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不厌诈。做人做事有时也要善于藏其真、示以假。这无非是为了取悦别人，或为了麻痹对手，或为了蒙蔽舆论，但最终还是为了成就自己的事业。
攻其不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法，做人亦如此。
宋真宗乾兴元年（1022年）二月，真宗病逝，仁宗赵祯即位。丁谓继续把持朝政，上欺仁宗、下压群臣、一手遮天、威势赫赫，谁都惧他三分。
丁谓把仁宗孤立起来，不让他和其他的臣僚接近，文武百官只能在正式朝会时见到仁宗。朝会一散，各自回家，谁也不准留下单独和皇上交谈。
参知政事王曾虽身居副宰相之位，却整天装作迷迷糊糊的憨厚样子。在宰相丁谓面前唯唯诺诺，从不发表与丁谓不同的意见，凡朝中政事，只要丁谓所说，一切顺从，从来不予顶撞反对。朝会散后，他也从不打算撇开丁谓去单独谒见皇上。日子久了，丁谓对他越来越放心，以致毫无戒备。
一天，王曾以一向低眉顺眼的奴才相哭哭啼啼地对丁谓说：“我有一件家事不好办，很伤心。”丁谓关心地问他为何事为难。他撒谎说：“我从小失去父母，全靠姐姐抚养，得以长大成人，恩情有如父母。老姐姐年已八十，只有一个独生子，在军队里当兵。身体弱，受不了当兵的苦，被军队打过好几次屁股。姐姐多次向我哭泣，求我设法免除外甥的兵役……”
丁谓说：“这事很容易办吧！你朝会后单独向皇上奏明，只要皇上一点头，不就成了。”
王曾说：“我身居执政大臣之位，怎敢为私事去麻烦皇上呢？”
丁谓笑着说：“你别书生气了，这有什么不可以的。”王曾还是装作犹豫不决的样子走了。过了几天，丁谓见到王曾，问他为什么不向皇上求情。王曾嗫嚅地说：“我不便为外甥的小事而擅自留下……”丁谓爽快地回答他：“没关系，我让你单独留下。”王曾听了，非常感激，而且还滴了几点眼泪。可是几次朝会散后，仍不曾看到王曾留下求情。丁谓又问王曾：“你外甥的问题解决了吗？”王曾摇摇头，装作很难过的样子：“姐姐总向我唠叨没完没了的。我心里也不好受。”说着说着，又要哭了。丁谓一下子起了同情心，一再动员王曾明天朝会后单独留下来，向皇上奏明外甥之事。王曾迟疑了一阵，总算打起精神，答应明天面圣。
第二天大清早，文武百官朝见仁宗和刘太后以后，各自打马回家，只有副宰相王曾请求留下，单独向皇上奏呈。宰相丁谓当即批准他的请求，把他带到太后和仁宗面前，自己退了下去。
王曾一见太后和仁宗，便急忙揭发丁谓的种种罪恶，力言丁谓为人“阴谋诡诈，多智数，变乱在顷刻。太后、陛下若不亟行，不惟臣粉身碎骨，恐社稷危矣。”一边说，一边从衣袖里拿出早就准备好的一大叠书面材料，都是丁谓的罪证。太后和仁宗听了王曾的揭发，大吃一惊。刘太后心想：“我对丁谓这么好，丁谓反要算计我，真是忘恩负义的贼子，太可恨了！”至于仁宗呢？他早就忌恨丁谓专权跋扈，只是畏于太后的权势，不敢出手。今天和王曾沟通了思想，又得到太后的支持，自然不会手软。
王曾在太后和仁宗面前整整谈了两个时辰，直谈到吃午饭的时候还没完。丁谓等在阁门外，见王曾很久不出来，意识到王曾绝不是谈什么外甥服兵役的问题，肯定是谈军国大政。他做贼心虚，急得直跺脚，心想：“上当了！”但此时的丁谓已根本没有向皇上和太后辩解的机会，被仁宗一道旨意流放到了偏僻荒凉的崖州。
王曾就是这样，放了几次情真意切的烟雾弹，做怯懦迷糊状，终于赢得丁谓信任，使其放松警惕，以曲折的方式打掉了一个国贼。
“三十六计”中有一个名目，叫做“假痴不癫”。大意是，宁可装傻而不行动，不可冒充聪明而轻举妄动。暗中策划而不露声色，就像雷电在冬季蓄而未发一样。
糊涂作为一种手段，诈无所谓是、无所谓非，全看行诈者的身份与动机。忠正之人为伸张正义而向昏暴奸邪行诈，那叫政治智慧，叫韬略；反之，则叫阴谋诡计，叫欺骗。
糊涂不是昏庸，而是韬光隐晦，为人处世豁达大度，拿得起、放得下。真正的聪明人都是懂得糊涂的道理的，他们遇到任何事绝对不会自作聪明、大发议论，相反都是装出一副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不清楚的样子，躲躲闪闪装糊涂。这样的人心知肚明，但是什么人也不会得罪。他们在生活中能够左右逢源、逢凶化吉，真正活得逍遥自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