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嗜书好学的帝王。他5岁入书房读书,昼夜苦读,不论寒暑,甚至废寝忘食。又喜好书法,“每日写千余字,从无间断”。他读“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必使字字成诵,从来不肯自欺”。后来他要求皇子读书,读满百遍,还要背诵,这是他早年读书经验的传承。康熙继位后,学习更加勤奋,甚至过劳咯血。他读书不是为消遣,而是为“体会古帝王孜孜求治之意”,以治国、平天下。他在出巡途中,深夜乘舟,或居行宫,谈《周易》,看《尚书》,读《左传》,诵《诗经》,赋诗著文,习以为常。直到花甲之年,仍手不释卷。
康熙帝重视史籍,下令编纂《清文鉴》(满文字书)、《康熙字典》、《古今图书集成》、《全唐诗》、《皇舆全览图》等,开一代整理与雕印文化典籍之风。他还有《御制文集》(三集)、《御制诗集》、《几暇格物编》等传世,留下1147首诗词。
康熙皇帝对医学很有兴趣,也很有研究。他说自己“年力盛时,能挽十五力弓,发十三把箭”,可见他体格强健、长于弓马。他也得过几场大病,使他很早留心医药学。康熙40岁那年得了疟疾,中医药未能治愈,耶稣会教士洪若翰、刘应进金鸡纳霜(奎宁)。康熙服用后,很灵验,病好了。他召见洪若翰、刘应等,在西安门内赏赐房屋,后这里成为天主教北堂。曹寅得了疟疾,康熙赐金鸡纳霜治好了他的病。此后,康熙便对西药发生兴趣,命在京城内炼制西药,还在宫中设立实验室,试制药品,亲自临观。他提倡种痘以防天花。关外的游牧族群,特别怕患上天花。顺治因患天花而死,康熙也出过天花,脸上留下麻子。清朝在塞外建避暑山庄、木兰围场,原因之一是蒙古贵族可以不入京朝觐,减少出天花的机会。他破除因循,推广种痘,命先给自己子女及宫中女子种痘,还给蒙古49旗及喀尔喀蒙古部民种痘,这就使千万人因种痘而免去患天花死亡或不死而留下麻子的悲剧。
康熙帝命耶稣会士巴多明将西洋《人体解剖学》书籍翻译成满文、汉文。他曾命将一只冬眠的熊进行解剖,并亲自参加。康熙又喜爱、研习自然科学。他学习和研究自然科学的一个动因,是曾经因为不懂自然科学而在处理政事时遇到困难。钦天监杨光先状告汤若望,朝廷会议展开了一场关于天算历法的大争论。
康熙皇帝是一位学习型的皇帝,不仅如此,他还很重视虚心接纳。自明朝后期始,西方耶稣会士陆续来到中国。他们一面传教,一面传授西方科学知识,在康熙朝有一批外籍教师,如比利时人南怀仁、葡萄牙人徐日升、法国人张诚和白晋等,其中以汤若望和南怀仁最为著名。
康熙皇帝不仅是一位明君,更是一位严父。康熙帝的子女,在清帝中算是最多的,共有35子、20女。有学者统计,康熙的皇孙共97人。康熙对子孙的教育特别认真,也特别严格。康熙也像平民百姓一样,严格教子,望子成龙。康熙对子孙的教育,通过多种方式进行。包括言传、身教,让子孙参加祭祀、打猎、巡幸、出征等,上学是康熙教育子孙的基本方式。
清朝皇子的教育,《养吉斋丛录》记载:“我朝家法,皇子、皇孙六岁,即就外傅读书。”学习的时间,“寅刻至书房,先习满洲、蒙古文毕,然后习汉书。师傅入直,率以卯刻。幼稚课简,午前即退直。迟退者,至未正二刻,或至申刻”。休假日,“惟元旦免入直,除夕及前一日巳刻,准散直”。一年之中,休假只有元旦一天和其前两个半天。相比之下,今日学生的假日可谓多矣。康熙确定了皇子皇孙的教育制度。康熙教育子孙,是他为君之道中的重要内容。康熙的继承者雍正、乾隆都很杰出。
康熙处理军国大政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个是“勤”,另一个是“慎”。
康熙一生勤政。“勤政实为君之大本,怠荒实亡国之病源”。清朝的皇帝,从天命汗到光绪帝都是勤政的。从康熙开始,皇帝每天都要御门听政,就是在皇宫乾清门前,由皇帝亲自主持御前朝廷会议。因为最初康熙听政主要在乾清门,所以称作御门听政。后来听政的地点经常变化,有时在中南海瀛台勤政殿、避暑山庄澹泊敬诚殿等。参加会议的主要有六部九卿(礼吏户兵刑工六部尚书、左都御史、通政使、大理寺卿)等官员。会议有记录,就是起居注。康熙从14岁亲政以来,每天御门听政,一年四季,无论冬夏,没有例外。听政的时间,一般在早上八点左右,所以又称“早朝”。康熙的御门听政,严寒酷暑,从不间断。他说:“一岁之中,昧爽视朝,无有虚日。亲断万机,披览奏章。”即使在康熙十八年发生北京大地震,康熙照常早朝,御门听政。康熙从亲政之日起,到去世之前,除因生病、三大节、重大变故外,几乎是没有一天不听政的。
