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主要论述如何依据敌我双方军事实力的强弱，灵活运用攻守两种不同的形式，以达到在战争中保全自己、消灭敌人的目的。孙子清醒地认识到敌我力量对比对于战争胜负的决定性意义，主张在军队作战中努力确保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强调要寻求敌人的可乘之机，以压倒性的优势，予敌以致命的打击。这就是带有普遍意义的“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的作战指导原则。为了在战争中确立自己的优势地位，孙子提出了一系列正确的对策：第一，“修道而保法”，从政治上加以保证。第二，认真对敌我双方的实力进行综合对比，在此基础上预测战争的胜负。“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第三，依据战场态势的变化，采取恰当的攻守策略。“守则不足，攻则有余。”孙子强调，在“胜兵先胜而后求战”方针的指导下，就可以“决积水于千仞之谿”，实现“自保而全胜”的战略意图。
不管《三国演义》、《说岳全传》等古典小说把“锦囊妙计”吹嘘得如何神乎其神，也不管《三十六计》等坊间兵书把“骗人招数”渲染得怎样煞有介事，战争归根结底还是拼实力。这就是说，军事实力是军队综合战斗力的具体表现，也是战争的物质基础。在军事斗争中，奇谋妙计固然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但从根本上讲，强大的军事实力才是真正决定战争胜败的天平上的砝码。因为不仅“伐兵”、“攻城”离不开一定的军事实力的巧妙运用，就是“伐谋”、“伐交”也必须要以雄厚的军事实力为后盾。孙子对这一问题有着清醒的认识，并用专门的篇章加以深入详尽的探讨，这反映了其军事思想注重实际、尊重客观的科学理性精神。
纵观古往今来的战争历史，无一不是力量强大的一方战胜力量弱小的一方。即使本来是弱小的一方，要最后战胜力量强大的一方，也是由于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逐渐完成优劣强弱态势的转换，使得自己的力量最后从总体上超过了最初力量强大的一方而实现的，摧枯拉朽，所向披靡，这实实在在是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战争一般规律。杜甫诗云：“诸葛大名垂宇宙”，但是不论诸葛亮怎样足智多谋，殚精竭虑，鞠躬尽瘁，熬白了头发，累酸了腰腿，“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六出祁山，北伐中原，但到头来依然是僻处西南一隅、“出师未捷身先死”，就是因为蜀汉与曹魏实力之比，实在太过于悬殊了，“起巴蜀之地，蹈一州之土，方之大国，其战士人民，盖有九分之一也”，“众寡不侔，攻守异体”，常言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诸葛亮“连年动众，未能有克”的命运乃是注定了的，后人除了替他一掬同情的眼泪，“长使英雄泪满襟”，还真的不能多说些什么。隋王朝一举灭亡南朝陈国，完成统一南北的大业，人心向往统一、战略决策高明、作战指挥卓越固然是十分重要的原因，但是归根结底，在于隋王朝包括军事在内的综合实力，较之于陈后主方面，好比是“以镒称铢”，占有压倒性的优势。
本篇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军事实力在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军事实力运用的原则和实力建设的方法、途径诸问题。具体地说，“先为不可胜”，“胜兵先胜而后求战”是实力政策；“守则不足，攻则有余”，即“强攻弱守”是对实力的战略运用；“修道而保法”是发展军事实力的基本原则；而“善战者之胜也，无智名，无勇功”、“胜于易胜”则是实现实力政策所要达到的上乘境界。孙子认为，战争指导者必须依据敌我双方物质条件的优劣，军事实力的强弱，灵活采取攻守两种不同形式，“以镒称铢”，“决积水于千仞之谿”，以达到在战争中保全自己、消灭敌人的目的。
