认识到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这样的境界并非容易，所以他也立足于通过战场交锋来赢得胜利。为此，他提出了一系列正确的战术运用方针：“十围”、“五攻”、“倍战”、“敌分”、“少逃”、“不若避”。在本篇中，孙子还指出不谙军事的君主干预战场指挥的危害性，强调了“知胜”的五个基本条件，并在篇末揭示了“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的著名军事规律，这一规律直到今天仍具有重大的启迪意义。
本篇题为“谋攻”，意思就是运用谋略战胜敌人。篇中集中论述了以“全胜”为最高理想的伐谋思想，并深入探讨了有关这一战略思想实现的方法和条件。“上兵伐谋”、“不战而屈人之兵”是孙子所追求的军事艺术的最高境界，也是全篇的中心思想。本篇在《孙子兵法》全书中的地位和价值不亚于《计篇》、《虚实篇》等重要篇章，对从事现代军事斗争以及其他社会活动亦不无积极的启示意义，值得认真吟咏，仔细体味。
在古代希腊神话里，战神阿瑞斯的形象是手执锐利的长矛，骁勇剽悍，能征惯战的勇士；然而，中国的情况却不一样，在中国人的心目中，那豹额环眼、有万夫不当之勇的张飞，手持方天画戟、骑着赤兔马横扫千军的吕布之流，不过是一介武夫而已，“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勇则勇矣，但不会有多大的出息。真正的“战神”，是那手摇鹅毛扇、未卜先知的诸葛亮，是胸藏韬略、能演算“推背图”的刘伯温。这种传统文化心理积淀现象，启示着中国古典兵学的一个基本特征：“攻人以谋不以力，用兵斗智不斗多。”
的确，奇谋妙策，龙韬虎略，千百年来都是无数军事理论家在构筑其兵学理论体系时最为倾心、情有独钟的命题，也是刀光剑影、铁马金戈战争舞台上嘹亮的主旋律。它们的核心含义只有一个：依靠谋略战胜敌人，依靠大脑赢得胜利，用最小的代价来达到预定的战略目标，即所谓“谋攻敌之利害，当全策以取之，不锐于伐兵攻城也”。这是中国古典军事理论最明快最深沉的主题，反映在战争史图卷上，便是“上兵伐谋”的胜利实践贯穿于始终。不信的话你就去翻翻中国的史书，它们往往对战前的谋划情况加以绘声绘色的记载，怎样斗智，如何设谋，可谓栩栩如生，呼之欲出，可是对战场交锋的具体细节，却大多是一笔带过，语焉不详，一句“大破之”、“大败之”便草草了结了。
中国古代军事家推重庙算、重视谋略绝不是偶然的。因为很显然，战争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智谋的较量，大脑比手脚管用，计谋比力气有效，“深谋远虑”往往便是胜利的代名词，成功的敲门砖。胜利经验的启示和失败教训的警戒，使得古人情不自禁引吭高歌“以计代战一当万”，“谋定事举，敌无不克”，“贵谋而贱战”遂成为经受住血与火洗礼的铁的规则；而兵贵用谋的极致，自然是兵圣孙武所汲汲倡导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理想境界。
孙子是中国古代首屈一指的军事谋略大师，《孙子兵法·谋攻篇》是中国军事谋略学的奠基之作。它高屋建瓴，大气磅礴，要言不烦，主旨鲜明地揭示了用兵打仗的理想之境以及达到这一境界的必由之路。其中心思想是论述如何运用高明的谋略，来实现战略上的“全胜”。以“智”用兵，以“谋”制敌，知彼知己，计出万全，就像一条坚韧的红线，贯穿于本篇的始终，从而使得本篇成为中华智慧的化身，古典谋略的渊薮。
1.“全胜”战略的两个层次
战争是流血的政治，它固然是社会进步、文明嬗递过程中一个不可逾越的阶梯，但是，它对物质、文化的毁耗，对生命的吞噬等种种严重后果也同样显而易见。所以，历史上真正伟大的军事家，出于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都致力于在确保战略目标实现的前提下，寻找最大限度减少战争伤亡和损失的道路，兵圣孙武就是这方面最杰出的代表之一。他所找到的道路即所谓的“全胜”理论，提出的方案便是“必以全争于天下”，做到“兵不顿而利可全”。
从全篇文字来看，“全胜”思想包含两个主要层次，一是追求“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理想境界，二是在不得已而用兵作战的情况下，尽可能减少损失，实现破中之全。前者是高层次的“全胜”，而后者则是相对低层次的“全胜”，然而两者相互弥补，相得益彰。
