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躲避风头,李大钊1919年7月下旬回老家一趟。尽管报上讲仲甫受了两次拷刑,陈夫人也担心仲甫胃病发作,但有章行严给龚心湛写信、田桐致徐世昌函,估计仲甫没有生命危险。李大钊走后,《每周评论》由胡适来代编。本来,胡适不主张谈政治,现在,他不得不谈点了。
和李大钊一起编辑周报后,胡适思考的最多的问题是,如何在无法避免谈政治的情况下,谈点较基本的问题。7月20日,他在《每周评论》三十一号发表《问题与主义》。去年,李大钊先后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宣扬苏联的十月革命,介绍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今年5月,李大钊将他负责编辑的《新青年》第六卷第五期编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并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胡适认为,这是“被盲目接受、危险的”教条主义。因为针对的是《新青年》内部的朋友,胡适口气婉转,只是“稍加批评”:
第一,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
第二,着重外来进口的“主义”对[解决]中国[实际]问题,是没有用处的。我并说明一切主义都是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实际问题所提出的实际的解决方案。我说如果我们不去实地研究我们自己现有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的需要,单会空谈一些外来进口的抽象主义,是毫无用处的。
第三,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无耻的政客利用来做种种自私害人的事。
虽然口气很友好,但内容是很严重的。李大钊偕长子李葆华回家时,带了这期《每周评论》。他到昌黎县城北十二里远的五峰山避署,在韩文公祠写了《再论问题与主义》,拉杂写了三五千字,自觉口气还是心平气和的,其中提到陈独秀的态度:
所谓过激主义,《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同人,谈俄国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议论很少,仲甫先生和先生等的思想运动,文学运动,据日本《日日新闻》的批评,且说是支那民主主义的正统思想。一方要与旧式的顽迷思想奋战,一方要防遏俄国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潮流。我可以自白:我是喜欢谈谈布尔什维克主义的。
李大钊的话表明,他本人是少数派,因为陈独秀和胡适是站在一边的,是问题派。反复看了几遍后,别封寄出。
胡适将李大钊的文章(二论问题与主义)登在8月17日第三十五号《每周评论》上,并写了《三论问题与主义》刊登在下一期的《每周评论》上。在这篇文章里,胡适提出了一个著名的结论:多研究问题,少谈些主义。
多研究些具体的问题,少谈些抽象的主义。一切主义,一切学理,都该研究,但是只可认作一些假设的见解,不可认作天经地义的信条;只可认作参考印证的材料,不可奉为金科玉律的宗教;只可用作启发心思的工具,切不可用作蒙蔽聪明,停止思想的绝对真理。如此方才可以渐渐养成人类的创造的思想力,方才可以渐渐使人类有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方才可以渐渐解放人类对于抽象名词的迷信。
因为带着阻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这样明显的目的,胡适关于“主义和学理”的论述,包含着带有美国精神的阶级偏向。文章写好后,胡适意犹未尽,又写了《四论问题与主义》,专谈输入学理的方法又写了《四论问题与主义》,并打算在8月31日《每周评论》三十七号上发表后写的这一篇。不料头一天,北洋军阀政府警察突然查封了《每周评论》,一切财物被充公。《四论问题与主义》已经校印完毕,也被抄走了。
解放后,大陆领导了对胡适思想的批判运动,内容之一,是批判胡适在问题与主义问题上的观点。胡适本人在美国看到了大陆对他的批判,说:
在这场大规模的清算胡适思想运动之中,他们的重点便是阐明,胡适思想的全部,和胡适所有的学术著作,都是以反对马克思主义为目标的。他们所提出的证据便是我那《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两篇文章。他们总是征引我在一九一九年所写的那些早年著述,作为他们所谓我一切学术著作背后所隐藏着的阴险动机的铁证!他们说我在一九一九所作的整个有关[问题与主义]的讨论,不只是[学术性]的辩难;而是对我的同事李大钊和他的朋友们,那时正在发起的马克思主义运动一种[恶毒的]攻击。
在胡适看来,他和李大钊1919年的争论,“只是[学术性]的辩难”。