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罗洛夫的相关思想集中体现在他的“新人道主义”见И.Т.Фролов.ВыступлениенаХристианскоймировойконференциив1988г.//АкадемикИванТимофиеевичФролов.С.512.又见И.Т.Фролов.Новыйгуманизм.//Свободнаямысль.1997.№4.理论中。直到生命结束，弗罗洛夫都是真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一再强调他的人道主义是现实的、科学的，是从马克思的人道主义思想出发的。罗马俱乐部的创始人贝切伊写有《人的素质》一书，把全球性问题的根源归结为人的素质。弗罗洛夫多次批评贝切伊的思想是抽象人道主义：贝切伊等人“常常不去分析世界发展中危机现象的具体社会经济原因与根源，相应的也没有指出消除这些危机现象的现实的社会政治可能性与方法。他们的基本立足点是改变意识和道德，创建新的‘有全球眼光的’世界观，建立新的‘世界意识’、‘全球性文化精神’，等等。他们说：全球性问题的解决以及人类的未来，现在直接依赖于改变‘人的素质’，依赖于人的人道主义目标、意识和道德”。［7］弗罗洛夫说他的新人道主义是马克思在19世纪中叶创建的科学人道主义，“新人道主义不仅是科学的，而且也是现实的，它依据的是把人类的高尚理想、‘世界性的同情心’（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利己主义和一切形式的思想狂热的对立面，贯彻到生活中的实践活动”。［7］概括而言，他认为他的人道主义不是道德说教，而是表现为改造现实生活的实践活动。他说：“真正的人道主义只有在存在民主、自由时才是可能的。民主、自由是一种巨大的价值，如果没有这一价值，国家和全球范围的进步就不可思议。”［7］正因为如此，他竭力使戈尔巴乔夫改革成为以人道民主的社会主义为目标改造苏联的社会实践运动，一旦付诸实践，人道主义便不是抽象的。
这里他完全误解了马克思的人道主义思想。共产主义是人道主义的彻底实现，它的科学性主要不在于它的实现建立在改造现实社会的实践活动上，而在于这些活动本身必须从客观现实条件，主要是从受物质生产力制约的社会发展状况出发。贯彻人类高尚理想但无视客观条件的实践活动本身也是抽象的，也要失败。莫泽斯·赫斯的“行动的哲学”以及毛泽东晚年的阶级斗争决定论，就是这样的抽象理论。弗罗洛夫的新人道主义面对的问题是现实的，但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步骤未必是科学的。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失败，原因在于他接受了弗罗洛夫的抽象人道主义，想通过改革实践使苏联社会人道主义化，而改革的具体措施则完全脱离实际。知识分子弗罗洛夫的主张是可以理解的，政治家戈尔巴乔夫在改革实践中照搬这些主张，则表现得非常幼稚。
三
弗罗洛夫的抽象人道主义思想、苏联哲学的人道化以及它们对戈尔巴乔夫改革发挥的影响，与俄罗斯的文化、历史及民族性格有着深刻的联系。
在讲到自己思想的形成时，弗罗洛夫一再强调他深受俄罗斯传统文化的影响。他说，在笃信宗教的母亲的培养下，他从小便熟知基督教传统，晚年又重读基督教的“圣书”，获益良多。他又说：“当然了，过去对我影响最大并一直在影响我的，是那些伟大哲学家们的著作，是俄罗斯的文学和科学，例如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8］（536）他还说：“索罗维约夫是唯心主义者，而别尔嘉耶夫甚至是反共主义者。但是我研究他们不仅仅是为了了解他们。我热爱他们，这些思想家。”［8］弗罗洛夫经常在自己的著作中引证Л.托尔斯泰、Ф.陀思妥耶夫斯基、Вл.索罗维约夫、Н.别尔嘉耶夫等人。