孙子认为“百战百胜”，表面上轰轰烈烈，风光无限，其实是“如鱼饮水，冷暖自知”，并非用兵打仗的上乘境界，惟有“不战而屈人之兵”，才是战争指导者所应该孜孜追求的神圣目标：“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换句话说，高明的战略家应该真正做到“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即以强大的军事实力作为后盾，通过高明的谋略算计敌人，唬住敌人，摧毁敌人的抵抗意志，不经过直接的战场交锋而使得对手屈膝投降，从而实现战略上的“全胜”。在孙子看来，推行“全胜”战略乃是理有固宜，势所必然。因为对自己一方来说，这样做代价最小；对敌人一方来说，这样做反抗最小；对普通老百姓来说，所遭受的灾难最小；对天下来说，所获得的利益最大，“全胜”战略毫无疑义属于最佳的选择。
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战略思想，对后世兵家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如《六韬》就一再宣扬“全胜不斗，大兵无创”，“故善战者，不待张军；善除患者，理于未生。善胜敌者，胜于无形。上战无与战”。《尉缭子》也说：“高之以廊庙之论，重之以受命之论，锐之以逾垠之论，则敌国可不战而服。”其他像《淮南子·兵略训》、《神机制敌太白阴经》、《百战奇法》、《翠微先生北征录》等典籍在这方面也有大同小异的说法。它们之间论述的侧重点虽然不无差异，论述的深度也有高下之别，但是其核心精神却完全一致，就是要做到“以威德服人，智谋屈敌，不假杀戮，广致投降”，真正进入用兵的理想境界。
再从战史上看，那种折冲樽俎，“上战无与战”的现象也是曾经存在过的。仅在先秦两汉时期，就曾有墨子救宋不以兵革，与鲁班一番沙盘攻守作业推演下来，逼得楚国国君不得不打消攻打宋国的念头；郑国烛之武夜见秦穆公，巧舌如簧、口若悬河劝退秦师，一举挫败秦晋联军灭亡郑国的企图；韩信采纳李左车的建议，派遣使者传檄威慑，不动干戈而顺利平定燕地；赵充国以谋代战，屯田备边，显示实力，慑服羌人等脍炙人口的事例。由此可见，战争固然是铁血的交锋，生灵的厮杀，但是在一定的条件之下，开展正确有力的政治、外交斗争，加上机遇凑巧，仍是有可能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孙子的“全胜”战略思想不是空穴来风、一相情愿，有人把它斥责为“主观唯心主义”的单纯“空想”，大加鞭挞，是粗暴也不公正的做法。
不过，假如因为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思想具有合理的成分，而把它尊奉为孙子整个学说的精髓，说孙子理论的宗旨是“不战主义”，孙子本人是“和平”大使，那么又完全是郢书燕说、胡说八道了，所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世间之事，“不如意者常八九，可心人儿无一二”，孙子的“全胜”理念毕竟是阳春白雪，曲高和寡，“不战而屈人之兵”、“全胜”战略思想是一种十分美妙、令人羡慕的用兵理想境界，但在活生生的现实生活之中，它的实现难免是荆棘丛生、困难重重。因为理想与现实之间，毕竟存在着很难逾越的巨大鸿沟，在处理阶级之间、民族之间、集团之间以及国家之间不可调和的对抗性矛盾的时候，“不战而屈人之兵”当然是一种选择，但是这种选择实属偶然，并不带有普遍性的意义。一般地说，只有在一方处于绝对的优势，另一方处于绝对的劣势，而处于绝对劣势的一方又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丧失了抵抗意志、放下武器的情况下，“不战而屈人之兵”才有可能变成现实。换句话说，与大量存在的“困兽犹斗”、“负隅顽抗”、“狗急跳墙”、“即便是死，也得找个人做垫脚”的现象相比，“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情况毕竟十分罕见，少之又少。
孙子是聪明人，他非常清醒地认识到“不战而屈人之兵”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与其仰着脖子眼巴巴等待天上掉馅饼的好事，不如脚踏实地去争得属于自己的利益。所以，在本篇中他更注重从实际出发，立足于高明的作战指导，心无旁骛地通过战场上一刀一枪去争取胜利。当然，这种胜利的出发点也完全建立在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战略利益的认识基础之上，即所谓“以破求全”；而不是逞血气之勇，鲁莽行事，打“舍命仗”、打“糊涂仗”。这显然是孙子“全胜”战略思想的第二个层次，与前一个层次相比，它更具有可操作性，不是花拳绣腿，而是见血封喉的毒辣功夫。