既然敌我力量对比对战争胜负结果具有关键性的意义，孙子便提出了在军队作战中要努力确保自己先立于不败之地，“先为不可胜”、“不可胜在己”，做到“胜兵先胜而后求战”，在此基础上，则要积极寻求和利用敌人的可乘之机，即所谓“以待敌之可胜”、“不失敌之败也”，一旦时机成熟，便果断采取行动，乘隙蹈虚，以压倒的优势，予敌人以致命的打击，“故胜兵若以镒称铢”，“胜者之战民也，若决积水于千仞之谿者，形也”。认为唯有如此，才是真正“能为胜败之政”，成为战争胜负的主宰。应该说，这一作战指导思想是带有普遍指导意义的。
认识军事实力在战争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并不等于顺理成章拥有了强大的军事实力，更不意味着能淋漓尽致地运用和发挥自己的实力，在战场交锋中所向披靡，战无不克。用孙子的话说，便是“不能使敌之可胜”，“胜可知而不可为”。孙子之所以高明，见识远胜于其他军事家，乃在于他在宏观上认识战争中军事实力的地位作用的基础上，又系统地论述了运用军事实力的原则和建设实力的方法、途径等问题，从而使自己以实力制胜的理论体系完备、逻辑严谨，具有充分的说服力和深刻的启示性。
如何在战争中确立自己的优势地位，孙子高屋建瓴地提出了一系列正确的对策。要言之，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修道而保法”，从政治上加以具体保证。所谓“道”，就是清明的政治，和谐的秩序，调动起广大民众和参战士兵的积极性，即《计篇》中所提到的“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从而造就同仇敌忾，举国一致，勇于公战，怯于私斗的理想政治局面。所谓“法”，就是严格的制度、正确的法纪。表现为：赏罚公正严明，上下井然有序，士卒训练有素，用人唯才是举，办事有章可循。由此可见，“修道而保法”的核心便是修明政治，严肃法制，提高军队的凝聚力，鼓舞民众的士气，为夺取战争主动权创造必要的条件。很难设想，一个国家、一支军队如果离心离德、一盘散沙，还能算是有实力、有前途。指望它们打胜仗不啻是刻舟求剑、缘木求鱼，肯定会让人失望。
第二，对敌我双方的实力进行认真的综合对比分析，在此基础上预见胜负，指导战争。预知胜负，是高明军事家指导战争的必有之义。孙子十分重视这一问题，在《计篇》中即开宗明义加以深刻的阐述。本篇的主旨是探讨军事实力地位作用以及运用原则，因此同样要把衡量军事实力列为重要的环节。孙子在这里提出了综合对比衡量双方军事实力的具体标准，这就是“度”、“量”、“数”、“称”、“胜”。即从双方的所处地域位置、地幅面积大小、物质资源丰瘠、兵员多寡等客观情况，来比较分析双方军事实力强弱关系，并进而预见战争胜负趋势。按孙子的理解，实力上占有绝对优势的一方，是可以所向无敌、横扫一切的：“胜兵若以镒称铢，败兵若以铢称镒。”孙子认为这种“度、量、数、称、胜”五个方面依次相生、层层递进，链条式的因果关系，具有法则的性质。所以要增强自己的军事实力，就必须使自己的主观愿望符合这种客观的规则，紧紧围绕这个因果关系来从事自己的军事实力建设。
第三，根据战场情势的变化，采取相宜的攻守策略，主动灵活地打击敌人，顺利实现敌我军事实力对比的转化。一般地说，受种种主客观条件的制约，在临战之前，双方的力量对比尽管有强弱之别，但并非是一成不变的，所以作为战争指导者，要善于根据战场情势，发挥主观能动性，采取正确的、行之有效的措施和方法，使己方的军事实力得以充分的施展，已有优势则进一步加强之，若处劣势则设法改变摆脱之，处处高敌一筹，稳操胜券。在这个过程中，如何采取适当的作战样式，仍是一大关键。通常的作战样式不外乎攻与守两种，两者各有自己的功能，一般地说，“不可胜者，守也；可胜者，攻也”。