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司马炎在平吴之后，颁布占田课田制。占田课田制是从曹魏的屯田制演化而来的。曹魏的屯田，有用士兵的兵屯，有用屯田客的民屯。屯田客除交屯田租外，不负担其他课役。军士或士家既要作战，在分休时又得屯田。初期屯田，解决了流民与荒地的问题，安定了社会，缓和了阶级矛盾，具有积极意义。但是由于租役繁重，屯由客时有逃亡，为了缓稻屯田客的反抗逃亡，整齐划二编户和屯民的赋役负担，因而用“以均政役”的名义，罢去农官，将其管地一律改为州县，制定出共同的租调交纳数量，从而屯田也转变发展为占田课田了。魏末咸熙元年（公元264年），司马昭掌握大权时，“罢屯田官，以均政役。诸典农皆为太守，都尉皆为令长。”典农即指典表中郎将，典农校尉，他们都改为太守，都尉即典农都尉，都改为县令或县长，不言而喻，他们治下的典农部民。屯田客等也就成了属于州县的编户了。这一变革，不是一次完成。泰始二年（公元266年），又下令：“罢农官为郡县。”（《晋书·武帝纪》）经过这样的改变，直到平吴全国统一后，才颁布占田课田和户调式的。所以，屯田制转变为占田课田制，是在缓和当时阶级矛盾，整齐赋役征收办法的要求下，不得不改弦更张的措施。
其次，西晋实行占田课田制，还由于存在许多荒地和逃亡隐匿的人口。经过屯田，农业虽然取得恢复和发展的较好成果，但荒地与浮逃人口的问题，依然存在。如要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安定社会，巩固政权，就必须进一步解决荒地和隐逃户的问题，把劳动力编制到土地上。如泰始四年（公元268年），司马炎下诏，要郡国守相，巡行属县！“敦喻五教，劝务农功”次年，又“申戒郡国计吏，守相令长，务尽地利，禁游食商贩”（《晋书·武帝纪》）。同年又曾下诏说：“朕惟人食之急……夙夜警戒，念在于农。虽诏书屡下，敕厉殷勤，犹恐百姓废惰，以捐生植之功。而敕史2000石，百里长吏，未能尽勤，至使地有遗利，而人有余力。”就在汲郡一郡，王宏为太守时，“督劝垦荒5000余顷”（《晋书·王宏传》）羊祜镇襄阳，“垦田800余顷”（《资治通签·晋纪》）可见晋初荒地还不少。劳动力也是晋初一个严重问题，当太康平吴，统一南北之时，全国户数只有245万多户，当两汉1000多万户的四分之一。户数这样少，也是荒地多的一种表现，同时更表明劳动力的游离于土地，因此当时的傅咸说：“今之不农，不可胜计。”西晋统治者为了稳定政权，增加赋税收入，就不得不设法垦荒，争取到更多的劳动人手固着于土地上，使劳动力与土地相结合，恢复和发展农业，达到稳定政权的目的。
再次，由于曹魏以来大土地私有制的继续发展，豪势之家占田无限，因而在占田法令中规定按品位高低占田，企图限制一下占田太多的情况，当然，官品越高占田越多，而且超过规定广占田地者很多。占田制想使地主阶级内部对田地的瓜分维持在一定比例上，以缓和其内部矛盾。但实际上收效不大。
太康元年（公元280年）颁布了这一田制。内容是：一为诸侯的刍藁田：“国王公侯，京城得有一宅之处，近郊田大国田15顷，次国10顷，小国7顷。”；二为编户百姓的占田课田，规定为：“男子一人占田70亩，女子30亩，其外，丁男课田50亩，丁女20亩，次丁男半之，女则不课。”；三为官吏的按品占田，规定为：“其官品第一至于第九，各以贵赋占田。品第一者占50顷，第二品45顷，第三品40顷……”在颁布占田课田制的同时，颁行了户调式这一剥削制度。据同书所载：“又制户调之式，丁男之户，岁输绢3匹，绵3斤，女及次丁男为户者半输……男女负担户调的年龄为：男女年16以上至60为正丁；15岁以下至13、60以上至65为次丁；12以下，66以上为老小，不事。”
司马炎在施行占田课田制时，对豪门世族的占田制也进行了规定。即按官品的高低占田并按品级荫有人户和占有佃客。佃客实际上就是附着于贵族官僚的占、田土从事生活劳动的农奴。因此，土地不是佃客的占有物，恰恰相反，佃客却是土地的附着物。
西晋官吏不仅按品级占田和占有佃客，而且还有菜田或厨田。据《晋书·职官志》记载：“太宰，太保等诸公和位为从公官品第一的，“给菜田十顷，驺十人”。特进等品秩第二的，“给菜田八顷，田驺八人。”光禄大夫、尚书令等“给菜田六顷，田驺六人。”如陈骞为大司马，司马炎曾予“厨田十顷，厨园五十亩，厨士十人”。菜田和田驺、厨田和厨士是有一定比例的，田一顷驺一人，田驺、厨士和佃客一样，也是世族豪强的农奴。