如果说，实现高层次的“全胜”的基本途径是“伐谋”（跟敌人拼智慧、斗计谋，让对手甘拜下风）和“伐交”（向敌人显实力、展威风，让对手知难而退），那么，实现这一层次的“全胜”的主要手段便是“伐兵”（在野外旷地上拼个你死我活），在没有其他招数的情况下也不排斥“攻城”。当然，这种“伐兵”与“攻城”，同样立足于对战争效果的积极追求，绝不是鲁莽进攻，死打硬拼，而是依靠智谋奇计，开动脑筋，胜得巧、胜得妙。为此，孙子在本篇中独具匠心地提出了一整套的战术运用方针：拥有十倍于敌的兵力就包围敌人，拥有五倍于敌的兵力就进攻敌人，拥有两倍于敌的兵力就分割敌人，兵力与敌人相当就要努力抗击敌人，兵力少于敌人就要设法摆脱敌人，实力弱于敌人就要努力避免决战。总之，是要根据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敌人的根本原则，针对敌我兵力对比不同而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术，“分别主客，指画攻守”，迫使敌人在我方的凌厉打击下丧失抵抗的意志，摇旗投降。
这样一来，孙子就使得他的“全胜”战略思想系统化和具体化了，一方面确立了崇高的理想追求目标：“不战而屈人之兵”；另一方面又规范了军事斗争实践的操作方式：“十围、五攻、倍分、敌战、少逃、不若避。”两者互为弥补，相辅相成，共同服务于“必以全争于天下”这个基本宗旨。由此可见，孙子已经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寻找到了最好的平衡点与结合点，既不乏崇高的追求，又能充分尊重现实；既志存高远，不甘于庸碌无为，又平心静气，不存异想天开之念。
应该说，孙子思想体系中“全胜”策与“战胜”策的浑然天成、水乳交融，是合乎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与思辨逻辑的。从历史考察，中国人在对待和处理任何问题时，都习惯于区别理想追求与实际操作之间的辩证关系，既确定最高的标准，用以弘扬己之理想，这就是所谓的“取法其上”；又立足于具体的目标，用以躬行实践，这就是所谓的“得乎其中”。前者只是说的，主要用来作姿态给外界看；后者才是做的，主要用来满足自己心灵的真正渴求。譬如孔老夫子，他虽然主张“祖述尧舜”，大吹大擂尧、舜的丰功伟绩，“唯天之大，唯尧则之”，但真正的用力处却在于“宪章文武”，寻梦周公，一生颠沛流离，奔走呼号，为恢复西周“礼乐文明”倾注全部的精力。又如诸葛亮丞相，表面上汲汲致力于“奖掖三军，北伐中原，兴复汉室，再造一统”，实际上冰雪聪明如他，又何尝不明白所谓“兴复汉室”不过是一个凝聚人心、鼓舞士气的口号而已，真正要做和能做的，是尽可能维系住偏处西南一隅的蜀汉政权命脉，能拖多少时间就拖多少时间。所以，“兴复汉室”是理想追求，维系三国鼎立之局是操作要务。当然，能以一州之地与强大的曹魏势力相周旋，对诸葛亮来说已是极不容易了，后人对其赞颂有加，所谓“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云云，也不算是太离谱。再如近代那位康南海（康有为）先生，当年思想境界之高，即便在今天仍让人肃然起敬。具体的标志，便是在“万马齐喑究可哀”的封建帝制时代，他已经在考虑“天下大同”问题，还为此专门写了《大同书》，追求公平合理，没有人剥削人的理想社会秩序，但实际上他真正致力去做的，却是“变法维新”、“君主立宪”。
这类双重人格的差异、双重目标的分歧，在兵圣孙武身上，也没有例外，他积极倡导“不战而屈人之兵”，津津乐道“必以全争于天下”，但最最重视的却是如何打仗、怎样用兵。换句话说，在孙子那里，“兵不顿而利可全”只是一面高高飘扬的旗帜，“致人而不致于人”，夺取作战主动权，才是现实，才是其兵学的旨趣所在。
这里其实有一个如何正确理解和认识“全”的概念、内涵、意义的问题。《孙子兵法》十三篇中，提到“全”的地方多达十余处，什么“全国为上”，“全军为上”，“全旅为上”，“全卒为上”，“全伍为上”，“必以全争于天下”，什么“自保而全胜”、“安国全军之道”等，不一而足。可见，“全”在孙子思想体系中的地位，如同孔子哲学的核心——“仁”，老子哲学的核心——“道”，墨子哲学的核心——“兼爱”，韩非哲学的核心——“法术势”一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全”无疑是一种美好的事物，是值得锲而不舍追求的理想目标。然而，正因为它太美好了，太高尚了，所以要真正做到“计出万全”实在太困难了，变得可遇而不可求。在很大程度上，它只能是一种美好的愿望，而不是一种客观的现实。在军事实践活动中，最值得注意、最应该避免的，是因追求万全而优柔寡断，以致错失战机。因为“先作万全之计，然后图彼。得之则大克，不得则自全”，往往只是一种虚幻性的设想，如果处处求全，事事求备，就会不分主次，“眉毛胡子一把抓”，结果顾此失彼，进退维谷，什么都浅尝辄止，蜻蜓点水，这叫做“备前则后寡，备后则前寡，备左则右寡，备右则左寡；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