康熙理政不仅“勤”,而且“慎”。康熙一生谨慎,对于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反复调查,慎重决策。
康熙对臣民强调要实行“仁爱”。康熙屡次申令停止圈占土地;又免钱粮达545次之多,计银15亿两。他赈灾,设义仓,关心民众疾苦。他宣布:自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后雍正实行“摊丁入地”,中国长期以来的人丁银被免除。其正面影响是减轻了人身依附,其负面影响是刺激人口增长。乾隆时人口到3亿,道光时则突破4亿。
文字狱盛行,株连广泛
文字狱是因著文作字而获罪的政策。要使你因此而获罪,很容易,找出你的章表诗文,然后寻章摘句,旁牵侧引,罗织罪名,这样你就死得成了。文字狱由来有两千多年历史了。明洪武年间,清康雍乾年间文字狱间极为盛行。而清康雍乾三朝对这案件捕风捉影之荒唐,牵强附会之怪异,株连之广泛,处理之残酷,无以复加。清朝统治者尤其是康熙、雍正、乾隆时期经常把文字狱当作手中的紧箍咒,用来威胁迫害怀念明朝、对清朝有反感情绪的汉族知识分子。在清朝170多个文字狱案例中,实际上只有极少诗文勉强说得上有思念明朝、不满清朝的情绪,而大多数与此根本挂不上钩。清朝首例文字狱发生在1645年。这年河南乡试,一份中举试卷误将“皇叔父”(指多尔衮)书为“王叔父”,被指为大不敬,主考官欧阳蒸、吕云藻革职,交刑部论罪。在康熙皇帝统治期间,清王朝在思想上的专制是也十分严酷的,表现之一就是大兴文字狱。康熙皇帝统治期间发生的文字狱案共有11起,比较典型的,有下面几起:
《明史》案发生在顺治十八年,决谳于康熙二年。
明朝天启宰相朱国桢退休后曾著《明史》一书。业已衰落的朱家将稿以千金卖给湖州富户庄廷鑨。该书讲了崇祯朝和南明史事,尊南明弘光、隆武、永历正朔,有指斥清朝词句。庄廷鑨是个瞎子,效法“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将该书作了一些增补,当作是自己写的书。修订完后便于顺治十二年病死了。其父庄允城将书易名《明史辑略》,请崇祯十三年进士,在南明弘光政权中担任过礼部尚书的李令皙作序,又邀江南18位名士列为参订。庄廷鑨的岳父朱佑明是大富豪,顺治十七年以庄廷鑨之名将该书印行于世。好些人都想利用书中违碍之处向庄允城敲竹杠。庄允城都用钱财堵了他们的口。康熙二年(1663),归安县(在今浙江吴兴县)吴之荣,罢了知县,想借告发立功,以图东山再起,将此事报告杭州将军松魁。松魁与巡抚朱昌祚讨论了这事后,朱昌祚以书面形式报告督学胡尚衡。庄廷鑨知道后,通过贿赂免于起诉。之后,庄廷鑨将指斥清朝的话稍加修改重刊。吴之荣看到他第一次告密失败,但未死心,便买了初刊到京师直接告到司法部门。吴之荣向来怨恨南浔(吴兴县东)富人朱佑明,他乘机嫁祸于朱,他说庄书中所称“旧史朱氏”指的就是朱佑明。刑部于康熙元年派人到湖州调查,认为此书有8大罪。主要罪名是扬明朝,毁本朝。庄允城、朱佑明被逮至京城。
当时正是鳌拜等四大臣当政,利用此书大做文章,下令严审,给那些怀念明朝的人一点颜色看看。庄廷鑨被掘墓戮尸,其弟庄廷铖(24岁)与李令皙杀头。李令皙四个儿子也处以死刑,朱佑明有五个儿子,都被杀。参校该书的茅元锡(刚任命为朝邑县令)与吴之镛、吴之铭两兄弟与江楚诸名士列于书中者吴炎等人都被处死,查伊璜、范文白、陆丽京虽受牵连,但因为合词检举,加上广东提督吴六奇的救援,才没判罪。松魁因为事先没有禀报,带上脚镣手铐解赴京师。同时解赴京师的还有其幕客程维藩。松魁以其有免刑特权仅仅免了官,而程维藩被杀了头。湖江太守谭西闵到任才半个月,案发后,他与推官李焕都以隐匿罪处以绞刑。刻书、印书、订书、送板的与买书的也都斩首。浒墅关(吴县西北)货物专卖主事李希白听说阊门(吴县西北门)书坊有此书,派人去买。李希白和他派的人以及书商都被杀头。李希白所派之人因在书商邻居朱家等了一会,朱某已70多岁,与其妻遣送边远地区。此案处死的共70多人,受株连的221余人。罪犯妻子都遣送边远地区给人家做老婆。
吴之荣得到庄家与朱家家产各一半,起用为右佥都御史,后来死于寒热。《私史记事》云:康熙四年七月,“吴之荣归自闽中,行至半山,狂风骤起,雷电交加,之荣随成疟疾,寒热夹攻,两日而死,人皆称为天雷击死之。”
戴名世《南山集》案是发生在康熙时的一个大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