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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7章 今所任用,以德行学识为本

802.任用以德行学识为本

“原典”今所任用,必须以德行、学识为本。(唐吴兢《贞观政要·崇儒学》)

“注译”全句译意为:现在任用官员,必须以德行、学识为根本标准。

“品读”“治天下者以人为本”。(《贞观政要·择官》)贞观二年,唐太宗在跟大臣们议论政事时曾说,“致安之本,惟在得人”;“为政之要,在于得人,用非其才,必难致治”。因此,他强调用人要以德才兼备为根本标准。辅佐唐太宗开创“贞观之治”的房玄龄、杜如晦、魏徵、王珪、虞世南等人都是当世德行、学识超凡的英才。

803.德才兼备

“原典”子曰:“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谋大,力小而任重,鲜不及矣。”(周《周易·系辞下》)

“注译”鲜:很少。全句译意为:孔子说:“德行浅薄而地位高贵,智能窄小而图谋宏大,力量微弱而身负重任,这样的人很少不遭受祸害的。”

“品读”这是孔子对德薄、智小、力(能力)小者的忠告,更是对执政者选贤任能的警告。东汉的经学大师王符在其《潜夫论·贵忠》中引用了孔子的这句话,并加以引申:“德不称,其祸必酷;能不称,其殃必大”,用以说明官员的任用必须德才兼备,缺一不可。

804.举直错诸枉

“原典”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春秋《论语·为政》)

“注译”举:选拔、推举;直:正直的人;错:同“措”,放置、安排;枉:不正直不正派的人。全句译意为:鲁哀公问道:“如何做人民才会信服呢?”孔子回答说:“选拔正直的人,位置安排在邪恶的人之上,人民就信服了;把邪恶的人安排在正直的人的位置之上,人民就不信服了。”

“品读”用什么人是关系到人心向背的大问题。作为国家,人心向背是政权得失存亡的关键;作为领导,则关系到其形象和政绩。鲁哀公向孔子问“何为则民服”,问到了国家政权得失存亡的核心问题,孔子的回答也答到了问题的要害:为政以德的大政方针确立之后,干部的举措(选拔)路线是决定的因素。孔子主张,把正直的人选拔到领导岗位上,人民就会心悦诚服地接受领导,国家政权就得以巩固。

805.仕由其道

“原典”古之人未尝不欲仕也,又恶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仕者,与钻穴隙之类了。(战国《孟子·滕文公下》)

“注译”恶:厌恶。全句译意为:古代的人不是不想做官,只是厌恶不通过正常的途径去求得官职。不通过正常的途径去求得官职的人,和那些钻洞扒门缝互相窥看的男女相类似啊。

“品读”儒家从孔子起就主张“学而优则仕”,孟子也希望自己“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然而他又认为君子之仕,当“由其道而往”。孟子认为,如果不通过正常的途径去求得官职,那就无异于男女婚嫁“不得父母之命、谋妁之言”,就自己钻洞扒门缝互相窥看,或者爬墙偷偷约会那样受到父母和社会的鄙视。虽然孟子以男女婚嫁必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作比,在当今已成为“过去时”,但他所说的君子之仕当“由其道而往”,是值得今天的“君子”借鉴的。

806.仁者宜在高位

“原典”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战国《孟子·离娄上》)

“注译”全句译意为:只有仁德的人才应该处在统治者的地位,如果不仁德的人处在统治者的地位上,他们就会把种种恶劣的品德传播给民众。

“品读”孟子在这里指出“不仁而在高位”的危害性,强调了“惟仁者宜在高位”的重要性。因此,一要不使“不仁而在高位”;二要清除已在高位的不仁者;三要确保“惟仁者宜在高位”,并充分发挥仁者的榜样力量和导向作用。

807.国人皆曰贤

“原典”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战国《孟子·梁惠王下》)

“注译”全句译意为:国君选拔人才时,要广泛听取意见。周围的人都说某人是贤才,还不能任用他;卿大夫们都说某人是贤才,也不能任用他;举国上下的人都说某人是贤才,然后才可以考察他;考察他真是一个贤良之才,然后才可以提拔任用他。

“品读”如何选拔任用人才,是关系国家兴亡的关键所在。孟子认为选拔任用人才必须谨慎。孟子要齐王在选拔任用人才时要广泛地听取意见,然后再加以考察、定夺。孟子这种选拔任用人才的标准和方法对我们今天很有借鉴意义。