可见，真正的“万全之策”是不存在的，战前准备的充分只是相对的，战争的进程是复杂多变的，战争的前景是充满各种不确定因素的，对战争的预期只有可能性、或然性而没有肯定性、盖然性。在任何情况下，军事行动都带有一定的冒险性，是赌博投机的行为，更何况你的对手并非泥塑木雕，也不会毫无作为，等在那里被动挨打。所以正确的态度是，且把所谓的“万全之策”暂时搁置在一边，立足于以自己为主，排除各种干扰，敢于冒一定的风险，敢于走“偏锋”，发挥主观能动性，在有七八成，甚至五六成把握的前提下，及时采取必要的军事行动，“并敌一向，千里杀将”，重点突破，中心开花，从而以点带面，扩大战果，控制全局，赢得胜利。
这方面西晋时期大军事家（也是大学问家）杜预的做法值得人们好好借鉴。当时晋武帝司马炎计划兴师南下征伐东吴孙皓政权，实现国家统一大业。但由于考虑到东吴水师实力比较强大，且拥有长江天险之利，“孙氏负江山之阻隔，恃斗牛之妖氛，奄有水乡，抗衡上国”，大举南征并无万全的把握，因此不免踌躇迟疑，不敢轻易下定决心。杜预对此看在眼里，急在心里，遂上书晋武帝，具体分析灭吴之战的利弊得失，对万全与风险之间的关系做出辩证深刻的判断。他认为“凡事当以利害相较，今此举（指南下灭吴）十有八九利，其一二止于无功耳”。即：风险值得去冒，灭吴之战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应该尽快拍板，迅速展开。晋武帝听取了杜预的建议，大军齐发，直捣建康，很快完成了统一南北、平定天下的赫赫大业。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西晋王朝一味追求万全而在“十之一二”不利条件面前畏首缩尾，自缚手脚，那么其灭亡东吴统一全国的事业究竟要拖到哪一天才能够得到实现？
北宋攻灭南唐统一江南地区同样反映了赵匡胤等战略决策者对待军事上“万全”与风险问题上的辩证态度。当时北宋对南唐虽然拥有相当大的政治、军事优势，但平心而论却远未达到“以碫击卵”、“以镒称铢”的程度。南唐方面兵力众多，水师强大，总兵力达30余万人，而且还据有长江天险。在这样的背景下，北宋大军渡江作战并没有十成的把握。更何况北宋王朝侧后还存在着北汉势力以及辽朝政权的严重威胁。然而，北宋君臣没有因这些困难（也就是所谓的“不全”）而放弃席卷江南、统一南北的计划，而是在经过较为充分的准备之后，权衡整体形势，把握战机，适时发起攻击南唐之役，并通过正确的运筹，在高明的作战方针指导下，克服种种不利，长驱直入，纵横驰骋，克敌制胜，最终一举剪灭了南唐小朝廷。这里，北宋军队取胜的前提，就在于其决策者跳出了“万全之策”思维怪圈的束缚，于“不全”中求“全胜”，炉火纯青地驾驭了用兵的艺术。
孙子认为要想顺利实现“全胜”的目的，重要条件之一，在于将帅的素质和能力。俗话说，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其德行操守的优劣、韬略智慧的长短、指挥艺术的高下，直接关系到军队的安危、战争的胜负。因为假如统军之将猥琐无能，“伐谋”、“伐交”固然无从谈起，“伐兵”、“攻城”也将一事无成。所以孙子对将帅的作用和地位予以充分的肯定，把它看做保证“全胜”战略目标实现的重要条件。指出将帅对于国家的关系，就好比辅木对于车毂一样，强调如果将帅在指挥千军万马时，能切实从国家的利益出发，力求以谋制敌，真正做到“兵不顿而利可全”，就一定能使军队保全、国家强盛。
将帅在实现“全胜”战略的过程中地位既然如此重要，那么协调处理好将帅与国君的关系，使之辅车相依、紧密合作也就成了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孙子认为，在将帅和君主这一对矛盾关系中，占矛盾主导方面的是君主一方，所以要协调处理好君将关系，首先需要解决的是将从中御的问题。他指出君主过多地牵制将帅的行动必然会导致败军祸国的严重恶果，这种恶果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第一，“不知军之不可以进而谓之进，不知军之不可以退而谓之退；是谓縻军”；第二，“不知三军之事，而同三军之政者，则军士惑矣”；第三，“不知三军之权，而同三军之任，则军士疑矣”。要力争“全胜”，就必须克服这些弊端，而克服的途径，在于君主能真正赋予将帅指挥战争的实权，使将帅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干，以追求“全胜”的理想结果。应该说，孙子这一立足于“全胜”战略的重将任将思想是非常高明的，对后人也有启迪。
2.“知彼知己”的“全胜”战略认识论基础
在本篇中，孙子提出了“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重要观点。他认为要驾驭战争，争取“全胜”的理想结果，就必须全面了解和正确把握敌我双方的情况，预知胜负，制定正确的战略战术方针，确保自己立于不败之地，而不放过任何战胜敌人的机会。