俄罗斯是后发展国家，它的传统文化带有前现代性质，但是与其他后发展国家相比，俄罗斯文化具有鲜明特点，其中最重要的是它的宗教性。这是俄罗斯文化的根本特点。
这一特点有众多表现。第一是它的超越性。俄罗斯文化没有经历过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洗礼，它把精神追求放在高于一切的地位，主要关注“天上”的生活和精神世界，现世的幸福，物质富足、欲望满足，被忽视甚至拒斥。孜孜追求金钱的小市民在俄罗斯受到鄙视，完善的道德、对他人的爱、精神自由、社会公正，是俄罗斯文化追求的主要目标。与上述特点相关，人们拒绝科学理性对人的支配。为了生产更多的物质财富，人必须认识并遵从科学规律，但俄罗斯人往往认为，对外在客观规律的服从意味着人的精神自由的丧失，而这是不能忍受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言“二二得四就是死亡的开始”，集中表现了俄罗斯文化拒绝科学理性支配人的决心。
第二，与上述特点相关，俄罗斯人向往以教会为中介通过爱的纽带实现人与人的和谐友爱。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的贫困、堕落，人与人的对立、冲突，社会的阶级分裂、阶级斗争，使俄罗斯知识分子看到了阶级划分和为利益而争夺的丑恶，看到了宗教的积极作用。他们的作品充满了对上帝的景仰和对人类之爱的赞美与呼唤。道德高于利益，唯道德主义者托尔斯泰受到普遍推崇。
第三是它的救世主义情怀。深刻的宗教性使俄罗斯文化越出狭隘的民族界限，遵从神的教导，以关心全人类的冷暖命运为己任。1453年东正教的中心拜占庭帝国灭亡，到16世纪初，莫斯科公国宣称前两个基督教国家——罗马帝国和拜占庭帝国都已崩溃，莫斯科是继罗马、君士坦丁堡之后的“第三罗马”，是新的基督教信仰的中心和保护者，负有拯救整个世界的使命。这种救世主义情怀被深深植入俄罗斯文化之中，历久不衰。“十月革命”后列宁宣布成立第三国际，是“第三罗马”和它体现的救世主义的再现。上述关于俄罗斯文化宗教性三种表现的论述参考了Н.А.别尔嘉耶夫的《俄罗斯思想》和В.В.津科夫斯基的《俄国哲学史》。
具有如此浓厚宗教色彩的俄罗斯文化与适应工业文明需要，高举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理性主义旗帜的西方现代文化格格不入。对西方文化和西方工业文明道路的批判，是19世纪至今俄罗斯思想文化领域的基本内容。它贯穿于斯拉夫主义与西欧主义的论战、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及托尔斯泰等人的文学创作以及俄罗斯哲学之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指出，西方文明主张人依靠科学理性追求自己的物质利益，但这必然导致血腥的战争：“你们注意到了没有，最狡猾的血腥屠杀者几乎都是最文明的大人先生们……人一旦有了文化，即使不是变得更为嗜血成性，那也一定会变得比以前的嗜血成性更坏、更丑恶。他从前在血腥屠杀里看到的是正义，于是便心安理得地去消灭该消灭的人（指中世纪与异教徒的战争——引用者）；而如今我们即使认为血腥屠杀是丑恶行为，但仍然干着这丑恶行为，而且比以前干得更多。”［10］（43—45）陀思妥耶夫斯基还强调科学理性的盛行会扼杀人的个性，使人变成蚂蚁、绵羊、风琴上的琴键、销钉。他说：理性是个好东西，这用不着争辩，但它不是人的生活的全部，只是它的二十分之一。当只有二二得四时兴的时候，还说得上什么自己的意志呀？二二即便没有我的意志也是得四。他主张人为了自由个性而与科学理性抗争：“二二得四毕竟是很讨厌的东西。二二得四——依我看来那只不过是耍无赖。二二得四它横眉竖目、双手叉腰站着挡住了你们的去路并吐着唾沫。我同意二二得四是很高超的东西；可是既然一切都得称赞一番，那么二二得五在有的时候也就是非常可爱的东西。”［10］（67）俄罗斯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家B.C.索罗维约夫1874年通过答辩的硕士论文标题便是“西方哲学的危机”，这篇论文被认为是俄罗斯哲学诞生的标志。今天俄罗斯引以为骄傲的白银时代宗教唯心主义哲学，基本精神是以基督教的抽象人道主义批判工业文明对人的奴役。此外，整个苏联文化都可以归入对西方文化和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拒斥批判之中。