高明的军事家应该按照“守则不足，攻则有余”的作战规律，从自己的军事实力条件出发，灵活主动地实施进攻或进行防御。若是实施防御，要善于隐蔽自己的兵力，“藏于九地之下”，令敌无法可施；一旦展开进攻，则要做到“动于九天之上”，使敌猝不及防。总之，只有在攻守问题上真正做到因敌变化，随机处置，才算是完全掌握了灵活机动的指挥艺术之精髓。这时候无论是实施进攻，还是进行防御，都可以得心应手，从容自如，无往而不胜，“故能自保而全胜”。孙子认为，这乃是正确运用军事实力的重要途径，能够进入用兵的理想境界：“战胜不忒”、“所措必胜”。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两千多年之后，西方近代军事学鼻祖，普鲁士人克劳塞维茨在其名著《战争论》一书中，也曾对攻守问题进行过深入的探讨，并且得出了和孙子一样的结论。他说：“假定使用的是同一支军队，进行防御就比进攻容易。”防御这种作战形式，就其本身来说，比进攻的作战形式要显得优越。这是因为防御者可以得到的“待敌之利和地形之利”，“不仅仅是指进攻者在前进时所遇到的种种障碍（如陡峭的山谷、高山峻岭、两岸泥泞的河流、成片的灌木林，等等），而且是指那些能使我们隐蔽的配合军队行动的地形”。因此，在“力量弱小”之时就不得不采用防御的作战样式，“一旦力量强大到足以达到积极的目的时，就应该立即放弃它……所以以防御开始而以进攻结束，是战争的自然进程”。克劳塞维茨说得自然不错，他在西方军事学界的确不是浪得虚名，可惜他的这番见解要比孙子的攻守思想晚了两千多年。
孙子重视军事实力，把实力看做运计设谋的前提和基础，这是很了不起的认识。可惜的是，后世那些兵学理论家，大多眼光不及孙子，观察事物、考虑问题往往是单向思维，只见其一，不见其二，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总是人为地割裂孙子思想的内在逻辑体系，忘记或忽视了注重谋略与发展实力在孙子那里乃是一个钱币的正反两面，是辩证的统一。他们只倾心于用计谋、施损招，而没有充分认识到实力是计谋之“体”，计谋是实力之“用”，体用和谐，方能克敌制胜，而且流露轻视实力建设的倾向，什么“攻人以谋不以力，用兵斗智不斗多”、“贵谋而贱战”的种种高论大行其是，甚嚣尘上，一手硬，一手软，光讲谋略而忽视实力建设（至少是不够充分），这无疑是中国传统军事文化中存在的一个很大弊端。
应该说，后世重谋轻力军事文化价值取向的滋生和风行，是中国兵学理论发展过程中的悲哀，是对孙子军事思想基本精神的一种曲解，属于歪嘴和尚念经，把经给念歪了。更严重的是，这客观上也让人们对《孙子兵法》产生误解，降低了（甚至毁坏了）中国军事文化的声誉。这么说绝对不是危言耸听。
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便是把《孙子兵法》与《三十六计》等同化。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在好多人的印象中，《孙子兵法》和《三十六计》就是一回事。什么“借刀杀人”、“指桑骂槐”、“趁火打劫”、“混水摸鱼”、“美人计”、“走为上”之类，一锅煮，统统划归到《孙子兵法》的名下。前些时候，有人拍电视剧，题目便叫《孙子兵法与三十六计》，中央电视台也不问虚实，二话不说便拿到频道上播。可见大家都把两本书搅和在一起了。这一方面说明《孙子兵法》的确有巨大的名气，家喻户晓；另一方面也表明人们对《孙子兵法》的理解还是很粗浅、很模糊的，往往从阴谋诡计、诡诈欺骗的层面来诠释孙子博大精深的军事思想，似乎《孙子兵法》只不过是小人的伎俩，而非君子的哲学，这显然是偏颇的看法，也使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档次大大降低，好像咱们中国人只会搞一些玩权术、施诡计的东西，《孙子兵法》就如同李宗吾先生的“厚黑学”一样，是泯灭是非的界限，教坏人们的心术。