808.列德而尚贤

“原典”古者圣王之为政,列德而尚贤。(战国《墨子·尚贤上》)

“注译”全句译意为:古代的圣王治理政事,都是崇尚品德而尊重贤才的。

“品读”尚贤是为政之本,这是墨子人才思想的核心。那么,“贤”的标准是什么呢?墨子认为,这首先是“德”,要“以德就列”。古代的圣王治理政事,首先是罗列出德行的位次,把有德行的贤才推举到重要岗位上任职。“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这就是说,哪怕是当农民或者是工人,只要他是一个有德行的贤才,那就应该提拔,赋予高等的爵位,给他高的薪水,赋予权力,让他真正能做事、做成事。当然,墨子对“德”也有他的标准。这就是“兼相爱,交相利”,“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墨子·兼爱下》)。

809.士必悫而后求智能

“原典”故弓调而后求劲焉,马服而后求良焉,士必悫而后求智能者焉。(三国王肃《孔子家语·卷一·五仪解第七》)

“注译”悫(què确):诚实,谨慎。全句译意为:射箭必须先调好弓弦才能使箭射出后有力;驾驭马匹必须先让它拉上车然后才能要求它的脚力;用人必须先要求他诚实谨慎然后再要求他聪明能干。

“品读”儒家主张以德治国,在选人用人上也主张先德后才。一个人只有在道德上具备一定的条件,然后才可以谈能力。这在中国人的意识里,是较普遍的一种价值观。但这样选拔出的人才往往是守成型的,缺乏创造力。曹操“唯才是举”,虽表现出用人原则上的功利目的,却带有一定程度的突破性。

810.论德而授官

“原典”论德而授官,成功之君也;量能而受爵者,毕命之臣也。(西晋陈寿《三国志·任城陈萧王传》)

“注译”毕命:完成使命。全句译意为:以德行授予官职,是成功的君主,衡量自己的才干而接受爵位的人是能完成使命的臣子。

“品读”此句出自曹植的上疏。魏文帝(曹丕)即帝位后,对其弟曹植排斥不用,因此上疏魏文帝,表达出自己怀才不遇的苦闷。“论德而授官”,“量能而受爵”,值得重视。

811.才行俱兼

“原典”太平之时,必须才行俱兼,始可任用。(唐吴兢《贞观政要·择官》)

“注译”全句译意为:和平年代,德行和才干都兼备的人,才可以任用。

“品读”贞观六年,魏徵向唐太宗提出“才行俱兼,始可任用”的用人方针,无疑对“贞观之治”是起了决定性作用。他认为如用“才力不及”的人,“不为大害”;如果“误用恶人”,即使这个人才力高超,“为害极多”。因此,他要唐太宗选拔人才时“审访其行”,“察其善恶”,“知其善,然后用之”。魏徵这种用人之策,到今天仍有它的现实意义。

812.德者,才之帅

“原典”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周纪一·威烈王二十三年》)

“注译”资:依靠、凭借;帅:统领。全句译意为:才是德的凭借;德是才的统帅。

“品读”这是司马光对晋国大夫智瑶被韩、赵、魏灭亡原因的总结。智瑶虽有才然而不仁,“智伯之亡也,才胜德也”。司马光指出:才和德是不一样的,“聪察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德”(聪睿、明察、坚强、刚毅者叫才,为人正直、忠实、谦和者叫德)。才与德相较,德是第一位的。“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司马光还认为:君主用人必须用德胜才的“君子”,不能用才胜德的“小人”。为什么呢?司马光解释说:“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挟才以为善者,善无不至矣;挟才以为恶者,恶亦无不至矣……小人智足以遂其奸,勇足以决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危害岂不多哉!”他进一步指出,自古以来的“国之乱臣,家之败子”,都是“才有余而德不足”的人。所以选拔人才要德才并备,不可“蔽于才而遗于德”,要把德放在首位。

813.德行之视

“原典”居视其所亲,富视其所与,达视其所举,穷视其所不为,贫视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周纪一·威烈王二十三年》)

“注译”达:显贵,此处指居高官;穷:困窘。全句译意为:平常观察他亲近什么人,富贵时观察跟从他的是什么人,居高官时观察他举荐什么人,困窘时观察他不做什么,贫穷时观察他不索要什么,根据这五方面考察就完全可以确定相国人选了。