官吏按品第占田及受赐菜田等，都是合法的占有田地。此外，豪门大族等更非法兼并掠夺农民的土地。如石崇有“水碓30余区，苍头800人，他珍宝货贿田宅称是。”王戎“性好兴利，广收八方园田水碓，周遍天下，积实聚钱，不知纪极。”幽州刺史王浚及其部下将士，“并广占山渍，引水灌田，渍陷塚墓。”豪门大姓不仅侵夺民田，而且侵占官田，如裴秀“占官稻田”，“立进令刘友，前尚书山涛、中山王睦、故尚书仆射武陔，更占官三更稻田。”李熹提出弹劾时，司马炎下诏只处罚了刘友这个小县令，至于大官僚山涛、司马睦等，认为他们不会重犯已往的过错一概不纠。司马炎作为世族豪门的代言人，尽量维护大贵族大官僚的利益，放任他们兼并土地，因而西晋时的大土地占有制日益发展。
贵族官僚既然广占田地，就必须拥有大量不同称谓的农奴一如荫户、佃客、苍头、衣食客等成为其劳动力。司马炎虽也曾想明令禁止，但是只是徒行文书，难收实效。
部曲，是军事编制的形式，凡是部下的士兵，一般都可以泛称部曲。以后又发展到贵族豪门家的家兵家将，即且耕且战的私属，都可称为部曲。部队可称部曲，私家武装也可以称为部曲。
西晋初年，羊祜镇守襄阳时，吴将邓香“率部曲而降”；这是官家部曲；张光“少为郡吏，家世有部曲，”这是私家的部曲了。
贵族豪门大量占有田地，拥有大量的佃客、部曲等，使得西晋的大土地占有制日益发展，世族豪强的经济力量日益强大，封建割据势力也随之日益增长。司马炎所建立的西晋之所以很快覆灭，形成四分五裂的局面，固然有政治上的原因，而世家豪族盼广占田地和佃客、部曲，地方经济势力的发展，也是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原因。
占田课田是从屯田发展而来的，屯田的土地是封建的国有土地，用“以均政役”的美名改为占田课田，所以，占田课田就是在国有上地上推行的种田制，在占田制下的个体农民，占有小块田地，比电田客或屯民身份较自由些，但封建依附性还颇强，法律不允许他们逃亡，还有人建议“申严此防，令监司精察，一人失课，负及郡县”。《晋书·束皙传》可见占田课田下农民的依附性了。
从屯田制转变发展为占田课田制，有消极的一面，也有积极的一面。
在贵族官僚等地主阶级占田方面，颁行占田课田时，也规定了诸侯应占的刍藁田的限额和官吏按品级占田的数额，这在形式或法令上是企图限制一下贵族官僚地主的占田数量，限制他们不能占田太多，固然收效甚微，总算有个限额。同时，这一田制又是对大土地私有制的一种让步或妥协。在罢去民屯实行占田课田时，并未追收贵族官僚所侵占的屯田土地，并且还规定一品官可占田五十顷，9品也可占到十顷，这就是保证豪门地主的利益，因此，西晋罢屯田而推行占田课田制，一则用“以均政役”的美名，来笼络人心，缓和农民的反抗，缓和阶级矛盾；二则司马氏政权本身就是代表士族豪门的利益，需要他们支持这个政权，所以也是对士族豪门韵让步，从而有利于大土地私有制的发展。
在农民占田方面，一夫一妇之家可以占100亩，其中课田70亩，但是农民是否能够占足，那就大有问题了。占田不足的重要原因，就是贵族官僚、强宗大族广占田园和水泽，乃至设置许多牧场。农民占田不足，剥削又重，故“一岁不登，便有菜色”（《晋书·傅咸传》）田数虽不足额，但田租却必须交纳。
从积极作用看，一则占田制鼓励垦荒，要将劳动力和土地结合起来，多少收到一定的效果，王宏为汲郡太守时，这里垦荒5000顷。刘颂为淮南相时，经常要修治芍陂，“年用数万人。豪强兼并，孤贫失业，颂使大小戮力，计功受分，百姓歌其平惠”。（《晋书·刘颂传》）这反映当时地方官注意农耕，故能垦辟不少荒地；能够多少抑制豪强，使力役均平，免致农民的逃亡。二则在推行占田制后，或言这时“天下无事，赋税平均，人咸安其业而乐其事。”（《晋书·食货志》）
从太康时期的繁荣可以窥见一斑。平吴那一年（公元太康元年，公元280年），西晋有户240余万，但到太康三年（公元282年），已锐增到377万户。两三年中，增加了130多万户，增加的人口是相当可观的。
占田制上承曹魏屯田，下启北朝的均田，在我国经济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