其实《孙子兵法》与《三十六计》完全是两码事，所反映的是两种兵学文化价值观。如果《孙子兵法》就像《三十六计》这么一个档次，那么它就不配被称作《孙子兵法》了，也没有资格充当中国优秀传统军事文化的杰出代表了。《三十六计》从头到底是一个“骗”字，典型的“我是流氓我怕谁”，一股理直气壮的“痞子”劲。“瞒天过海”、“趁火打劫”、“无中生有”、“上屋抽梯”、“李代桃僵”、“借刀杀人”，只要看看这些计策的名字，你就可以知道它们是多么阴损毒辣，多么厚颜无耻，让人浑身上下起鸡皮疙瘩。说白了，《三十六计》是玩空手道的，做无本钱生意，赌徒心理，赌一把碰碰运气，有枣没枣先打一竿子再说，押宝押中了，皆大欢喜；押不中，输个精光，那就自认晦气。所以它不讲求什么军事实力建设，通俗一点说，就如同“朝三暮四”这个成语，早晨给猴子三个桃子，傍晚给四个桃子，猴子觉得自己吃亏，便大吵大闹；以后换成早晨四个，傍晚三个，猴子就高兴了，便又唱又笑。实际上换来换去、颠三倒四，仍是七个桃子的实力。所谓《三十六计》，穷其究竟，不过是在那里把七个桃子横过来又竖过去，做做各种各样排列组合的拼图游戏罢了。总之，《三十六计》是纵横家、阴谋家的思想宝典，张仪、苏秦的所作所为才和《三十六计》的原理一脉相通、心心相印。他们口若悬河，伶牙俐齿，纵横捭阖，折冲樽俎，朝秦暮楚，反复无常。察言观色，脚踏两方之船；兴风作浪，搅动天下之局。可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缺陷，这就是都忘了向自己游说的对象提醒一件事：该静下心来好好发展实力，加强综合国力的建设。
孙子要比那些只会耍小聪明的兵学家高明得多了。这种高明，便是他思维的全面性、逻辑性、辩证性。他既讲谋略，也讲实力；既讲诡诈，也讲仁义；既讲功利，也讲道德。真的是无懈可击。《三十六计》的作者，他的军事学术水平和孙子相比，其差距岂可以道里计。
孙子的实力为胜利之本理论，在后世纪已为无数次战争实践所证明。先秦时期僻处西北一隅的秦国，之所以能后来居上，最后统一六国，其关键就是依靠了“农”、“战”两手，始终不渝地把发展军事实力放在首要的位置。它重视农业，奖励耕织，结果是粮食成山成堆。粮食充足，布匹够穿，军队就养得多，士兵就吃得饱，穿得暖，打起仗来就特有力气，特有热情，形成了一支人见人怕的“虎狼之师”，所谓“齐之技击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锐士”云云，实际上就是秦国较之于六国占有实力优势的一个缩影。粮食产得多，打仗打得狠，两者相辅相成，就像一辆车子有了左右两只匹配的轮子，横扫六合，一统天下，也便水到渠成了，这叫做“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
汉武帝北逐匈奴也是一样的道理，当时匈奴占地面积很大，但人口稀少，只相当于汉朝的一个大县，开始打仗时，汉朝根本打不过它，汉高祖刘邦被它在平城白登山整整围了七天七夜，泱泱天朝大国的面子都给丢尽了；吕后当政，冒顿单于送来书信，极尽奚落侮辱之能事，吕后读了气不打一处来，可想想自己技不如人，也只得心字头上一把刀，硬给“忍”了。文、景二帝先后上台，推行的还是低声下气的“和亲”政策。这当然不是汉王朝统治者自己所乐意干的，说来说去是军事实力有很大的欠缺，特别是汉朝的军队兵种建设跟不上对匈奴战争的需要：汉朝的军队多是步兵（材官）和车兵（轻车），机动性不强，而匈奴几乎是清一色的骑兵，来无影去无踪，机动性好，战斗力强；而且匈奴人吃的是牛羊肉，在非常艰苦的环境中成长起来，忍渴耐寒，身强力壮，所以汉兵同他们交手总是处下风。可见实力不足是汉朝在双方军事对峙中处于不利地位的重要因素。汉武帝当上皇帝后，把军事实力建设放在第一位，尤其是有针对性地优先发展骑兵。在汉武帝之前的古代中国，车、步、骑、舟四大兵种之中骑兵是占第三位的，到了汉武帝手中，骑兵一跃而成为第一位，超过了步兵和车兵，这在中国古代军队建设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对于汉匈战争的最终结局更是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骑兵的主要特点是快速机动，“能离能合，能散能集，百里为期，千里而赴，出入无间”，并具有强大而猛烈的突击力，类似于现代由装甲机械化部队组成的“快速兵团”。