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经济天然地对其生存的环境最为敏感，他们势单力薄卑微无助，大多来自底层无业、失业贫困人群，在很大程度上，最需要政府的积极扶持和良好的外在市场环境，才能真正生存下来。
可现实的情况怎样呢？
在很多地方，个体经济连赖以谋生的最低要求都难以实现。他们没有更好的工作选择，只是为了“活下去”而已。
然而，“活下去”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这是发生在任何一个城市街头的真实一幕：几名城管正忙活着将刚罚没的一辆卖烤红薯用的三轮车往汽车上抬，一个头戴红色围巾、瑟瑟索索的中年妇女跪在地上哀求：“求求你们还给俺吧！俺以后不在这儿摆了。”
“哪都不能摆！我看你还是滚回老家去吧！”
“回老家……挣不着钱哪！”
2005年北京，深冬的一个早晨，发生在小街桥城河沿至东土城路之间一幕城管群殴路边摆摊卖菜小商贩的事件颇为触目惊心：十几名城管队员手持胶棒，围追堵截殴打着小商贩，甚至连妇女都没有放过。有一个被打的商贩，他的妻子为了保护丈夫，被城管队员挥棒打倒在地。两名城管队员拽着头发在地上拖，头发被抓掉了一大片，鲜血顺着头、脸、脖子流淌，由于天冷，鲜血流到脖颈处就凝住了，惨不忍睹。实在是打破了一个还有血性的人所能忍受的道德和心理底线。
无独有偶，前不久北京又发生了城管追缴小商贩三轮车被刺的命案。河北小贩崔英杰与城管队员发生争执，用小刀刺进海淀区城管分队副队长李志强咽喉部位，经抢救不治身亡。再一次暴露出弱势群体谋生权与城市管理之间的突出矛盾。
在老百姓的眼里，城管和摊贩之间的关系颇为微妙，犹如猫和老鼠，互相视对方为敌。摊贩因其弱势地位，被寄予了道义支持，而城管则多受道德谴责，甚至有“群起而攻之”的潜在危险。
以摊贩为例，他们之所以摆摊设点，不外乎是为养家口。这是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的现实。摊贩们由于缺乏工业社会的基本劳动技能，摆摊设点这种最简单、最初级的体力活成了他们的生存手段。人类社会，生存第一，摊贩们的存在有其合理性。再以城管为例，他们对摊贩进行管理是职务行为，扮演的是“执法者”的角色。他们并不是天生骄横霸道，也并非天生冷酷无情，他们的暴戾来自执法权的不公正。
究其实，这些人最大的“罪过”，也不过是占道无证经营、弄脏了街道卫生罢了，这么大点事果真值得如此大动干戈、逼得他们无立身之处吗？摊贩为何不能在城市里游走和谋生？谁赋予了城管对摊贩的驱逐权力？
既然城管执法本身缺乏合法性，那一定是为了政绩或是为了某些官员的面子工程。
试问，有谁的政绩或面子工程比处于弱势群体的小商贩的谋生权大？你们为他们谋生存的艰难想过吗？
城市禁止摆摊设点对于殷富人家当然无关紧要，对于官员来说，可以彰显“齐抓共管”的政绩，可对于这些底层老百姓来说，却无疑是剥夺生计的棒杀。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卖菜人以及许许多多和他一样命运的人们，倾其所有，骑着三轮车、开着丝毫没有安全感的摩托车充当着流动小商贩。斗转星移、花开花落、一年又一年，他们于黑暗中寻求希望，山高风冷唯心战栗；天当被，车当床，与天斗、与山斗，与饥饿寒冷斗、与人斗，真是苦不堪言！为了多赚一点钱，他们丢开做人的安逸与幸福，一边挖空心思与身边的一切障碍周旋，一边卑躬屈膝东求西拜、东躲西藏、含辛茹苦，连做人的一点点本性都给抹杀了。
……
据透露，北京每年有大量创业基金和项目基金，但由于基层执行力度不够，往往到不了真正想创业的人手中。而由国家提供的创业无抵押小额贷款，在北京一个区，5年来只发放了不到10笔。
据了解，在美国和在西方的一些国家，对于卖烤红薯这样一个层面的自食其力的人也不发放各种证件，不征收各种费用，允许他们在指定的地点摆摊设点。他们认为这是尊重最底层老百姓的基本生存权。
在中国，“贩夫走卒、引车卖浆”是古已有之的正当职业。这些底层的小人物们始终善良纯朴，无论这个社会怎样伤害他们，他们都没有去干那些诸如偷盗、抢劫、杀人放火的勾当，没有以伤害他人的方式生存。这难道不算是为平安社会、和谐社会作出贡献了吗？
相比之下，不能不说中国的创业服务严重缺失，中国的创业服务制度太冷漠！中国的最底层老百姓创业太难、太艰苦了！我国政府签订并批准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规定，人人应有机会获得自由选择和接受工作来谋生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也规定了人人都有劳动和享受劳动成果的权利。
