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一门忠烈——颜真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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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初入仕途

开元二十四年(736年),颜真卿以校书郎的职务开始仕宦生涯。这时,朝廷没有大规模的图书编纂活动,校书郎也颇为清闲。闲来无事,颜真卿翻检隋时陆法言与自己祖上颜之推等人所定音韵学名著《切韵》,想在此基础上编成一部大书。他以《切韵》为本,引许慎《说文》等字书,详尽排比其训解,又将经史子集四部书中相关成句汇编于后,开始着手进行。这正是颜氏家学。他给这书起的名称是《韵海镜源》,以其征引穷尽,故曰韵海;“以其镜照原本,无所不见,故曰镜源”。这本书创建了一种体例,清康熙朝编《佩文韵府》即以此为滥觞。

编书之外,他也作些诗文。相州刺史张嘉枯为北周忠于王室而死的大臣尉迟迥建庙立碑,请阎伯玛撰碑序,颜真卿撰铭,由著名隶书家蔡有邻书写。蔡有邻此后于天宝六载应邀书写颜惟贞碑。颜真卿赞颂尉迟迥:“精贯天地,义伏群丑。节著诚全,死而不朽。”尉迟迥成为颜真卿的精神榜样。

颜真卿与在长安的友人自然仍有来往,也结识新的朋友,以边塞诗闻名后世的高适就是新朋友之一,两人有诗赋往来。

高适的祖辈做过大官,只是到他父亲这一代,高家已经显出败落之相。高适的父亲只是勉强做了一段韶州(今广东韶关)长史,家庭已经落魄到了要靠躬耕田垄才能过活的地步。

虽然家境败落了,但高适的心气却很高,对农事稼穑不感兴趣,渴望出人头地,恢复家族的荣光。高适于开元二十三年(735年)来长安应制科试,不中,留寓京城数年,结交名流。在京城晃荡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高适依然一无所获。他认识到了现实的残酷,于是开始走另一条道路。他北上蓟门,漫游燕赵,想在边塞建立一番功业。当时燕山一带的游牧民族经常进犯唐朝边境,高适主动前往参加战斗,他把求取功名的希望寄托在疆场之上。尽管他很卖力,但战斗结束时,他的愿望再一次化为泡影。

这段时间,他与李白、杜甫成了好朋友。三个怀揣梦想的年轻人,整天聚在一起,饮酒游猎,怀古赋诗,同食同宿。当时人对高适的评价是:“落落有奇节”。“性拓落,不拘小节。耻预常科,隐迹博徒,才名自远。”

高适有狂傲气质,这与颜真卿不同;有大志,重气节,这与颜真卿相近。两人共同点多于差异点,意气相投。

开元二十六年(738年),颜真卿的母亲殷氏在洛阳去世,颜真卿依礼服丧三年。他回想自孩提时母亲的抚养教育,满怀思念感激之情。在这之前,伯父颜元孙卒于开元二十年;姑母颜真定卒于开元二十五年(737年),终年八十四。对长辈的思念,自会常常萦绕他的心头。

天宝元年(742年)秋,扶风郡太守崔诱举荐颜真卿应博学文词秀逸科,唐玄宗于兴庆宫中勤政楼亲试,策试上等。这次所试属于制举,与进士、明经等常科不同,名义上由皇帝亲试,名望高于进士科,登科后所授官职一般也比进士及第者高,以后的升迁也比较快。当年授京兆醴泉(治所在今陕西礼泉)县尉。县尉管理庶务,催收租税,事务很繁杂,与校书郎的清闲迥异。文士对做县尉颇有怨言。

例如,高适在天宝年间任封丘县尉,作诗说:“只言小邑无所为,公门百事皆有期。拜迎长官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后来白居易任整厘县尉,作诗说:“一为趋走吏,尘土不开颜。”

身如小吏,拜迎长官,有时还要因催租税而鞭打百姓,确是使人烦躁不快。颜真卿或许也未能摆脱这种苦恼。另一方面,县尉因地区不同也有高下之分,京畿县尉就比一般县尉重要,可以看作入朝为官的阶梯。白居易也是在制举登科后授京畿整厘县尉,不到两年就成为翰林学士。宋人董迪对所见整厘尉题名评论道:“唐都关中,整厘在畿内,为望至重,而尉尤为要任,自进士第一与贤科中选人得补。然以题名考之,皆自此人翰林、充学士者接武,不者犹为真御史。”整厘如此,醴泉县等级还要稍高,唐太宗昭陵就在县境内。因此,颜真卿的这一官职实在有利于此后的升迁。

依制度,每年春秋遣公卿谒陵,县里官吏也要忙着照应。作为县尉,颜真卿到昭陵的次数必然会很多。昭陵墓地在县东北的九峻山,是唐太宗亲自选择,依山而凿,气势壮阔。陵旁立石像十几座,仿贞观中归顺的外蕃君长形状,又雕刻太宗所乘战马六匹,以显耀太宗的辉煌武功。陵区又有功臣密戚一百多人陪葬,更显出唐王朝开国君臣的雄伟力量。昭陵的气魄充塞天地,足以使生活在盛唐的后代子民增添干云豪气。至于昭陵六骏石雕,或站立,或缓行,或飞奔,神态各异,又都雄健壮美,其雕刻艺术具有卓越的美学品位。从艺术各门类相通的规律来看,这对颜真卿的书法艺术会有潜在影响。昭陵附近有座瑶台寺,有禅僧称为圆寂上人,颜真卿常到寺访之。圆寂上人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他晚年因公经过瑶台寺,还作诗怀念。

醴泉任满,天宝五载(746年),御史中丞、京畿关内道采访黜陟使王拱以清白荐举,迁长安县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