汉武帝大规模发展骑兵进攻兵团，使之成为战场上独立作战的主要兵种，这样就使得汉匈之间的战略态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汉军从此便可以机动对付敌之机动；可以远程奔袭，能够实施迂回、包围、分割、围歼等各种战法，赢得战场上的主动优势地位。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汉武帝胜利地发动了前后五次大规模反击匈奴的战役，从根本上遏制住了匈奴贵族对北部中原地区的入侵骚扰，“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为多民族统一的封建中央集权制大帝国的巩固和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这一回，轮到匈奴人伤心落泪，跺脚长叹了：“夺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
当然，发展军事实力也有一个突出重点的问题，要抓关键，要选择好突破口，这叫做“有所为，有所不为”。而要正确选择突破口，核心问题是要对战略大势明了于心，具有超前意识。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海军的实力主要是以战列舰为衡量标准的，一个国家拥有战列舰的数量多，吨位大，大炮火力强，似乎海军的实力就可观，就拥有了海上霸权。但这仅仅是表面的现象，这时有一种新的军事动态正在出现并开始在海军建设上占据主导地位，这就是海军航空兵在海空作战中的作用逐渐显得突出，成为海战制胜的主要手段，它代表着日后海战的发展方向。在这种新的军事革命来临之际，发展海军实力的突破口便是建造更多、更先进的航空母舰，而不应该按陈旧的观念，再把海军实力建设的重点放在建造战列舰上面。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偷袭珍珠港虽然大获成功，但真正的战果却是有限的。因为尽管美国的大量战列舰在这次日军偷袭行动中被击沉、被击毁，人员伤亡也很惨重，然而由于它的航空母舰未受损失，所以其整个海军的主要实力并没有遭到根本性的打击，依然具备着与日本海军在太平洋上抗衡的能力。
战局的发展证明了这一点，中途岛海战成为了太平洋海战的转折点。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这场海空大决战中，美国海军在尼米兹的统率下，一举歼灭了日本特遣舰队的主力，即击沉日本海军“赤城号”、“苍龙号”等四艘航空母舰，这对于日本海军的打击可以说是致命性的：使得日本海军渐渐丧失了太平洋上空的制空权，也等于丧失了制海权，而战争主动权一经易手，那么日本海军也就不得不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了。那些吨位大到六七万吨，表面上象征着海军实力的大型战列舰——“大和号”、“武藏号”，在失去海军航空兵空中掩护的情况下，不但显示不了什么力量，反而成了作战中的累赘。活像是浮动于海上的巨型铁棺材，成为美军蝗虫一般的轰炸机投弹轰炸的目标。在美军飞机夜以继日的连续轰炸之下，它们终于支撑不住了，先后沉入海底，而舰上成千上万名日本海军将士也随之葬身鱼腹。
由此可见，发展军事实力不是空洞的口号，不是虚泛的概念，而有切实的内涵。必须以动态超前的战略眼光，捕捉到正确的信息，掌握住胜利的方向，牢牢占有先机主动之利。否则，投入的人力、财力、物力再多，也是南辕北辙，把钱财打水漂了。表面上或许是大张旗鼓、轰轰烈烈，实际上纯粹是“作秀”，无助于真正提升实力，只会误国误民。