无论是“全胜不斗”，还是“破中求全”，它的基础都在能否做到“知彼知己”，战争指导者最大的愚蠢就是“情况不明决心大，计划不周干劲足”，这样的决心越是大，这样的干劲越是足，带来的灾难便越是可怕，受到的损失便越是巨大，所以，孙子一再强调“知彼知己”的重要性，“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不穷”，据此以力求“全胜”，争取“战胜”。这在《计篇》之中是著名的“五事七计”，而在本篇中则是所谓的“知胜有五”（争取谋胜、全胜的五个条件）。它正是战争指导上争取“全胜”的五个条件。既包含了对客观军事力量进行综合分析的基本方面，也体现了对主观作战指导能力的高度强调，全面具体又深刻精邃，反映出孙子在预知胜负问题上的卓越识见。其中，判定可以打或者不可打，“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是前提；懂得根据兵力多少而采取合适的战法，“识众寡之用”是用兵的枢机；全军上下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上下同欲”是政治保障；未雨绸缪，有备无患，“以虞待不虞”是基础；将帅智勇双全、才华横溢而做君主的不加牵制干涉，“将能而君不御”，是用兵成功的秘诀。五者互为条件、相互作用，构成了预知胜负、实现“全胜”的整体。那么这仗不打便罢，一打必胜，就像孟子说的“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
“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就像“人要吃饭”的道理一样浅显、通俗，也一样的深刻、高明。的确，最伟大的哲理往往包含于最平凡、最简单的事物之中，平实的语言才闪烁出真理的光辉。孙子这一“全胜”战略的强大生命力，其实早已为无数次战争实践所证明了。
这里还是要列举著名的“汉中对”作例子。楚汉战争爆发前夕，曾经落魄多年的韩信先生时来运转，经萧何的推荐，当上了汉军大将。作为见面之礼，他向汉王刘邦呈上一份“战略咨询报告”，即所谓的“汉中对”。在对策中，他全面分析了楚汉双方的战略态势，预测了双方战争的基本走向。指出：项羽虽然“勇悍仁强”，不可一世，但他的“勇”，不过是没有头脑的匹夫之勇；他的“悍”，乃是蛮不讲理、横行霸道式的“悍”；他的“仁”，不过是婆婆妈妈的“妇人之仁”；他的“强”，也不过是“百姓不附，特劫于威”的蛮横强梁，“强梁者不得好死”。因此，项羽的强大仅仅是表面现象，骨子里虚弱得很，迟早要走向失败。相反，对刘邦，韩信是非常看好的，所以在“汉中对”中，他积极为自己的主子打气。指出只要刘邦能反项羽之道而行之，任用天下英雄豪杰，舍得花大本钱调动手下文武官员的积极性，好好利用汉军将士渴望东归老家的心理，并凭借日前在关中“约法三章”所带来的民众好感优势，就可以“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一举平定关中，逐鹿中原，得志天下。
这是一个建立在“知彼知己”基础上完整成熟的战略方案，无怪刘邦听了之后茅塞顿开，两眼冒光，连声叫好。事情的发展也证明了韩信战略眼光的远大和高明：汉军果然迅速占领三秦地区，进而挥师东向，与西楚霸王项羽争夺天下，经过前后四年的浴血奋战，终于逼得这位“力拔山兮气盖世”的大英雄洒泪别姬，自刎于乌江边上。
又一个例子是日俄对马海战。20世纪初，日俄两国为争夺东北亚地区的霸权，尤其是对我国东三省的控制而剑拔弩张，龇牙咧嘴。俄国人既不知己，又不知彼，竟然把日军轻蔑地称为“乳儿军”，趾高气扬地宣言俄军战胜日军不过是小菜一碟，“易如反掌”。他们不是与日军斗智斗谋，而是跟日军斗气斗性。结果俄国海军主力波罗的海舰队，不远数万里长途跋涉，从大西洋绕过非洲好望角，经印度洋，过马六甲海峡，进入太平洋，行驶到对马海峡，却因敌情不明，疲惫不堪，而被“知彼知己”、胸有成竹的日本海军元帅东乡平一郎运用“以逸待劳”的战法杀得惨败。
再一个例子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的德法之战。战争爆发前夕，法国军事领导人自恃拥有坚固的马其诺防线，而狂妄自大，以为可以高枕无忧，放松了战争的准备。尤其是那位艾仑赛元帅，自我感觉太好了，总是过高估计法军的战斗力，过低估计德军的战斗力，声称德军所有将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没有一个曾经做过比上尉更高的官职，这是德军的一个大弱点。可以想见他当时说这番话时沾沾自喜、神气活现的模样。然而，结果却是法国军队在德军大举进攻面前，丢盔弃甲，溃不成军。而指挥德军凯旋进军的，正是那些为艾仑赛元帅所不屑一顾的小人物：当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场上德军队伍中的少尉、中尉们。
