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宝十二年（？53），颜真卿由于不依附权相杨国忠而被排挤出都城长安，出任平原太守。文化底蕴深厚的平原郡附近留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迹，保存着大量的秦篆、汉隶和南北朝的摩崖石刻，这些石刻遗迹表现出淳朴的书写美，又有峻厚的凿刻美，还有一种自然美的韵味。看到这些，颜真卿的艺术观念受到了强烈的冲击，他深深感受到自己过去追求的匀称秀丽的风格在这些圆浑厚重、气势磅礴的石刻面前，竟是多么的庸俗与柔弱！
不久，《东方朔画赞碑》就诞生了。这是在“安史之乱”前夕，颜真卿为迷惑安禄山的刺探而游览当地东方朔神庙时留下的。
东方朔（前154—前95），平原厌次（今山东陵县）人，西汉武帝时代的一个杰出人物。他博古通今，在政治、军事、文学艺术等很多方面都有建树。因为他不求富贵，不阿谀奉承，多次当面指出汉武帝的错误，并竭力反对扩建奢华的上林苑，汉武帝对这种做法非常反感，以东方朔的一次醉酒失态为由将其贬为平民。后来虽又官复原职，但他仍然不顾个人安危，以大局为重，以滑稽的方式进行讽诔，他的事迹因此被写入了传记，人们还修建了东方朔神庙纪念他。
晋朝的夏侯湛一向非常崇拜东方朔，后来他在路经平原的时候，就专门瞻仰了东方朔神庙，见只有画像而没有碑文，感叹之余写下了《东方朔画像赞》，文中颂扬了东方朔胸怀远大，能直言规劝皇上，嘲讽达官，处于污泥浊世却能保持清高自如的气节。
开元八年（720），当时的德州刺史韩思复曾将这篇赞语刻碑立于庙前。时光荏苒，三十多年后，颜真卿遭遇排挤来到了平原郡。
当颜真卿一行来到东方朔神庙时，只见枯黄的杂草在阴冷的北风中瑟瑟抖动，满目荒凉，碎石中的碑石已经斑驳不堪，碑文也已模糊难辨。安禄山的四个刺探就在跟前，当年东方朔遭到政治迫害，无奈被贬，自己同样遭到奸相排挤，颜真卿不禁暗自感叹，为打消怀疑还要被迫掩饰，此情此景竟然如此相似。他百感交集，却欲喊不能，当即展纸挥毫，重新书写了碑文，并撰写了碑阴记。颜真卿对东方先生的仰慕同情之心伴随着胸中的愤怒、郁闷、忧虑以及保国的决心，随着浓浓的墨汁一齐流淌出来。
当碑文刻好的时候，正值安禄山扯起了反叛的大旗，石碑便被埋在泥土中藏了起来，“安史之乱”结束后，才被挖出立在庙前。这块碑现在仍然在东方朔故里，已经被国家定为一级保护文物。
《东方朔画赞碑》比《多宝塔碑》仅仅晚了两年，字体变为大楷，无论点画用笔还是结体取势都变得厚重多了，像铜浇铁铸的一般，充满了一种慷慨激昴的气势，显示出一位忠义刚烈之士坦荡憨厚的胸怀。此碑是颜真卿书法艺术的又一座里程碑，从此也开始了被后人称为“中年变法”的全新的艺术道路。
此碑在用笔上已经突破了王羲之、褚遂良等人的风范，笔画全部用中锋铺毫写出，笔墨更加酣畅，点画更加饱满，十分沉稳厚重，形成了具有独特审美风格的壮美线条，奠定了“颜体”的基础。它的点画在起收和转折处大多数用了十分刚峻的方笔，熔铸了汉代碑刻的笔意，可见颜真卿对我国古代书法的学习和思考是非常全面的。
“颜体”端庄雄伟的独特结体，浑厚刚劲的恢弘气势，在《东方朔画赞碑》中已经初具规模。
《东方朔画赞》共36行，每行30字，在山东陵县。碑额篆书“汉太中大夫东方先生画赞并序”。天宝十三年（754）十二月立于德州。晋夏侯湛撰文。原石多经剜刻，面目全非。传世有宋拓佳本。
这是颜真卿四十六岁时写的，大楷字径约十厘米。平整峻峭，深厚雄健，气势磅礴。苏东坡曾学此碑，并题云：“鲁公平生写碑，唯《东方朔画赞》为清雄，字间栉比而不失清远。其后见逸少本，乃知鲁公字字临此本，虽大小相悬而气韵良是。”。明人有云：“书法峭拔奋张，固是鲁公得意笔也。”
假如说比此碑早二年的《多宝塔感应碑》还比较清秀，与后来的颜书面貌有所不同的话，那么，此碑已初具后来颜书的规模。此碑在研究颜书的发展上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