这层道理中国历史上明智的统治者其实都是懂得的。西晋、隋朝都从事过统一南北的战争，要统一天下，就必须先拥有实力，而发展实力则必须抓住中心，突出重点。西晋、隋朝的统治者在这方面做得均不含糊，把军事实力建设的重点确定在发展水师、建造舟船上。这无疑是高明的抉择，因为南方地区多江河湖泊，且有长江天险阻隔，擅长野战驰骋的北方骑兵在江南无所用其长，北方军队要踏足江南大地，实现国家统一，就必须“到哪座山唱哪座山的歌”，入乡随俗，“舍鞍马而就舟楫”。这时候衡量北方军队真正实力的标志，便不再是有多少匹骏马，有多少辆战车，而是看能不能拥有一支可以征服长江天险的水军了。所以，晋武帝采纳羊祜的建议，委派大将王濬在益州一带修造舟舰，整治水师，“乃作大船连舫，方百二十步，受二千余人，以木为城，起楼橹，开四出门，其上皆得驰马来往”。隋文帝宸纲独断，指令杨素、李衍、元寿等重臣在长江上、中、下游多处“修营战舰，为上流之师”，制造出“五牙”、“黄龙”、“平乘”等不同等级的战船，组建起一支强大的水师。一旦西晋、隋朝解决了水师这个问题，它们的军事实力便有了质的飞跃，统一天下的大业也便瓜熟蒂落了。
另外，军事实力还有一个如何发挥的问题，这里便牵涉到制度与人的因素了。最强大的实力说到底还是“硬件”，是有形的东西；而制度的优劣，人的素质的高低，乃是“软件”，是无形且又十分关键的东西。“硬件”再好，“软件”不济，那么军事实力要想充分发挥，也一定是办不到的。同样的飞机、同样的坦克、同样的导弹，美军操纵起来，自然比有些国家的士兵操纵起来更能充分发挥其战斗性能，更加具有战斗力。这种情况历史上也出现过。近代中国搞洋务运动，曾引进过不少先进工艺和武器装备，到19世纪末，清朝军队的装备其实并不是太差。至少李鸿章控制的北洋水师，其战舰数量、舰队吨位、火炮口径、铁甲厚度等主要技术指标，与日本的海军相比较，大体上处于同一个水平之上，即使差一点（主要是战舰行驶速度要慢一些），也没有糟糕到弱不禁风、不堪一击的程度。可是，甲午海战的结果大家都看到了，一支规模可观、实力不弱的北洋水师，居然没有打上几个回合，便被对手杀得一败涂地、全军覆没了，酿成中国近代史上又一个奇耻大辱！这里就不再是单纯的军事实力优劣强弱问题了，而是当时中国封建专制体制因素在作祟，有这样的体制，有这样的体制培育出来的各色人等，再好的军事“硬件”也都会变成“破铜烂铁”，中看不中用，俨然成摆设。
所以，促进军事实力方面的“硬件”建设固然重要，改善军事实力方面的“软件”素质更为迫切，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孙子曰：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1]，以待敌之可胜[2]。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3]。故善战者，能为不可胜，不能使敌之可胜。故曰：胜可知而不可为[4]。
“注释”
[1]先为不可胜：为，造就、创造。不可胜，指我方不致被敌人战胜，即所谓“立于不败之地”的意思。
[2]以待敌之可胜：待，等待、寻找、捕捉的意思。敌之可胜，指敌人可能被我战胜的时机。
[3]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指创造不被敌人战胜的条件，在于自己主观的努力；而敌方是否能被战胜，则取决于敌方自己的失误，而非我方主观所能决定。
[4]胜可知而不可为：胜利可以预知，但敌人有无可乘之隙，战而胜之，则不能由我方来决定。张预注：“己有备则胜可知，敌有备则不可为。”
不可胜者，守也；可胜者，攻也[1]。守则不足，攻则有余[2]。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3]；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4]，故能自保而全胜[5]也。
“注释”
[1]不可胜者，守也；可胜者，攻也：意为使敌人不能胜我，在于我方防守得宜；而战胜敌人，则取决于我方进攻得当。