我们充分理解中国现实社会的基本状况，由于城镇化的“超速”发展，引发了就业的困难。因为城镇化进程需要和产业结构及其转型的进程相适应，这是众所周知的常识。但是，近年来，城镇化发展和就业人口的增加越来越依赖第三产业的发展。由于人口基数特别大，平均每年一个百分点的城镇化率增长，就要求增加就业岗位800万个至1000万个。而第三产业的发展空间无法持续提供这个就业规模的大部分，超出了它的支撑能力。城镇化“超速”发展，使城镇存在大量民工现象，已经出现虚假化和贫困化的征兆。我国现阶段人口流动以进城务工的农民占整个流动人口的85%以上，约为1.3亿。这些人是计算在城镇人口里面的，是作为城镇化率的分子。但是，他们并不像城镇人那样享受政府为当地居民所提供的就业、教育、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不能算做真正的市民或者是城镇人口，更不用说他们的家属了。在享受劳动成果方面，农民工的工资最低、工作条件最差、无医疗保险、就业不稳定……这就使得许多人在失去工作的时候面临吃饭生存的问题。
而在另一个层面，那些利用政策投机、利用贿赂手段一夜暴富的“创业者”却拥有大量的资源和谋取暴利的政策空间。官员成了他们的座上宾和股东、官员手中的权力成了他们任意支配的工具、大把大把的钞票流进他们的腰包里！这些人大量地消耗或浪费着各种社会资源、经济资源以及自然资源，底层劳动者在街上摆个摊都如此艰难，这还能谈得上社会的公平、公正、理性吗？
我们不能不产生疑问：我们常说的天纲地常——社会的公平和理性究竟到哪里去了？我们的分配制度到底是怎么了？凭啥你那些有权有势的人可以消耗那么多的资源、占有那么多政策空间，底层百姓摆个摊位修个鞋补个锅卖个菜也不允许？
圣雄甘地有一句名言被大家传诵着：“地球上提供给我们的物质财富足以满足每个人的需求，但不足以满足每个人的贪欲。”
圣雄甘地说：“我将为这样的印度而奋斗；在这里，穷苦人将她当成自己的祖国，在事关她的发展问题上能有效发表意见；在这里，没有阶级地位的高低；在这里，所有的社会群体都将和睦相处；在这里，女性享有与男性同等的权利。这就是我梦中的印度。”
西方工业化的发展模式什么地方出现了问题呢？
这种发展模式的原动力来自攀比和竞争，就是这种发展模式激活并放大了人性中的贪婪与嫉妒，这些贪婪和嫉妒摧毁着人类的智慧、平静和幸福。在这样的发展模式下无论物质财富如何快速地增长，都不可能带来持续的和平，也不可能给人类带来普遍的幸福感；在这种发展模式中，“发展的衡量标准只是GDP的增加，但它仅是统计学中的统计数据，而非人民的真实感受；在这种发展模式中，基层人民备受日益增加的挫折感、疏离感以及不安全感的压抑。”（美·舒马赫）如果只注重物质财富的增加，只在物质世界中进行物质的搬运、化合、分解及不断地组合，甚至什么也没有变化，致使拥有的权利变化了，这不可能解决人类精神的问题，促进人类精神的进步。以拥有物质财富的多少去衡量人的幸福程度也是隔靴搔痒，更不可能触及到人性的本身，因为这完全是两个世界的问题。在美国发生的灾难性的“9·11”事件，是西方工业化发展带来的仇恨与城市建设中追求高大、标志性两条道路相交带来的结果。
再回过头来看看，中国民生发展的出路究竟何在？
我想应该回归于人性。
在藏地，藏族同胞可能在物质生活上很艰苦，甚至有些人家穷得超出我们的想象，但是，宗教信仰却是老百姓赖以愉快地生活的精神支柱。这很能说明物质与精神的辩证关系问题。宗教信仰所提倡的人人平等，人人享有自己的权利和义务，不正是一个正常社会所应该提倡和遵守的公共准则吗？
一个正常的社会，对于权利人的权利和义务应当是忠实的。在这个社会中充当公务员的人们，对于自己的义务，应当竭尽全力，做到问心无愧，决不允许侵犯他人的基本生存权利。而且，社会不仅表现为忠实于百姓的权利和义务，尊重人民追求良好生活品质的权利，还包含着允许权利人表露不同意见、主张、喜怒哀乐以及互相尊重的内容。毕竟，现实社会经济的环境已经非常不同，地球人都知道，那种对人性复杂性的宽容和认识，以及那种文化越来越民主宽松的经济环境。相信，只要地球上有春天，每朵花就都有开放的权利。
可是，现实生活并没有让最底层的老百姓和弱势群体如愿以偿，很多事情让人欲笑不能欲哭无泪，想忘忘不掉。
想到这里，我感觉自己的心在收缩，缩成一个核桃样的东西，上面布满了皱纹。语言像雪片一样飘零，我的所有思维都已被尘封。我只想说——还给弱势者自食其力的空间吧！
好半晌，我才从空白了良久的晨风里解脱出来，一连串的反问在我脑海里跳跃出来：卖菜人到底是个弱者、还是强者？他到底是川藏线上默默无闻的卖菜人，还是一位朴素的哲学家？因为一些连哲学家都未必能够回答出来的生存问题，答案在他的意识里竟如此的简单明了！
一个历经沧桑的卖菜人能够如此坦白地说出他的遭遇，在这个夏天，算得上是件感人的事。无论他是卖菜的还是别的什么人。
事实的确如此。一个人连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
然乌街上的宁静罩住了我，我陷入沉思的底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