毛泽东是经天纬地的大伟人，他眼中瞧得起的历史人物屈指可数，连秦皇汉武之流，也忍不住要调侃一番：“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然而，对于孙子，他却多少怀有惺惺相惜的情愫，推重孙子在军事理论方面的重大建树，高度评价孙子基本原则的不朽价值：“孙子的规律，‘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仍是科学的真理。”“中国古代大军事家孙武子书上‘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句话，是包括学习和使用两个阶段而说的，包括从认识客观实际中的发展规律，并按照这些规律去决定自己行动克服当前敌人而说的，我们不要看轻这句话。”
“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李白发牢骚，说是“自古圣贤皆寂寞”，这不对。真正的圣贤是不会寂寞的，孙子身后拥有无数的“知音”，其中甚至包括了毛泽东这样的一代伟人，就是明证！
孙子曰：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1]；全军为上，破军次之[2]；全旅为上，破旅次之[3]；全卒为上，破卒次之[4]；全伍[5]为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6]；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7]。
“注释”
[1]全国为上，破国次之：以实力为后盾，迫使敌方城邑完整地降服为上策，而通过战争交锋，攻破敌方的城邑则稍差一些。曹操注：“兴师深入长驱，距其城郭，绝其内外，敌举国来服，为上。以兵击破，败而得之，其次也。”全，完整、全部。国，在春秋时指的是国都或大城邑，《国语·周语中》：“国有班事，县有序民”，韦昭注：“国，城邑也。”破，攻破、击破的意思。按，国在这里也可以理解为国家，因为古人一般以国都代指整个国家。
[2]全军为上，破军次之：意为能使敌人的“军”完整地降服是上策，击破敌人的“军”则略逊一筹。以下“全旅”、“破旅”，“全卒”、“破卒”，“全伍”、“破伍”等句，也是这一观点的不同表述。军，本义为驻屯，后来泛指军队，也是军队的一个编制单位。此处当是后义。《周礼·地官·小司徒》：“五旅为师，五师为军。”郑玄注：“军，万二千五百人。”但春秋战国时各国军队编制不尽相同，故文献中“军”的编制人数也各有差异。
[3]全旅为上，破旅次之：旅，古代军队编制单位。通常以五百人为一旅。《左传·哀公元年》：“有田一成，有众一旅。”杜预注：“五百人为旅。”
[4]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卒，古代军队编制单位。《左传》杜预注：“百人为卒。”但春秋齐国之“卒”则为二百人。《管子·小匡》：“四里为连，故二百人为卒。”
[5]伍：古代军队最基本的编制单位，《周礼·地官·乡大夫》：“五人为伍。”按，古代各种军队编制均是从伍法起源，如10人制的什，25人制的两，50人制的小戎或队，100人或200人的卒，都是从伍进上去的。伍可按前、中、后成“列”，也可按左、右、前、后、中成方阵。可见，“伍”是决定古代队形编制（阵法）的最基本要素。
[6]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善，好、高明之意。此句张预注曰：“战而能胜，必多杀伤，故曰非善。”
[7]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屈，屈服、降服，用作使动。张预注：“明赏罚，信号令，完器械，练士卒，暴其所长，使敌从风而靡，则为大善。”这是对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主张之实现条件及效果的妥切阐述。
故上兵伐谋[1]，其次伐交[2]，其次伐兵[3]，其下攻城；攻城之法[4]，为不得已[5]。修橹辒[6]，具器械[7]，三月而后成，距[8]，又三月而后已[9]。将不胜其忿而蚁附之[10]，杀士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11]，此攻之灾也[12]。
“注释”
[1]上兵伐谋：上兵，上乘的用兵之法。张预注：“兵之上也。”伐，进攻、攻打。谋，谋略。伐谋，以谋略攻敌赢得胜利。此句意为：用兵的最高境界是用谋略胜敌。梅尧臣注：“以智胜。”
[2]伐交：交，交合，两军对峙示威。曹操注：“将合也。”伐交，在两军阵势已列，战衅将开之际，向敌显示己方的严整军容、强大实力，震慑对手，吓阻敌人，从而使敌人丧失斗志和信心，被迫退兵或无奈投降。即所谓“以威胜”（梅尧臣注）。
