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年初，《新青年》轮到陈独秀编，然后依顺序是钱玄同、高一涵、胡适、李大钊、沈尹默。刘半农、陶孟和要去欧洲，周作人去日本，鲁迅因绍兴县馆不能再住，要找房子，找好房子后还要回绍兴接母亲来北京住，因此确定这年轮编计划时，这几个人都没有安排。
新年伊始，陈独秀发表了《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为《新青年》四支大笔之一的钱玄同辩护。钱玄同主张废汉文，陈独秀认为是“用石条压驼背的医法”，但社会上人因此怒骂讥笑钱玄同，陈独秀则当仁不让。“若是因为拥护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受到攻击谩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陈独秀字里行间，已有血光。
正月，光绪举人林琴南化名林之，在《新申报》发表小说《荆生》和《妖梦》，攻击陈独秀等《新青年》同人。小说《荆生》里讲，有三个人在一起放言高论，诋毁前贤，被荆生痛打了一顿。“田必美”指陈独秀，“必美”与“独秀”同，“狄”与胡适的“胡”同，“金心异”与“钱玄同”同。“伟丈夫”“荆生”，指其学生、军部次长徐树铮。
小说《妖梦》里的教务长田恒影射陈独秀，副教务长秦二世影射胡适，白话学堂校长元绪影射蔡元培。林纾写道：白话学堂有一“毙孔堂”，田秦二人毁伦常，赞扬白话文，元绪则点首赞赏。有一个能啖月亮的罗喉罗王妖魔直扑白话学堂，“攫人而食，食已大下，积粪如邱，臭不可近”。
这两篇影射小说，如同两支暗箭，和张厚载的明枪，遥相呼应。
蔡元培和林琴南都是清末举人出身，以前也认识，入主北大时，有人提到聘林纾教国文，蔡元培考虑其桐城文风已过时，未加聘用。蔡元培不聘林纾后，徐树铮请“恩师”到自己主办的北京正志中学讲授《史记》。林纾希望“荆生”打“田必美”，就是唆使北洋军阀干涉新文化运动。刘半农已明显感到，文字狱黑影渐渐压了过来。
2月，《神州日报》发表北大学生张豂子（张厚载）《半谷通信》，说陈独秀、胡适、陶孟和、刘半农等人，以思想激烈，受到政府干涉，陈独秀已去天津，态度消极云云。
无风不起浪，张厚载发表《半谷通信》，起因是北大关于文理合并的改革。理科的秦景阳等人不帮夏浮筠，恨他废止年功加俸和每年更换聘约制度（不知道本是胡适的主张），也不希望本科学长落到陈独秀头上，建议用教务长取代学长。蔡元培还没有采纳，张厚载便迫不及待将此消息公布，加上揣测之辞，犯了捕风捉影之忌。
张豂子去年曾给陈独秀写信，对钱玄同、胡适、刘半农、沈尹默等人一一批评，遭到陈独秀等人的严厉反驳。他这次制造谣言，含有出气的成分，得到旧派的欢迎，立即被《神州日报》等报刊转载。3月初，张厚载变本加厉，又在《神州日报》发表《半谷通信》说“北京文科学长近有辞职之说，记者往访蔡校长，询以此事，蔡校长对于陈学长辞职一说，并无否认之表示”。
3月10日，惊蛰已过了几天，前夜的雨雪还未干，地湿漉漉的。胡适致函《北京大学日刊》说：“两个星期以来，外面发生一种谣言，说文科学长及胡适等四人，被政府干涉，驱逐出校，并有逮捕的话，并说陈先生已逃至天津。这个谣言越传越远，竟由北京电传到上海各报，惹起了许多人的注意。这事乃是全无根据的谣言。”
3月中旬，陈独秀在《每周评论》第十三号上发表署名“只眼”的文章《关于北京大学的谣言》说：“张厚载因为旧戏问题，和《新青年》反对，这事尽可从容辩论，不必藉传播谣言中伤异已。若是无心传下来，岂不失了新闻记者的资格吗？若是有心传播，更要发生人格问题了。”林琴南是翻译家，陈独秀仍称“林先生”。
胡适和陈独秀公开驳斥张厚载谣言后，蔡元培发表《致神州日报函》，替陈独秀“辞职”辟谣，并依据大学规章，勒令张厚载退学。张厚载平常不专心学习，曾请假休学，后又消假，蔡元培对他印象本来就不好。
《神州日报》关于陈独秀、胡适、陶孟和、刘半农等人因政府干涉，离开北京的消息后，引起了南方舆论的关注，上海《时事新报》发表评论，谴责徐世昌任总统的北洋政府说：“今以出版物之关系，而国立之大学教员被驱逐，则思想自由何在？学说自由何在？以堂堂一国学术精华所萃之学府，无端遭此侮辱，吾不遑为陈、胡诸君惜，吾不禁为吾国学术前途危。愿全国学界对于此事速丽以确实调查，而谋取以对付之方法；毋使庄严神圣之教育机关，永被此暗无天日之虐待也。”
陶行知看到报上说胡适、陈独秀等人被撵出北京，十分高兴，正准备联系几个人一起写封信，欢迎他们到南方来，不料，报上又出现了陈独秀避遥的声明。陶行知连呼：“可惜！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