[2]守则不足，攻则有余：采取防御，是由于处于劣势；采取进攻，是因为拥有优势。按，汉简本此句作“守则有余，攻则不足”，意为在同等兵力的情况下，用于防御则兵力有余，用于进攻则感到兵力不足。亦通。
[3]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九，虚数，泛指多数。汪中《述学·释三九》：“古人措辞……约之以九以见其极多。”九地，用于形容极深的地下。此句言善于防守的人，能够隐蔽军队活动，如藏物于极深之地下，令敌方莫测虚实。故梅尧臣注曰：“九地，言深不可知。”此句另一种解释为：善于防守者，能巧妙利用各种地形以为坚固防守。曹操注：“因山川丘陵之固者，藏于九地之下。”但似不如前说为善。
[4]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九天，形容极高的天上。李白《望庐山瀑布》之二：“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此句意谓善于进攻的人，进攻时能做到行动神速、突然，如自九霄而降，令敌猝不及防。梅尧臣注云：“九天，言高不可测。”又一说云：善攻者，善于利用天时天候主动地选择进攻时间。曹操注：“因天时之便者，动于九天之上。”
[5]自保而全胜：保全自己而战胜敌人。张预注：“守则固，是自保也；攻则取，是全胜也。”
见胜不过众人之所知[1]，非善之善者也；战胜而天下曰善，非善之善者也。故举秋毫不为多力[2]，见日月不为明目，闻雷霆不为聪耳[3]。古之所谓善战者，胜于易胜者也[4]。故善战者之胜也，无智名，无勇功[5]。故其战胜不忒[6]。不忒者，其所措必胜[7]，胜已败者也[8]。故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也。是故胜兵先胜而后求战[9]，败兵先战而后求胜[10]。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11]，故能为胜败之政[12]。
“注释”
[1]见胜不过众人之所知：见，预见。不过，不超过。众人，普通人。知，认识。
[2]举秋毫不为多力：秋毫，鸟兽之毛至秋更生，细而末锐，称为“秋毫”，通常比喻极轻微的东西。多力，力量大。
[3]闻雷霆不为聪耳：能听到雷霆之声算不上耳朵灵敏。聪，听觉灵敏。
[4]胜于易胜者也：易胜者，容易战胜的敌手，指已经暴露弱点之敌。
[5]故善战者之胜也，无智名，无勇功：言真正能打仗的人取得胜利，并不显露智谋的名声，并不呈现为勇武殊世的赫赫战功，而于平淡中表现出来。即老子所谓“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故杜牧注云：“胜于未萌，天下不知，故无智名；曾不血刃，敌国已服，故无勇功也。”
[6]故其战胜不忒：忒，音“特”，失误、差错。不忒，无差错，意为确有把握。《周易·豫》：“四时不忒”，郑玄注：“忒，差也。”
[7]其所措必胜：措，筹措、措施、措置。《礼记·中庸》：“故时措之宜也。”郑玄注：“时措，言得其时而用也。”此处指的是作战措施。
[8]胜已败者也：战胜业已处在失败地位的敌人。
[9]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胜兵，胜利的军队。先胜，先创造不可被敌战胜的条件。此句意为能取胜的军队，总是先创造取胜的条件，然后才同敌人决战。《尉缭子·攻权》云：“兵不必胜，不可以言战；攻不必拔，不可以言攻。”与孙子的意思相合。
[10]败兵先战而后求胜：指失败的军队总是轻易开战，然后企求侥幸取胜。
[11]修道而保法：道，政治、政治条件。法，法度、法制。意为修明政治，确保各项法制得到贯彻落实。张预注：“先修饰道义以和其众，后保守法令以戢其下，使民爱而畏之。”
[12]故能为胜败之政：政，同“正”，主、主宰的意思。《老子·四十五章》“清静为天下正”，即言清静为天下主。为胜败之政，即成为胜败问题上的主宰。又，《管子·水地》：“为祸福正。”