[3]伐兵：通过军队间交锋一决胜负。兵，此处指进行野战。梅尧臣注云：“以力胜。”
[4]法：途径、手段的意思。
[5]为不得已：言实出无奈而为之。
[6]修橹辒：制造大盾和攻城的四轮大车。修，制作、建造，曹操注：“治也。”橹，曹操注：“大楯也”，即藤革等材料制成的大盾牌。一说，橹即“楼橹”，一种攻城用的器具。辒，攻城用的四轮大车，用大木制成，外蒙生牛皮，可以容纳兵士十余人。杜牧注：“排大木为之，上蒙以生牛皮，下可以容十人，往来运土填堑，木石所不能伤。”
[7]具器械：准备攻城用的各种器械。具，准备，《左传·隐公元年》：“缮甲兵，具卒乘。”器械，曹操注：“机关攻守之总名，飞楼、云梯之属。”
[8]距：为攻城做准备而堆积的高出城墙的土山。曹操注：“距者，土积高而前，以附其城。”距，依杨丙安《孙子会笺》说，“距”与“拒”相通，皆有“备”、“治”之义，故可理解为准备。小土山。武经本作“堙”，义同。
[9]已：完成、竣工之意。
[10]将不胜其忿而蚁附之：胜，克制、制服。《国语·晋语四》：“尊明胜患，智也。”忿，愤懑、恼怒。蚁附之，指驱使士兵像蚂蚁一般爬梯攻城。
[11]杀士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士，士卒。杀士三分之一，言使三分之一的士卒被杀。拔，攻占城邑或军事据点。曹操注：“将忿不得攻器成，而使士卒缘城而上，如蚁之缘墙，必杀伤士卒也。”
[12]此攻之灾也：攻，此处特指攻城。
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1]，拔人之城而非攻也[2]，毁人之国而非久也[3]。必以全争于天下[4]，故兵不顿而利可全[5]，此谋攻之法也[6]。
“注释”
[1]屈人之兵而非战也：言不采用直接交战的办法而迫使敌人屈服。张预注：“或破其计，或败其交，或绝其粮，或断其路，则可不战而服之。”
[2]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意为夺取敌人的城池而不靠硬攻的办法。
[3]毁人之国而非久也：非久，不旷日持久。指灭亡敌人之国而无须旷日持久。曹操注：“毁灭人国不久露师也。”
[4]必以全争于天下：全，即上言“全国”、“全军”、“全旅”、“全卒”、“全伍”之“全”。此句意为一定要根据全胜的战略争胜于天下。
[5]故兵不顿而利可全：顿，同“钝”，指疲惫、受挫折。利，利益。全，保全、万全。
[6]此谋攻之法也：这就是以谋略胜敌的最高原则。法，原则、宗旨。
故用兵之法：十则围之[1]，五则攻之[2]，倍则分之[3]，敌则能战之[4]，少则能逃之[5]，不若则能避之[6]。故小敌之坚，大敌之擒也[7]。
“注释”
[1]十则围之：兵力十倍于敌就包围敌人。曹操注：“以十敌一，则围之。”
[2]五则攻之：兵力五倍于敌就主动向它发起进攻。
[3]倍则分之：倍，加倍。分，分散。有一倍于敌的兵力，就设法分散敌人，造成局部上的更大优势。
[4]敌则能战之：敌，《尔雅·释诂》：“匹也”，指兵力相等，势均力敌。《战国策·秦五》：“四国之兵敌。”高诱注：“强弱等也。”能，乃、则的意思，此处与“则”合用，以加重语气。此句言如果敌我力量相当，则当敢于抗击、对峙。
[5]少则能逃之：少，兵力少。逃，退却、躲避。
[6]不若则能避之：不若，不如；指实际力量不如敌人。
[7]小敌之坚，大敌之擒也：小敌，弱小的军队。之，若、如，《左传·宣公十二年》：“楚之无恶，除备而盟。”坚，坚定、强硬，此处指固守硬拼。大敌，强大的敌军。擒，捉拿，此处指俘虏。此句通常的解释是小不能够勉强敌大。李筌注：“小敌不量力而坚战者，必为大敌所擒也。”但亦有人认为，此句可释为：小的对手如果能集中兵力，即使大的对手也可擒获（《吴孙子发微》）。
夫将者，国之辅也[1]，辅周则国必强[2]，辅隙则国必弱[3]。
“注释”
[1]国之辅也：国，指国君。辅，原意为辅木，《左传·僖公五年》：“辅车相依。”孔颖达疏：“盖辅车一处分为二名耳，辅为外表，车为内骨，故云相依也。”这里引申为辅助、佐辅。
[2]辅周则国必强：言辅助周密、相依无间国家就强盛。周，周密。
[3]辅隙则国必弱：辅助有缺陷则国家必弱。隙，缝隙，此处指有缺陷、不周全。
故君之所以患于军者三[1]：不知军之不可以进而谓之进[2]，不知军之不可以退而谓之退；是谓縻军[3]。不知三军之事，而同三军之政者[4]，则军士惑矣[5]。不知三军之权，而同三军之任[6]，则军士疑矣。三军既惑且疑，则诸侯之难至矣，是谓乱军引胜[7]。
“注释”
[1]君之所以患于军者三：患，危害、贻害。三，指三类情况、三种做法。
[2]谓之进：谓，告诉。此处是命令的意思。《诗·小雅·出车》：“自天子所，谓我来矣。”郑玄笺曰：“以王命召己，将使为将帅也。”可资参证。谓之进，犹言“使（命令）之进”。
[3]是谓縻军：这叫做束缚军队。縻，束缚、羁縻。