以上分析表明，以基督教抽象人道主义否定西方工业文明，是俄罗斯传统文化的基本内容。弗罗洛夫代表的苏联哲学人道化思潮，实质上是俄罗斯文化在全球化背景下对西方文化和工业文明所做批判的继续。工业文明在20世纪的新发展造成的各种全球性问题和人类生存危机，激活了潜藏在弗罗洛夫及其他苏联知识分子（包括戈尔巴乔夫）灵魂深处，由俄罗斯文化培养的对美好道德和精神生活的热爱、对人的自由解放的渴望、对全人类命运的关怀，为俄罗斯文化再次对西方文化展开批判提供了新的理由、新的机会。如果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索洛维约夫、别尔嘉耶夫对西方文化的批判，在涉及西方工业文明将要给人类带来的灾难时有几分预言的成分，那么弗罗洛夫等人对科学理性崇拜及工业文明的批判，依据的则是人们眼前的事实，而且是全人类灭亡这一更为可怕的危险。受传统文化的影响，苏联哲学不可能不人道主义化，不可能不产生用人道、民主、自由、正义等精神价值改造社会的冲动。
使苏联哲学对戈尔巴乔夫改革产生重要影响的原因，除了俄罗斯文化之外还有另外两个因素。其一是好走极端的俄罗斯民族性格。关于这种性格，许多俄罗斯学者都有论述。1867年，新闻检查官A.B.尼基登科说：“俄罗斯是个奇怪的国家。这是一个形形色色的试验——社会的、政治的，甚至道德的试验，大行其道的国家，与此同时，什么东西都不可能在俄罗斯长久扎根……它的命运总是在摇摆之中，总是在无意识中由一种生活方式转向另一种。”［11］前不久去世的D.C.利哈乔夫院士说：“在俄罗斯民众中善与恶之间的摆幅特别大。俄罗斯民族是一个极端性的从一端迅速而突然转向另一个极端的民族，因此，这是一个其历史不可预测的民族。”［12］（19）1991年俄罗斯抛弃社会主义的选择，正像1917年它接受这一选择一样出人意料。它由强调科学理性和阶级斗争重要作用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哲学转向抽象的人道主义也是如此。其二是重大社会变革自上而下进行这一历史传统。公元988年基辅罗斯接受基督教，18世纪初彼得大帝改革，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以及30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戈尔巴乔夫推行民主人道的社会主义和叶利钦把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强加给俄罗斯，都是这一传统的体现。知识分子热衷于指点江山，当政者习惯于发号施令，广大民众一切听命于“上面”。这一传统为叶利钦等人制造了取得政权的有利时机，也使得当苏联剧变发生时，大多数人虽然反对国家分裂却无动于衷。
苏联哲学的人道主义化以及随后苏联社会的剧烈变化，在深层上与上述文化和历史传统等方面的特点密切相关。离开这些因素，仅仅从外部或者弗罗洛夫、戈尔巴乔夫等个人因素出发，是不能深刻理解苏联改革与苏联剧变的。这些因素之重要，我们只要与中国的改革略加比较就可以看得十分清楚。人所共知，正是缺少宗教性的中国文化的“务实”精神，中国人传统的实用理性，造就了邓小平的“不争论”和“摸着石头过河”的思想方针，从而保证了中国改革脚踏实地一步一步走向成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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