兵法：一曰度[1]，二曰量[2]，三曰数[3]，四曰称[4]，五曰胜。地生度[5]，度生量[6]，量生数[7]，数生称[8]，称生胜[9]。故胜兵若以镒称铢[10]，败兵若以铢称镒。胜者之战民也[11]，若决积水于千仞之谿者[12]，形[13]也。
“注释”
[1]一曰度：度，指度量土地面积。贾林注：“度，土地也。”
[2]二曰量：量，容量、数量，指计量物质资源。
[3]三曰数：数，数量、数目，指计算兵员的多寡。
[4]四曰称：称，衡量轻重。王皙注：“权衡也。”指敌对双方实力状况的衡量对比。
[5]地生度：生，产生。言双方所处地域的不同，产生土地幅员大小不同的“度”。
[6]度生量：指幅员大小的不同，产生物质资源多少的“量”的差异。
[7]量生数：指物质资源多少的不同，产生兵员多寡的“数”的差异。
[8]数生称：指兵力多寡的不同，产生军事实力对比强弱的不同。
[9]称生胜：指双方军事实力对比的不同，产生、决定了战争胜负的不同。
[10]故胜兵若以镒称铢：镒、铢，皆古代的重量单位。镒，《玉篇·金部》：“镒，二十两。”李筌注：“二十两为镒。”张预注同。铢，张预注：“二十四铢为两。”以镒称铢，指两者相比，轻重悬殊。此处比喻力量相差悬殊，胜兵对败兵拥有实力上的绝对优势。张预注：“有制之兵对无制之兵，轻重不侔也。”
[11]胜者之战民也：战民，指统率指挥士卒作战。民，作“人”解，这里借指士卒、军队。战民，与下篇《势篇》“任势者，其战人也，如转木石”之“战人”含义同。春秋时，兵农合一，民众平时生产，战时征集从戎。
[12]若决积水于千仞之谿者：仞，古代的长度单位，七尺（一说八尺，见《说文》、《孟子》赵岐注）为仞。千仞，形容极高。谿，同“溪”，山涧。
[13]形：喻指军事实力。《势篇》云：“强弱，形也。”
“译文”
孙子说：从前善于用兵打仗的人，总是先做到不会被敌人所战胜，然后再捕捉时机战胜敌人。不会被敌人战胜的主动权操在自己手中，能否战胜敌人则取决于敌人是否有隙可乘。所以善于用兵打仗的人，能够创造不被敌人战胜的条件，但却不可能做到使敌人一定被我所战胜。所以说，胜利可以预知，但却不可强求。
想要不被敌人战胜，在于防守严密；想要战胜敌人，在于进攻得当。实行防御，是由于兵力不足；实施进攻，是因为兵力有余。善于防守的人，隐蔽自己的兵力如同深藏于地下，善于进攻的人，展开自己的兵力就像自九霄而降，所以既能够保全自己，而又能夺取胜利。
预见胜利不超越普通人的见识，这算不得高明中最高明的。通过激战而取得胜利，即使是普天下人都说好，也不算是高明中最高明的。这如同能举起秋毫算不得力大，能看见日月称不上目明，能听到雷霆算不上耳聪一样。古时候所说的善于打仗的人，总是战胜容易取胜的敌人。因此，善于用兵的人打了胜仗，既不显露智慧的名声，也不表现为勇武的战功。他们取得胜利，是不会有差错的。其之所以不会有差错，是由于他们的作战措施建立在必胜的基础之上，是战胜那些业已处在失败地位的敌人。善于用兵打仗的人，总是确保自己先立于不败之地，而同时从不放过任何击败敌人的机会。所以，胜利的军队总是先创造取胜的条件，而后才寻求同敌人决战；而失败的军队，却总是先同敌人交战，而后企求侥幸取胜。善于指导战争的人，总是善于修明政治，确保健全法制，从而能掌握战争胜负的决定权。
兵法的基本原则有五条：一是“度”，二是“量”，三是“数”，四是“称”，五是“胜”。敌我所处地域的不同，产生双方土地幅员大小不同的“度”；敌我地幅大小——“度”的不同，产生双方物质资源丰瘠不同的“量”；敌我物质资源丰瘠——“量”的不同，产生双方兵员多寡不同的“数”；敌我兵员多寡——“数”的不同，产生双方军事实力强弱不同的“称”；敌我军事实力强弱——“称”的不同，最终决定了战争的胜负成败。胜利的军队较之于失败的军队，有如以“镒”比“铢”那样，占有绝对的优势。而失败的军队较之于胜利的军队，则就像用“铢”比“镒”那样，处于绝对的劣势。胜利者指挥军队进行战斗，就像在万丈悬崖决开山涧的积水一样，所向披靡，这就是军事实力的“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