[4]不知三军之事，而同三军之政者：梅尧臣注曰：“不知治军之务而参其政。”三军，泛指军队。周时一些大的诸侯国设三军，有的为上、中、下三军，有的为左、中、右三军。同，共。此处是参与、干预、干涉的意思。政，政务。这里专指军队的行政事务。
[5]军士惑矣：军士，指军队的吏卒。惑，迷惑、困惑。
[6]不知三军之权，而同三军之任：此句意谓不知军队行动的权变灵活性质，而直接干预军队的指挥。权，权变、机动。任，指挥、统率。《左传·僖公十五年》：“重怒难任。”杜预注：“任，当也。”
[7]是谓乱军引胜：梅尧臣注曰：“自乱其军，自去其胜。”最合文意。乱军，扰乱军队。引，去、却、失的意思。《礼记·玉藻》“引而去”，郑玄注：“引，郤也。”“郤”同“却”。引胜，即却胜。一说“引”为引导、导致之意，引胜即导致敌人胜利。此说虽可通，但孙子此处实就己方军情发议，故应以前说为善。
故知胜有五：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识众寡之用者胜[1]；上下同欲者胜[2]；以虞待不虞者胜[3]；将能而君不御者胜[4]。此五者，知胜之道也[5]。
“注释”
[1]识众寡之用者胜：能善于根据双方兵力对比情况而采取正确战法，就可以取胜。众寡，指兵力多少。
[2]上下同欲者胜：上下同心协力的能够获胜。同欲，意愿一致，指齐心协力。
[3]以虞待不虞者胜：自己有准备对付没有准备之敌则能得胜。虞，有准备、有戒备。
[4]将能而君不御者胜：将帅有才能而国君不加掣肘的能够获胜。杜佑注：“将既精能晓练兵势，君能专任事不从中御。”能，贤能、有才能。御，原意为驾驭，这里指牵制、制约。
[5]知胜之道也：认识、把握胜利的规律。道，规律、方法。
故曰：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1]；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2]；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
“注释”
[1]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孟氏注曰：“审知彼己强弱之势，虽百战，实无危殆。”殆，危险。
[2]一胜一负：杜佑注：“胜负各半。”指无必胜之把握。
“译文”
孙子说：一般的战争指导法则是，使敌国举国降服为上策，而击破敌国就略逊一筹；使敌人全“军”完整地降服为上策，而击溃敌人的“军”就略逊一筹；使敌人全“旅”完整地降服为上策，而打垮敌人的“旅”就略逊一筹；使敌人的“卒”完整地降服为上策，而击败敌人的“卒”就略逊一筹；使敌人的“伍”完整地降服为上策，而击败敌人的“伍”就略逊一筹。因此，百战百胜，并不就是高明中最高明的；不经交战而能使敌人屈服，这才算是高明中最高明的。
所以，用兵的上策是运用谋略战胜敌人，其次是用兵威慑服敌人，再次是击败敌人的军队，下策就是攻打敌人的城池。选择攻城的做法实出于迫不得已。制造攻城的大盾和四轮大车，准备攻城的器械，要费时数月才能完成；而构筑用于攻城的土山，又要花费几个月时间才能竣工。将帅克制不住自己愤怒的情绪，驱使士卒像蚂蚁一样去爬梯攻城，结果士卒损失了三分之一，而城池却仍旧未能攻克。这就是攻城所带来的灾难。
所以，善于用兵的人，使敌人屈服而不是靠交战，攻占敌人的城池而不是靠强攻，毁灭敌人的国家而不是靠久战。一定要用全胜的方略争胜于天下。所以，自己的军队不至于疲惫受挫，而胜利却能够圆满实现，这就是以谋略胜敌的原则。
用兵的原则是，拥有十倍于敌的兵力就包围敌人，拥有五倍于敌的兵力就进攻敌人，拥有两倍于敌的兵力就设法分散敌人，兵力与敌相等就要努力抗击敌人，兵力少于敌人就要实施退却，兵力弱于敌人就要避免决战。所以，弱小的军队如果一味坚守硬拼，就势必沦为强大敌人的俘虏。
将帅是国君的辅佐。辅助周密，国家就一定强盛；辅助有缺陷，国家就一定衰弱。
国君危害军事行动的情况有以下三种：不了解军队不能前进而硬使军队前进，不了解军队不能后退而硬令军队后退，这叫做束缚军队。不了解军队的内部事务，而去干预军队的行政，就会使得将士迷惑；不懂得作战上的权宜机变，而去干涉军队的指挥，就会使得将士产生疑虑。军队既迷惑又存有疑虑，那么诸侯列国乘机进犯的灾难也就随之降临了。这就叫做自乱其军，自寻败亡。
预知胜利的情况共有五种：知道可以同敌人打或不可以同敌人打的，能够胜利；了解多兵和少兵的不同用法的，能够胜利；全军上下意愿一致的，能够胜利；以有备之己对付无备之敌的，能够胜利；将帅有才能而国君不加掣肘的，能够胜利。凡此五项，就是预知胜负的方法。
所以说，既了解敌人，又了解自己，那么打上百仗都不会有任何危险；虽不了解敌人，但却了解自己，那么，有时能胜利，有时会失败；既不了解敌人，又不了解自己，那么每次用兵都必然会有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