“品读”“家贫思良妻,国乱思良相。”战国时魏文侯要在魏成和翟璜二人中选出一人为相,问大夫李克谁更合适。李克表示自己地位卑疏,不敢妄说。魏文侯对李克说:“先生临事无让。”李克这才说了上面这番话。李克所说的“居视”、“富视”、“达视”、“穷视”和“贫视”,都是属于德行的范畴。而这“五视”,魏成都在翟璜之上,魏文侯据此确定魏成为相。李克所说的这“五视”,不仅是择相的德行标准,也是衡量一个人德行的尺度。

814.德必核其真

“原典”德必核其真,然后授其位;能必核其真,然后授其事;功必核其真,然后授其赏;罪必核其真,然后授其刑;行必核其真,然后贵之;言必核其真,然后信之。物必核其真,然后用之;事必核其真,然后修之。(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十九·汉纪二十一·元帝建昭二年》)

“注译”全句译意为:对一个人的品德,必须核实是真的,然后才授给他官位;一个人的能力,必须核实是真的,然后才交给他事情做;一个人的功劳,必须核实是真的,然后才奖赏他;一个人所犯的罪,必须核实是真的,然后才加以惩处;一个人的贡献,必须核实是真的,然后才升迁;一个人的言谈,必须核实是真实的,然后才能相信;对于器具,必须核实是真正的,才可以使用;对于事情,必须核实是真的,然后才能去干。

“品读”战国末期的儒学大师荀悦从孔子的“政者,正也”的定论出发,提出君主治理国家最重要最基本的是要“正己”,己不正则无法管理国家,而诚实正直的人是“正”的主干。荀悦提出要选用诚实正直的人,必须“德必核其真,然后授其位”;“能必核其真,然后授其事”等八项考核人和物的主张,荀悦的八项主张对我们今天仍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815.得人在审举

“原典”治本在得人,得人在审举,审举在核真,未有官得其人而国家不治者也。(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百三·晋纪二十五·简文帝咸安二年》)

“注译”审举:慎重地选用。举,选用;核真:核对是否属于真实。全句译意为:治理国家的根本在于得到人才,得到人才的关键在于慎重地选拔,而选拔的关键又在于核对其能力是否真实,从未有过任命官吏得当而国家治理不好的。

“品读”“治本在得人”。“为治之要,莫先于用人。”(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七十三·魏纪五·明帝景初元年》)明主贤臣深谙其道。前燕被前秦吞并后,秦主苻坚召见前燕尚书侍郎高泰,向他征询治国之道,高泰以上面的话答之。如何才能任人得当,高泰提出要“审举”、“核真”。通过“审举”、“核真”,就能选拔出德才兼优的臣属。这样,国家何愁不治!苻坚听后称赞高泰的主张“可谓辞简而理博矣”。

816.铜臭为公

“原典”钱神起论,铜臭为公。(隋祖君彦《为李密檄洛州文》)

“注译”钱神:钱为神灵;铜臭:这里讥讽以钱买官者。全句译意为:以钱来论定官职,以钱卖官买官还说是公道。

“品读”西晋惠帝以后,纲纪大坏,鲁褒作《钱神论》讽刺当时贪鄙之风。隋炀帝时,朝廷腐朽,贪鄙之风盛行,金钱左右着官吏任免、案件审理,这已成为公行的办事标准。祖君彦这句话就是对当时卖官买官的辛辣讽刺。这股铜臭,东汉早有污染。东汉的崔烈,以钱五百万买得司徒,问其子崔钧:“吾居三公,于议者如何?”(我当上三公之后,外面的议论如何?)其子如实回答:“论者嫌其铜臭。”(《后汉书·崔寔传》)设官用人,应该考察衡量他的品德才能,应该秉公办理,如崔烈之铜臭,哪里还论什么德才,哪里还有什么公理可言?817.其心不正不足贵

“原典”人有才堪任事,其心不正者,终不足贵。(元脱脱《金史·本纪·宣宗下》)

“注译”堪:可,能;正:端正。全句译意为:人即使有才能办事,但如果心地不正,也不足为贵。

“品读”这是元光二年三月金宣宗与大臣们议论人才得失时所说的话。金宣宗的意思是说:选拔任用官吏,首先要看他的德行。如果德行不好,即使有才,也不能任用。丞相张汝砺顺着金宣宗的意思接着说:“其心不正而济之以才,所谓虎而翼者也”(如果其人心地不正而又有才,就像猛虎又插上了双翼,为害更大)。这确实是警世之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